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有两条消息在网络媒体中的关注度甚高。一是98岁的著名学者季羡林辞世，他生前支持一所民办高校发展的故事成为，成为他传奇人生的一个美丽注脚（新华社7月16日《国学大师心系民办教育》）。二是目前正值高校录取的关键阶段，高校统招录取如火如荼，而民办高校之间的招生大战也渐趋白热化，招生“暗战”激烈，致使不少考生、家长感觉上当受骗（现代教育报7月21日《民办高校上演招生“暗战”》）。

 

两条信息都与“民办大学”有关。“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为立国之本，古有明训。综观中国教育史，办教育总是两条腿走路。时至今日，民办教育的重要意义决不应再忽视。”季老1994年春天为这所民办高校的题词，在今天看来也颇有新意。现代教育报的消息似乎告诉人们，高等教育“民办”和“公办”的两条腿，走得并不协调。

 

品味季老1994年的题词，反观当前民办高等教育现状，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一是，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是否需要“民办”？答案无疑是肯定的。中国民办高等教育有着悠久的传统。建国前，国内高等教育体系可谓百花齐放：既有中央大学、北京大学等国立大学，也有安徽大学等省立大学，还有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等教会大学，还有厦门大学、东吴大学等私立大学。国民政府在抗战前后为加强统治，加之战时大学的经济困境，包括厦门大学等知名学府在内的私立大学改为国立。建国后，在社会主义改造和院系调整的大潮中，享誉海内外的多所私立大学均收归国有，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不再有国立、省立之说，所有大学均为“公立”。20世纪80年代，适应商品经济发展形势，民办高等教育得以恢复。

 

根据高等教育发展的国际经验，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高等教育的多样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原因在于，当大众化甚至普及化来临时，单一的公立高等教育体系无法满足庞大的求学需求，高等教育分层体系使传统名校更多地承担培养精英人才的任务，需要多样化的高等教育体系供给来满足高等教育求学需求。此外，发展民办高等教育，有利于形成高等教育领域的公办和民办之间的竞争格局。在这个意义上，民办高等教育在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20世纪80年代，作为对公办教育的补充、对公立高等教育财政援助不足的补充，民办高校以灵活的办学方式逐渐发展起来。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发生过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1978年的1.55%增长到2008年的23%，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阶段进入大众化阶段。在精英化教育时代民办高校是高等教育体系的补充，那么在大众化时代，民办教育应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半壁河山。而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1999年为742万人，2003年达到1900多万人，增长1.56倍;而民办高校各类在校生为148.8万人，2003年为181.4万人，仅增加21.9%。这表明，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受政策抑制，远低于公立高等教育发展速度。

 

二是，如何让高等教育的“民办”和“公办”的两条腿走得更加协调、更加稳健？可以从政府宏观管治和民办高校内部治理两个角度考虑。

 

从政府管制来说，我们经常看到的说法是“鼓励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后来，《民办教育促进法》出台，“鼓励”变成“促进”。但从实质上，财政援助作为基本的“鼓励”和“促进”措施，一直没有落到实处。《2002中国民办教育绿皮书》显示，民办高等学校的筹资结构为：财政预算内拨款为5.4%，学杂费90.2%，其他4.4%。美国1991-2001年非营利性私立大学的筹资结构为学杂费24%，联邦政府经费10%，州政府经费1%，地方政府经费1%，私人馈赠和合约14%，捐赠收入31%，销售与服务收入16%，其他收入4%。由此看来，国内非营利性民办大学主要依靠学费收入维持生存，而国外私立大学不仅有政府较高份额的稳定支持，更有多元化的筹资渠道。在国家战略层面上鼓励高等教育多样化发展，对民办高等教育分类定位加强准入管理，完善退出淘汰机制；对于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应加大财政拨款力度，同时鼓励吸纳私人捐赠，发挥民办高校的自主权，探索出一条符合教育规律、能实现自身卓越发展的办学之路。

 

从内部治理来说，应明确办学目标，改善治理结构，建立董事会制度，提升师资水平，竞争录取优质生源。在民办高等教育繁华表象的背后，是人们对其教育质量的信任危机。记得90年代末期，民办高校较为集中的西安市，火车站最耀眼的一张广告牌上写着“创办东方哈佛”，没有科学的治理结构和决策团队，这种广告无疑是痴人说梦，用时髦的话说就是忽悠人。应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私立大学，建立董事会和校长各有侧重和区别治理结构。此外，由公立大学和学院举办的高等职业教育，以及公立大学下属的独立学院，占去了民办高校的一大部分生源，这使得民办大学生源在质量和数量上遇到双重挤压。加之在师资、管理、就业等方面不占优势，民办大学对很多高中生来说失去了吸引力，招生“暗战”必然产生。民办高校可持续发展的最根本的办法，还是改进教育质量、塑造教育品牌。

 

美国著名的教育社会学家马丁·特罗博士将欧美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概括为四种模式，其中“扩张主义改革者”放弃传统的精英教育理念，坚持培养目标多元化和教育机构多样化并行。今天，我们回味季羡林先生的题词，就是要继承其在高等教育领域的遗产，推动高等教育更健康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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