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行人之诗论（19）：读《诗式》：取境险奇—炼字泯痕—逸趣天成
钟茂初
唐代诗僧皎然所作《诗式》，侧重诗歌风格与境界分类，提出“取境”“自然”等概念，影响后世意境理论。《诗式》论诗之髓，在于“取境须至险至奇，成篇归自然天真，于苦思中得神诣，方臻逸格”。
核心观点：
1. 取境险奇（构思阶段） 皎然主张“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强调构思应突破常轨。 如韩愈《谒衡岳庙》“喷云泄雾藏半腹，虽有绝顶谁能穷”，以奇险之语构岳渎之境。
2. 自然天真（完成状态） “成篇之后，观其气貌，有似等闲不思而得”，最终需复归自然。 如陶渊明《饮酒》“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看似平淡，实乃匠心独运后之返璞归真。
3. 苦思神诣（创作过程） “至苦而无迹”（《诗式·诗有六至》），诗人需经艰苦锤炼而泯灭斧凿痕。 如杜甫“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其诗却如“无边落木萧萧下”般浑成自然。
4. 逸格为标（审美境界） 皎然以“逸格”为最高品第，谓“风情耿介曰逸”，乃情志高逸与形式自然的统一。 如王维《终南别业》“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超然物外，逸趣天成。
皎然在《诗式》中所构建的诗歌理论体系，以“取境险奇”为构思起点，“苦思神诣”为创作过程，“自然天真”为表现形态，“逸格为标”为审美极致，深刻揭示了诗歌创作中“人工锤炼”与“天工自然”的辩证关系。该理论突破单纯追求形式或情感的局限，强调通过极致构思与艰苦锤炼，最终实现“技巧泯痕、逸趣天成”的境界，为后世诗歌创作提供了极具操作性的审美指引。唐宋诗人于创作实践中深入践行这一理念，留下诸多传世名篇，为我们理解“逸格”的审美逻辑提供了独特而鲜活的例证。
一、取境险奇：突破常轨的构思，铸就诗的独特风骨
皎然提出“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此处“险奇”并非指意象之怪诞，而是强调构思应突破常规思维，从易被忽略的角度或非惯常的视角捕捉物象、构建意境，使诗歌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风骨。“取境险奇”的核心在于“新”与“奇”——通过打破传统审美惯性，使读者在阅读时产生“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审美惊喜，为诗歌的“逸格”奠定意境基础。
李贺《雁门太守行》堪称“取境险奇”的典范。诗中“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四句，在意境构建上完全突破了传统边塞诗的常规手法。传统边塞诗多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一类开阔意象营造意境，而李贺却选取“黑云压城”的压抑视角——“黑云”本为自然天象，但与“城欲摧”结合，顿生压迫之力，似敌军压境的紧张氛围扑面而来；“甲光向日金鳞开”则在压抑背景下迸发金色光芒，形成强烈的色彩与情绪对比，于紧张中透出希望；“塞上燕脂凝夜紫”以“燕脂”（胭脂）喻指血迹，将残酷战争与艳丽色彩结合，构建出既悲壮又奇诡的意境。此种取境方式跳出传统审美框架，以“险奇”之笔展现战争的紧张与悲壮，使诗歌开篇即具独特艺术张力，完美诠释“至难至险，始见奇句”的创作理念。
再看王安石《登飞来峰》：“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该诗的“取境险奇”体现于视角的非常规选择。传统登高诗多从“登高望远”的惯常视角抒发怀古或思乡之情，而王安石则立足“千寻塔”这一极高位置，将视角延展至“鸡鸣见日升”的奇幻场景——“闻说”二字表明并非亲见，而是基于塔高的想象，打破了现实视角的局限，使意境开阔奇崛；后两句“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更将物理上的登高转化为立身处世的哲理视角，以“浮云遮眼”喻指世俗纷扰，以“身在最高层”象征超脱境界，使诗意从自然景致升华为哲理思考。此种取境方式突破了传统的情感局限，以“险奇”视角实现景、情、理的融合，为“逸格”注入了深刻思想内涵。
二、苦思神诣：锤炼无痕的过程，夯实诗的艺术根基
