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城博物行 

在七月最炎热的季节来到新加坡参加学术活动，每天都在高温中烘烤，在太阳下真正感受到什么是“人间蒸发”。虽然室内的场所都有空调，但每一次走到外面反而因巨大的温差感到热浪更加袭人。现在又是旱季，没有雨水来降降温，而海洋性气候使湿度非常高，天天都是桑拿天。

我们的学术活动也像天气一样火热，大家各抒己见，充分讨论。我讲的内容是关于青藏高原从海到陆隆升过程中的生物圈变化，在新加坡这个接近海平面的地方对比世界上最高的高原，尤其充满趣味。新加坡虽然国土面积非常小，但其中还有23%属于森林和自然保护区，因此其现代的生物圈也相当有特点，是我们从事远古生物研究可以进行“将今论古”对比研究的一个“样方”。另一方面，由于高度的城市化，新加坡的自然生态已经不能反映出这个地区的原始面貌，因此自然博物馆的藏品将是管窥过去的一个窗口。

恰好，在新加坡这个充满现代都市魅力的国家，除了繁华的购物区、壮观的滨海湾和独特的花园景观，真有一处能让人们深入了解自然与历史奥秘的地方——属于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自然博物馆，其前身是1889年成立的莱佛士博物馆，即后来的新加坡国家博物馆。莱佛士博物馆的生物多样性研究主要围绕两部分进行：植物学和动物学收藏。1972年，政府将新加坡国家博物馆保存的自然史藏品移交给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动物学系，之后，这批藏品被安置在多个临时处所。新加坡国立大学为这些藏品新建的博物馆于2015年落成，今年刚刚纪念了对外开放十周年。这座博物馆馆藏56万件动植物标本，不仅是知识的宝库，更是一扇通往奇妙自然世界的大门。从市中心乘坐公共汽车可以直达，时间约一个小时，在新加坡称得上长途旅行了。

当我第一次站在新加坡自然博物馆前，就被它独特的建筑风格所吸引。这座建筑的岩石外貌和植物覆盖与周围的大学建筑和自然环境融为一体，既现代又不失古朴。入口处简约而大气，没有过多华丽的装饰，却透露出一种对自然纯粹的敬意。走进博物馆，柔和的灯光从天花板倾泻而下，门厅的巨幅装饰壁画，以鸟类羽翼、动物骨骼、植物叶子以及蝴蝶翅膀等排列出大大小小的圆形图案，强调大自然中的生物多样性，让人迫不及待地想要开启这场自然历史的探索之旅。跨入第一个展厅就看见摆放着大王花、巨花魔芋等珍稀植物一比一制作的标本模型，瞬间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过去，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自然的故事。壁橱和展柜里满是精美的植物腊叶标本，大大小小的树木年轮切片让观众触手可及，展示着地球上各种令人惊叹的植物及其构成的自然景观。

实际上，博物馆的整个一楼都以生物多样性为主题，宛如一个浓缩的自然世界，将地球上，尤其是东南亚丰富多样的生物种类一一呈现在观众眼前。各种动物标本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展厅的各个区域，虽然它们都早已凝固不动，但仍然让人感受到生命的活力，尤其是配合着绘画、照片和视频，仿佛色彩斑斓的蝴蝶在花丛中翩翩起舞，形态各异的昆虫在树叶间栖息，还有那些灵动的鸟类在枝头欢唱，栩栩如生的场景让人仿佛能听到它们的声音，嗅到热带雨林的生机。

沿着展厅的通道前行，便来到了海洋生物展区。虽然新加坡著名的海洋馆中有大量活生生的水中生物，但自然博物馆里的展示在知识方面更加全面和系统。其实新加坡对生物多样性知识的传播相当重视，除了海洋馆，还有新加坡动物园、夜间野生动物园、河川生态园、新加坡飞禽公园、亚洲雨林探险园等展示现生动物。新加坡植物园和国家胡姬园展示热带植物和雨林生态，以及对兰花的聚焦。城市中心的福康宁公园曾是新加坡的第一个植物园，现在也是一个认识珍稀植物的好去处。

自然博物馆通透的玻璃展柜中陈列着各种各样的海洋生物标本，从微小的浮游生物到庞大的鲨鱼骨骼，应有尽有。五彩斑斓的珊瑚礁、神秘的深海鱼类、优雅的海龟，每一件标本都仿佛在讲述着海洋的故事。通过这些标本，观众不仅了解到了海洋生物的多样性，还深刻感受到了海洋生态系统的复杂与脆弱。最大的一具完整鲸鱼骨架属于抹香鲸，它于博物馆开馆的2015年被发现死于裕廊岛海域，博物馆最终将其制作为骨架标本展出，还特别陈列了在它胃内发现的大量人类弃入海中的垃圾。包括金属易拉罐在内的异物可能正是造成这头抹香鲸死亡的原因，由此提醒我们要更加珍惜和保护与我们共同拥有地球的其他生物们。

