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主义”之我见

------也议“女科学家主导科学”时代的到来

冯兆东

2014-08-05

一年一度的由中国国家基金委主持和颁布的“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名单揭晓了。2014年的200名获得者中男性占179名（90%），女性仅占21名（10%）。这一性别比例反映的问题是深层的。我认为：这一深层问题可能有两个重要的起因：①男人的性别歧视仍然严重，②女人的女权意识仍然不足。实际上，这两个起因正是“女权主义”所关注的焦点问题。

19世纪末（1880-1990）是“女权运动”的第一次浪潮，其要求性别之间的生命全程平等。20世纪中期（1960s）之后的第二次浪潮强调两性间分工的自然性并消除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现象。新近的第三次浪潮提议女性自尊、自省、自爱、自觉、自理、自治。就像黑人在争取他们在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社会）的平等权利过程中付出了昂贵代价一样，女人为了争取她们在西方社会（包括北美和西欧）的平等权利也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经过了几代女人们的艰辛奋斗，男人们（至少正常的男人们）已经完全被说服：女人的智商、情商、政商（玩转政治的能力）都不亚于男人。德国总理莫克尔，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和赖斯，中国前副总理吴仪，等等都证明了女人的实力。我这里只聊聊“科学界的两性平等”问题。

虽然“女权运动”开始于19世纪末，但使“女权运动”有机会展开的因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女人走出家门和挣钱养家的机会，让女人有了“经济独立和人身自由”的体会。避孕药的普遍使用（1960s）使得女人有了完全掌权自己命运的可能，也使女人们有了要求“同工同酬”的本钱（即“女权运动”的第二次浪潮）。

先是“经济独立和人身自由”的体会（二战前），后是“同工同酬”的本钱（二战后），接下来的自然是“接受教育的同等机会”。有了“接受教育的同等机会”后，女人们自然想要尝试“社会地位同等”的可能。之后的实践证明：她们是有实力实现“社会地位同等”的。

女人们一直在努力地（甚至艰苦卓绝地）向“男性主导的社会”展现着她们自己的实力。同时，社会的慢慢觉醒迫使和/或 促使政治家们用“立法”和“立规矩”的方式来为“女权运动”保驾护航。尽管女人们已经努力了近一个世纪了，尽管觉悟了的政治家已经尝试了近半个世纪的保驾护航，但“女权运动”在西方社会并没有彻底完成。例如，大约十年前美国的一家高等教育杂志做过的一个统计表明：女性占大学生的比例约50%，占硕士生的比例约40%，占博士生的比例约30%，占大学教授的比例约20%，占著名大学教授的比例仅为10%。他们将上述的比例递减归因于“女权运动”的没有完成。

该统计也表明，过去半个世纪的“女权运动”在科学界取得了巨大成功。我本人过去三十年在参加西方一些学术会议的过程中也亲眼见证了“女权运动”在科学界取得的巨大成功。我这里举一个“欧洲地学联合会”（European Geosciences Union，即EGU）获奖科学家性别比例变化的例子。

“欧洲地学联合会”是欧洲最大的地球科学学会，承办大约十份国际杂志，每年举办一次有近万人参加的学术年会。“欧洲地学联合会”的每个分支都设立了荣誉性很高的奖项，每年都以同行提名的方式遴选出得奖者。我统计了我参与过的三个分支（古气候学、海洋学、水文学）自1980年以来得奖者的性别比例。我的统计表明：上世纪的得奖者中几乎没有女性。本世纪开始，女性得奖者几乎呈逐年增加的趋势。2014年的得奖者中，女性占了几乎50%。一位2014年的女性获奖者在发表获奖感言时毫不含糊地感谢了“女权运动”，她也骄傲地陈述了她对“女权运动”的贡献。

现在，我把话题拉回中国来。2014年的200名“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中男性占90%，女性仅占10%。这一性别比例反映的问题是深层的。我认为：这一深层问题可能有两个重要的起因：①男人的性别歧视仍然严重，②女人的女权意识仍然不足。

先说说“男人的性别歧视仍然严重”的问题。我们一方面在主张“生男生女都一样”，另一方面又缺乏“男女都一样”的社会环境。目前存在的“独生子女”中的庞大女性队伍和普遍存在的“性别歧视”真得让人很是心痛。这个心痛不应该仅仅是正在找工作和求学的女性和她们的父母的心痛，它应该是整个社会的心痛。这个心痛不仅需要政府的“介入性治疗”，更需要全社会各行各业的“介入性治疗”。“男人的性别歧视仍然严重”绝对是我们的社会文明程度不高的标志。它可能有三个根源：①几千年的封建文化（男尊女卑），②过去几十年的“女人能顶半边天”的官方做法并没有将“男女平等”意识有效地根植于男人个体，③改革开放后的“经济效率观”将我们在“男女平等”方面的文明程度退回到“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了。坦率地讲，我们需要做很多很多，才能解决“男人的性别歧视仍然严重”的问题。如果我们不竭尽全力地去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就无颜面对世界，我们也就别再谈文明了。

