人才，首先是人，然后才是才（材）。相对于才（材），人是性。人与才的关系，实为性与才的关系。

 

性者，人之所以为人者是也。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性观念，然而无论其有多大差异，性总是表示一个人的为人之道的。与之相应，才则表示一个人的处事之方。人才概念所标志的乃是一个人的为人之道与处事之方的综合素质。为人得道、处事有方，是人才之成其为人才的基本标准。

 

纵观中国历史，国人的人才观向来偏颇。先秦且不去说它，汉代以孝治天下，于人才乃是偏执于性（德行），甚至只看性（德行）。至曹魏，其屡言“唯才是举”，而忽于性（德行）。晋行九品中正，更是置才、性度外，单看门第出身了。隋唐以降，实行科举，主要以书面考试来选拔人才，则是去实就华，是为重人才之表，轻人才之质。以是人才递降，国势日衰，以至于清而终于沦为半殖民地。新中国建立以来，先是强调“又红又专”，似乎是才性并重，实则偏执于“红”（性），乃至于发展到“文革”时期的“政治可以冲击其它”（林彪语），完全以“红”（性）取代了“专”（才）。改革开放以来，则是反“文革”之道而行之，以“专”（才）取代了“红”（性）——尽管表面上亦非不顾“红”（性），然其“红”（性）的标准则流于形式主义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之类，似乎只要不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便足显其“红”（性）矣。以其如此，“人才济济”的政界其腐败之风遂愈演愈烈，以至于今仍难以有效地扼制。

 

自胡总书记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乃于人才观念上开始了其拨乱反正的过程，然而至今似乎尚未见其显著的成效。究其因，实由于普遍地仅是从发展观角度来理解“以人为本”，而鲜有从人才观方面来发明“以人为本”之义理者。

 

“以人为本”理应体现于人才观，按此观点，论人才必“以人为本”，即以人（性）为人才之首要的基本方面。

 

当今之世，人才的基本标准应是民主（包括自由、平等、博爱）与科学（包括技术、技能），其中民主是人（性）方面的标准，科学是才（材）方面的标准。在人才观上，所谓“以人为本”，也就是以民主为本，亦即以民主为科学之本，是在于强调离开民主，便没有科学——就是有所谓科学，也非促进人（性）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科学。

 

如果说在发展观上“以人为本”乃是意味着强调科学技术及以之为主导的社会经济发展应以增进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幸福为价值目标的话，那末，在人才观上“以人为本”就是意味着强调人之才（材）的发挥应以促进人（性）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旨归。换言之，凡有害于人（性）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才（材），皆非真才（材）也。真才（材）者，充分体现民主之性，足以实现民主之性的科学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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