在哺乳动物展区，我看到了许多熟悉又陌生的动物。可爱的长鼻猴一家盘踞在树枝上，奇特的模样让人忍俊不禁；憨态可掬的马来貘，成年黑白相间的毛色和幼年布满星斑的身体，让人想要亲近；还有那威风凛凛的老虎张牙舞爪，展现出百兽之王的霸气。说来有趣，13世纪时，苏门答腊的一位王子乘船在此登岛狩猎，看见一头形似狮子的野兽，就以梵文命名为Singapura，意为“狮子城”。但东南亚并无野生狮子分布，推测王子所见可能是马来虎。这些标本不仅展示了哺乳动物的形态特征，还通过旁边的文字介绍和多媒体展示，让观众了解到它们的生活习性、分布范围以及面临的生存挑战。

在东南亚丰富的灵长类动物中，红毛猩猩无疑是一个明星，在自然博物馆中也是最吸引人的展品之一。来自苏门答腊的红毛猩猩标本展示了其独特的面部圆盘特征：成年雄性红毛猩猩的面部具有显著的圆盘状脂肪垫，表面覆盖有白色细毛，随年龄增长而扩大。这一特征在标本中清晰可见，是其性成熟与领地宣示的标志性器官。苏门答腊红毛猩猩的雄性体重可达90公斤，体长将近1米，毛色呈浅红色，较婆罗洲的红毛猩猩更长且颜色更浅，博物馆的展柜设计便于观察其魁梧体态与红色长毛的细节。红毛猩猩分布于苏门答腊低地至山地的森林，以200余种植物的果实、花叶及小型哺乳动物为食，标本姿态还原了其树栖取食的习性。据介绍，研究证实红毛猩猩的智商相当于4-5岁人类儿童，能制作工具、模仿人类行为。野生个体甚至被观察到使用药用植物自我治疗伤口，凸显高度认知能力。然而，由于棕榈种植扩张以及非法捕猎，红毛猩猩的栖息地锐减超过50%，现存不足3万只。博物馆的红毛猩猩标本不仅展示了其物种的独特性，更通过生态背景揭示塑料污染、森林砍伐对其生存的致命影响，兼有强烈的警示价值。

除了这些常见的生物类型，生物多样性展厅还有许多独特的区域，如微生物展区、真菌展区等。有些平时难以用肉眼观察到的微小生物，在这里通过高科技的展示手段，被放大呈现在观众眼前，让我们对生命的微观世界有了全新的认识。在微生物展区，通过显微镜和电子显示屏，可以看到细菌、病毒等微生物的形态和结构，它们虽然微小，却在地球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影响着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

作为古生物研究者，我对化石尤为关注。而对于许多参观者来说，恐龙展区无疑是博物馆中最具吸引力的地方之一。走进恐龙展区，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远古时代。巨大的恐龙骨架高高耸立，占据了展厅的大部分空间，让人不禁为这些远古巨兽的庞大身躯而惊叹。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是三具近乎完整的梁龙化石，其骨架的化石部分超过90%。这些梁龙化石发掘于美国怀俄明州的达纳采石场，它们生活在距今约1.5亿年前的晚侏罗世时期。这三具梁龙化石分别为一雌一雄和一条长12米的未成年个体，它们尚未被正式研究定名，而是被各自取了一个“昵称”。雌性叫Apollonia，2007年被发现，身长约24米，其保存完好的头骨，包括眼眶部位和下颌，是与近乎完整的骨骼一起被发现的。这种保存程度极为罕见，因为如此大型恐龙相对小巧而精致的头骨很少得以保存。Apollonia的颈椎较为狭窄，肢骨纤细，可能是性双形的表现。雄性个体为Prince，发现于2008年，身长约27米，其头骨被发现附着在一长串颈椎骨上。Prince是迄今发现的最为完整的蜥脚类骨架之一，所有主要骨骼部位都保存完好。其体型较为粗壮，颈椎更为宽阔，四肢也更加结实，与雌性的Apollonia有所不同。未成年个体取名Twinky，于2009年发现，身长只有成年个体的一半。Twinky拥有完整、未受扰动的一连串脊椎骨，从寰椎一直延续到鞭状尾部的起始处。