皎然提出“至苦而无迹”，强调诗歌创作需经艰苦锤炼，而最终作品须泯灭雕琢痕迹，达到“看似等闲不思而得”的效果。“苦思神诣”的核心在于“炼”与“藏”——“炼”指对意象、语言、节奏反复打磨，使每一字句精准传达情志；“藏”指将锤炼痕迹隐藏起来，不令读者觉察技巧的刻意，使诗歌呈现自然天成之质。这种“苦思”与“无痕”的辩证，是实现“自然天真”与“逸格”的关键。
贾岛《题李凝幽居》中“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的典故，正是“苦思神诣”的生动体现。贾岛于创作时曾为“推”“敲”二字反复斟酌——“推”字显得随意安静，契合“幽居”静谧氛围；“敲”字则带来轻微声响，在月下寂静中形成“以动衬静”之效，更凸显清幽意境。经长时间“苦思”，最终选定“敲”字，这一选择建立于对意象与意境的精准把握之上。而在读者看来，“僧敲月下门”却极为自然，仿佛即景而成，全无锤炼痕迹。此种“至苦而无迹”的创作，使诗歌语言既精准又自然，为“自然天真”奠定了艺术根基。
再看黄庭坚《登快阁》：“痴儿了却公家事，快阁东西倚晚晴。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朱弦已为佳人绝，青眼聊因美酒横。万里归船弄长笛，此心吾与白鸥盟。”该诗看似挥洒自如，实则句句经精心锤炼。如“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中，“落木”较之“落叶”更突出树木的高大与萧瑟，与“千山”的广袤相呼应；“天远大”不仅言空间之辽阔，更蕴含时间之悠远，使意境更具层次；“澄江一道”之“道”字，赋予江水线性流动之感，与“月分明”的静谧构成动静结合。这些遣词选字皆是“苦思神诣”的成果，但呈于读者面前却无斧凿之痕，反令人感到“倚晚晴”时的悠然洒脱。这种“锤炼无痕”的创作，使诗歌在艺术精度与自然质感之间取得完美平衡。
三、自然天真：技巧泯痕的形态，展现诗的本真之美
皎然强调“成篇之后，观其气貌，有似等闲不思而得”。此处“自然天真”非指创作过程之随意，而是指作品呈现出一种“无技巧”的质感——读者觉察不到诗人的刻意经营，仿佛诗歌是情感与景象的自然交融。“自然天真”的核心在于“真”与“淡”——“真”指情感真挚，不矫揉造作；“淡”指语言质朴，不追求华丽辞藻，使诗歌回归“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本真之美，为“逸格”提供自然的表现形态。
韦应物《滁州西涧》是“自然天真”的典型代表。诗中“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语言质朴无华，所选意象如“幽草”“黄鹂”“春潮”“野渡”等皆为寻常景物，然组合在一起却自然成趣。诗人未加任何华丽修饰，亦未刻意安排结构，只是如实记录眼前所见：幽草之静、黄鹂之鸣、春潮之急、野渡之寂，诸景自然串联，宛如一幅天然水墨。读者在品读时，觉察不到技巧痕迹，只觉是诗人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对幽草的怜爱、对自然的欣赏、对闲适生活的向往，皆蕴含于平淡的景语之中。此种“自然天真”的表现，使诗歌具备“看似等闲不思而得”的质感，深合皎然的审美追求。
再看陆游《游山西村》：“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该诗的“自然天真”体现于情感的真挚与语言的质朴。诗人以“莫笑”开篇，拉近与读者的距离，宛若与友闲话农家生活；“腊酒浑”“足鸡豚”等语不加美化，真实展现农家的淳朴好客；“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更似自然流露的人生感悟，而非刻意的哲理说教，出自“游村”经历的自然提炼。全诗语言通俗，情感真挚，仿佛随手写就的游记，毫无雕琢痕迹，却使读者深切感受乡村生活之美与人生智慧。此种“自然天真”的形态，赋予诗歌本真的魅力。
结语：
皎然在《诗式》中提出的“取境险奇——苦思神诣——自然天真——逸格为标”的理论体系，本质上深刻把握了诗歌创作中“人工”与“天工”的辩证关系：“取境险奇”与“苦思神诣”是“人工”的极致，确保诗歌具有独特意境与精准表达；“自然天真”是“天工”的呈现，确保诗歌泯灭技巧痕迹，回归本真之美；而“逸格”则是“人工”与“天工”的完美统一，是诗歌创作的审美极致。
唐宋诗人的创作实践，如李贺、王安石的“取境险奇”，贾岛、黄庭坚的“苦思神诣”，韦应物、陆游的“自然天真”，皆印证了这一理论的科学性与实践价值。皎然的诗论仍具现实启示：诗歌既需“险奇”的构思与“苦思”的锤炼，又应避免技巧的刻意显露，最终实现“自然天真”与“逸趣天成”的境界，使诗歌于“人工”与“天工”的平衡中，传递真挚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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