再说说“女人的女权意识仍然不足”的问题。无数事实证明：中国女人的智商、情商、政商（玩转政治的能力）也不亚于男人。但是，我不得不说，作为一个占人口总数约50%的群体，女人们在解决“男人的性别歧视仍然严重”这一问题中的努力是不够的（我指的是统计上的群体，不是个例）。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觉得上述导致“男人的性别歧视仍然严重”的三个根源中的前两个也导致了“女人的女权意识仍然不足”：①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男尊女卑）使中国女人们的“群体维权”意识比西方女人们淡薄，②过去几十年的“女人能顶半边天”的官方做法并没有给女人们挣得（争得）“男女平等”的机会。

首先，中国女人的“群体维权”意识较弱。这不仅仅源于“政府包干”太多，更源于中国女人们对男权的挑战强度很弱。当然，中国也从来没有过像西方那样的“女权运动”展开的机会。再者，中国女人们没有争取到或被给予挣得“男女平等”的机会。我的一位女性朋友经常半开玩笑地讲：我们女人的许多权力是党和毛主席给的。如前所述，如果“男女平等问题”不解决，我们就无颜面对世界，我们也就别再谈文明了。但是，也许正是由于“女人的许多权力是党和毛主席给的”，主导了几千年的男权意识就会从骨子里反弹“被给予的女性权力”。

我这里引用一个美国“女权”的例子。我在美国听到的最多的两组词：①It is not fair (这不公平)，② I want to earn what I need （我要挣得我所需要的）。我在新泽西一所大学教书时遇到了一位业务很强的“女权主义者”。她反复地拒绝男性同事的帮助，她的拒绝词是：I want to earn what I need。同时，每当她认为学校或院系的运行规则有“侵犯”女性权利的嫌疑时，她总会第一个站出来说：It is not fair。据说，她的这种女权意识正是美国女权运动的核心意识。

我要说的是：作为一个占人口总数约50%的群体，中国女士们也应该将①It is not fair (这不公平) 和②I want to earn what I need（我要挣得我所需要的）作为信条。第一条（It is not fair）是为了防止男人们的歧视，第二条（I want to earn what I need）是为了证明自己给那些“有歧视态度的男人”看。

我有一个“痛心”的观察：可能正是由于“那些已经得到机会的女人们没有用自己的表现去说服有歧视态度的男人们”，许多仍然没有得到机会的女人们的可能机会就被“那些已经得到机会而不作为的女人们”给扼杀了。我自己经历过一个弯曲的“性别平等”道路。出身甘肃中部的我曾有一个“低级”的性别不平等观。在美国20多年来的经历将我的“性别不平等观”100%地消除了。后来的两件事使我又有了不同角度的“不平等观”。第一件事发生在8年前。我的一位很优秀的女博士生毕业时，我劝她留在兰州大学，以便她有更好的学术发展。但是，为了保证她丈夫的学术成功，她自愿地放弃了她自己学术成功的机会。第二件事发生在西北边陲一所大学的一个学院。该院在10年前左右吸收了一批优秀的女博士做教师。可是，多年以后，这批女博士很少有人仍然优秀。她们不优秀的主要原因是：她们缺乏进取精神和竞争意识。此后，女博士们进入该学院任教的门槛就变得比以前高了许多许多（是的，高了许多许多）。

最后，我想表达一个愿望和预测。只有中国女士群体将① It is not fair (这不公平) 和 ② I want to earn what I need（我要挣得我所需要的）作为信条，女士们才能“赢得”平等。同等重要的是：全社会需要竭尽全力地去解决“男人的性别歧视仍然严重”的问题。如果这一问题不解决，我们就无颜面对世界，我们也就别再谈文明了。我也坚信：通过女性群体的努力和社会的努力，“男女平等”问题最终会得到妥善解决的。这一问题的解决就意味着：我们将会迎来一个“女科学家主导科学”的时代。“女科学家主导科学”（注意：我说的是主导）可能是由于有更多同等智商和情商的男人们会选择其它职业。“女科学家主导科学”时代的到来也可能（注意：我说的是可能）意味着中国特色的“男性主导和官本位主导”的科学氛围会变味，向更合理的方向变味，那将是一件大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