站在这些巨大的恐龙化石脚下，仰望着它们长长的脖子和尾巴，仿佛能看到它们在远古的草原上悠闲漫步的场景，感受到了它们曾经的威严与力量。除了梁龙化石，恐龙展区还介绍了其他著名的恐龙，如霸王龙、三角龙、剑龙等。这些恐龙各具特色，有的凶猛无比，是当时的顶级掠食者；有的则温顺食草，以独特的防御方式在残酷的自然环境中生存。通过旁边的多媒体展示和专业讲解，观众可以了解到恐龙的进化历程、生活习性以及它们灭绝的原因。恐龙在地球上生存了长达1.6亿年之久，它们的灭绝至今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科学家们提出了各种假说，如陨石撞击、火山爆发、气候变化等，但每一种假说都还存在着争议。

灵长类与人类演化密切相关，东南亚不仅有灵长类的高度多样性，同时在人类起源的探索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新加坡自然博物馆也通过模型陈列系统地刻画了人类演化的脉络，其中就包括著名的“桑吉兰17号”爪哇人头骨。

1891年，荷兰解剖学家杜布瓦在印尼中爪哇特里尼尔地区发现第一个爪哇头盖骨，1892年出土股骨化石，成为世界上最早确认的直立人化石之一。20世纪30年代起，古人类学家孔尼华与雅各布在特里尼尔附近的桑吉兰遗址发现超过20具化石，包含多件头骨及下颌骨。1969年当地农民意外发现桑吉兰17号头骨，是迄今保存最完整的成年男性直立人头骨化石。爪哇人头骨的颅骨低平、骨壁厚重，前额倾斜，眉脊突出呈屋檐状；脑容量早期约800毫升，晚期增至1029-1200毫升；骨干笔直，股骨头浑圆，股骨颈短粗，大转子发育良好，与现代人股骨高度相似，证实其已具备完全直立行走能力。同位素测定显示爪哇人活动于约150万至50万年前，部分证据表明最早可溯至240万年前。爪哇人化石集中发现于印尼爪哇岛梭罗河谷，尤以桑吉兰遗址为核心区，该遗址记录了240-12万年前的环境与生物演化序列。爪哇人化石的发现首次为人类直立行走演化提供直接解剖证据，桑吉兰遗址出土化石超过全球已知直立人化石总量的一半，对研究人类迁移与多地区演化模型尤为关键。

博物馆的二楼主要展示了与新加坡以及东南亚地区自然历史相关的文物和标本，以及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展品，反映出新加坡诸岛作为栖息地、家园和航海地标的关键作用——将自然、历史与文化的故事交织在一起，同时为这个国家的群岛特性提供了全新视角。走进生物遗产展区，首先看到的是一些早期探险家在东南亚地区进行自然考察时所使用的工具和装备，如望远镜、罗盘、标本采集箱等。这些陈旧的工具虽然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功能，但它们却见证了人类对自然的探索历程，让我们感受到了早期探险家们的勇气和执着。在展区的中央，摆放着一些珍贵的动植物标本，这些标本大多来自于19世纪和20世纪初，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尽管面积不大，但新加坡所蕴含的丰富生物多样性和人类历史，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视角，让人类得以了解我们是谁，以及这座岛屿的未来。

我来新加坡之前，其实脑海了反复浮现的一个人就是“华莱士线”的提出人英国博物学家阿尔弗雷德·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他于1854年4月18日抵达新加坡，在马来半岛采集六个月，之后便开始长达八年的岛屿探险，期间一共采集超过12.5万件动物标本，并最终发现了划分东洋界和澳洲界的华莱士线。因此，在新加坡一定能找到他的踪迹，果然在自然博物馆的二楼为华莱士设立了一个专门的展区。多年来，许多博物学家曾登陆新加坡的海岸，而该岛的自然遗产也因此受到了众多发现和研究成果的影响。自然史的研究与对环境的密切观察和记录密不可分，而华莱士正是这一实践的杰出典范。华莱士的考察活动遍及东南亚岛屿，而新加坡成为其后方基地，他不时返回这里，将采集的标本整理好送回伦敦。博物馆通过一段视频追溯了华莱士在新加坡的足迹，展示了这座岛屿从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头十年的城市风貌和生物多样性。

在野外研究过程中，华莱士的身边经常有一名寡言少语的得力助手陪伴左右，他就是马来人阿里。阿里一开始主要是为华莱士做饭，但他很快就学会了打鸟，更重要的是成为剥制鸟类标本的好手。据统计，在华莱士的8050只鸟类标本中，大部分都是由阿里采集制作的。为了纪念他们富有成效的合作，在自然博物馆外竖立了华莱士和阿里在野外考察中的塑像。

参观者离开新加坡自然博物馆时，心中一定会充满对自然的敬畏和对知识的渴望。观众将对自然历史有更深入的了解，也让他们深刻认识到保护自然环境的重要性。这座博物馆不仅是一个展示自然奥秘的场所，更是一个传递自然科学知识、培养人们环保意识的教育基地。它就像一本生动的自然史书，每一件展品、每一个展厅都讲述着自然与历史的故事，等待着更多的人去探索、去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