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浙大涂博效法海子一事以来，在一片挽惜声中，有的对环境进行拷问，有的对个体进行分析，我一直不愿写这一议题，实出于对逝者选择的尊重。

 

已经过去四十年了，大约在六六年六或七月份的一个晚上，一个痛苦的学生灵魂拖着疲惫的身体在沉寂的东岗镇撞上了一列飞啸而来的火车，在破碎的躯体中脱壳而出的灵魂随风而逝。身后，是无数的拳头和激昂的口号在打倒一切反革命，自绝和尚未自绝于人民的反革命。撞上火车的反革命成了教育革命、不革命和其它反革命的反面教材。

没过几天，到了八月初，《十六条》颁发了。反字号的学生成了革命的人民群众，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他的遗书在大字报上发表了，真情道白的感染力在学生中漫延，含着热泪的男男女女争相传抄。我清楚地记得他说了这样的两句话：“我出身在一个三代贫农的家庭，是共产党解放了我们，让我上了大学，我发誓要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但没有想到我成了反革命，既然不能有益于革命，那也不能有害于革命。”于是，我记住了，他的名字叫张超仁。从学校到东岗镇，要十多里路，这段路程述说着他要走了，远远地走了，不知是痛苦还是悲壮，也许是坚定地不有害于革命。

张的遗书又成了鼓舞革命的动力，成了他们控诉“七十天白色恐怖”的革命教材。如果说有伤痕文学，他们在66年的秋冬就已经写过了。后来，随着对“十年浩劫”的批判，那篇“革命教材”出于某种忌讳而失去价值，人们也不愿去想他们是批判者还是被批判者，也许二者都是或都不是。

尽管时过境迁，我依然不愿意去分析张的解脱而宁愿认为张的选择是出于理想与尊严。

选择这种方式维护尊严的还有我们的江校长，一位二七年入党的革命家、教育家。66年的革命初期，他依据“二十三条”提出运动“不整学生”的八条，成了捂阶级斗争的盖子。当时，许多人不相信他是自杀，找出一些疑点作证据，对此进行调查和上访，又整理出两大本的江校长论著文集，这无疑是对疯狂的反动。其中有的人在两年后，又成了某个所谓的“反革命政变据点”的社会基础，只是由于张超仁、江校长及更多的教材，而没有成为类似的选择者，有的人现在才在教授的职位上风光着。

多少年过去了，伤痕转换为反思，反思转换为幽默。有一次，一个当年的选择者对我讲述他当年的选择。一个还没有晨曦的早晨，他翻墙逃出学校，跑过黄河来到雁滩，一个黄河中心的小岛，站在平静宁寂的雁滩湖边，迎着水映的残星毫不犹豫地向中心一跳，bang(二声)，好像飞向天空却直站到湖底。可惜，湖边水不深，还不齐胸。“妈呀，好冷！”一个哆嗦，本能地爬到岸上，似乎有个声音叫他“回去！”我有个同学因游泳而献身于雁滩湖，为此学校就修建了一个游泳池，也许就是他喊叫“回去”。他只好穿着湿渌渌的衣服抖抖嗦嗦地回归牛鬼蛇神的队伍。

创造这类故事的环境已经尘封为往事，现在也有一些没有理由的故事，选择不需要理由。前两年，我院实现了零的实破。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孩，在推荐直上研究生没几日的一天，来到青龙寺的小山上，给她的男朋友打了一个电话，说她不想活已经服毒了，不知她是从那里搞到的。她的男朋友马上找了辆汽车，把她送到一个最近又最好的解放军医院。先是救醒过来最终还是逝去，服的量实在是太大了。每年青龙寺小山坡上的草绿了，樱花开了，除了她的父母亲朋老师同学，很多人已不知道那里曾有一个漂亮女孩的笑容定格于斯却又像花儿一样地谢了。

所以，环境终究是环境，选择与不选择才是自己的决定，对不同的人来讲，不同的选择也许都是享受。

 

在人生现实中，痛苦是常在，如果遇事时心不受外界影响，即“不于境上生心”，那就是一种超越而得的解脱。《五灯会元》载石头希迁禅师语，僧问：“如何是解脱？”师曰：“谁缚汝？”问：“如何是净土？”师曰：“谁垢汝？”问：“如何是涅槃？”师曰：“谁将生死与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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