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与“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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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2-8 0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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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法律, 道德, 体制, 自律, 中国科研
昨天晚上看到了一群牛人（王鸿飞、蒲慕明、施一公、饶毅）的文章【1, 2, 3】簇集在科学网博客的置顶区，那点击量自然相当的高。讨论的话题不算太新鲜，是从饶毅、施一公二位教授几个月前在Science上发表的那篇关于“中国研究文化”（跑关系其实疑似“烟酒文化”）的文章而来。据我所知，这个话题已经在科学网博客热议了好几轮，这次的新鲜之处在于另一位“大牛”蒲慕明教授在接受《科学新闻》专访时点评该文并呼吁中国科学家“自律”；而本网的超级名博王鸿飞老师又迅速响应，写下了“后留学时代与后归国时代－蒲慕明、饶毅、施一公及其它”【1】；施、饶二教授没有把蒲教授的点评当作寻常博友或读者的评论处理，而是很郑重地专门写了篇博文“对《蒲慕明：中国科学“病”在何处？》一文的回应”【3】。有趣的是，今天早上我又看到那个“脚踏实地的土鳖，仰望星空的猴子”黄秀清老师又拿“彩字秀”给中国科研算了一卦【4】。看来，这是个海归土鳖老少咸宜的话题，估计就是这两天的热点了，咱也赶紧进来凑个热闹，抓紧早上的时间写一篇博文，说说我对这个要“体制”还是要“自律”的问题的浅见。
如果把“法治”和“人治”放到一块对比，绝大多数人（没机会“治人”或“制人”的）、除了极少数已经稳稳地抓牢了实权者，一般都会更欢迎“法治”。大家在极力呼唤一个好的“体制”，其初衷就在于此，都希望能在一个好的体制下让自己得到认可，即使不被充分认可，输也要输得“心服口服”。我很遗憾地说，这很可能只是一个美好的、但却很难实现的理想。原因很简单，评价其实很不易，即准确地评价自己做到“自知”与客观地评价别人做到“知彼”都很困难。如果很多人都不肯秉持公平公正，而是过高地评价自己而过低地评价别人，自己得出的评价结论与别人不同，就很容易产生不满，从而抱怨“体制”不公平和不合理。如果不能找到一个大家都能充分认同的评价标准（其实这应该是一个具有好的兼容性和操作性的东西），这种不满的情绪就会在一些人的心中长期存在下去，这种批判体制的声音也将长期存在，一个能被叫好的“体制”就很难被认为已经建立了。
相比于呼唤“体制”的强大声音，倡导“自律”的声音就太过弱小了。原因很简单，每个人都期待自由，而不希望受到过多的约束，例如，那个不但曾经“仰望星空”，而且还曾大闹天宫的猴子孙悟空，他脑袋上的那个“紧箍咒”是东海观音菩萨戴上去、由唐僧师傅掌握着咒语的，这可不是猴子自己扣上的，扣的原因很简单，怕他的“自律”不够。戴上这个“紧箍咒”，就算是进入了“体制”，其好处是有了合法、体面的身份出国留学考察，回来就修成了“斗战胜佛”，享受到了待遇。坏处自然是自由受到了很多约束和限制，甚至带来了不小的麻烦，猴子胆敢不自律，不听唐僧师傅的话而违反规定去乱打乱闹，师傅不免要行使念咒的职权，这时猴子会痛不欲生。不过，如果猴子某一天忽然练成了“铁头功”而不再畏惧“紧箍咒”，师傅还有别的更灵的咒语可念么？
“体制”和“自律“的关系，其实与法律和道德的关系差不多，有区别、有矛盾，但也必然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这对儿“法”与“德”，就像法国和德国一样，打过N多年的M次仗，最后还是一块去搞欧盟了。我记得中学阶段时学的《法律常识》中曾有“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原则。对应到体制和自律这里，“有法可依”就是需要一个好的科研体制被科学工作者们依靠，这是大家的期望，也是立法机关和管理机构该做的事，但后面的“有法必依”则首先要靠体制内的人们的“自律”，“执法必严”与“违法必究”则是在随后考验执法者的“自律”，如果哪个环节自律不够，想法设法要钻法律（或体制）的空子，再好的“体制”也没辙。没有了“自律”的配合，“体制”就变得千疮百孔，也就不会有传说中的“好体制”。这就像如果社会道德已经彻底沦丧，严刑峻法也无济于事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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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1】 王鸿飞：后留学时代与后归国时代－蒲慕明、饶毅、施一公及其它
【2】 蒲慕明：蒲慕明：中国科学“病”在何处
【3】 施一公，饶毅：对《蒲慕明：中国科学“病”在何处？》一文的回应
【4】 黄秀清：科学算卦：中国科学“病”在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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