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 燕

     如果不是因为一场最终引起世界关注的疾病来袭，水俣市也许将只是日本一座普通的小城，而这里的居民也将一如既往过着平常的日子。然而所有的平静在1956年4月21日结束了。这一天，1个5岁11个月大的女孩，因为行走和说话困难、进而狂躁不安而进入水俣氮肥厂附属医院就诊。但这仅仅是开始。在随后的几天里，这个小女孩的妹妹以及相邻几户人家相继出现大量患者。1956年5月1日，医院院长细川一向水俣市保健所正式报告“发现数名致病原因不明的中枢神经疾病患者”，这一天被定为正式发现水俣病的日子。

     1959年，还在大学就读精神科的原田正纯从电视上看到了水俣病患者的形象，他在后来回忆说，他的“内心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但当时“根本想不到自己日后会与水俣病结下不解之缘”。1961年7月，原田正纯跟随导师来到水俣市，第一次见到水俣病患者。此后他数次走访该地，并说：“水俣逐渐变成我生命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水俣不只给我带来感伤的记忆，还让我开阔了眼界，警示我医学并不仅仅是一项职业而已。”一场内心的冲击开启了原田正纯一生的追求，并在1975年出版了《水俣病》一书。

     此书不仅提供了研究水俣病的线索与框架，也是一位有良心的医生对于疾病、医学以及医生职业的反思；同时，日本水俣病事件本身所具有的代表性，使其成为研究科学活动中的利益冲突、医学与医生的角色与责任、科学在风险判断中的角色等多重问题的典型样本，因而《水俣病》也成为研究水俣病的经典文献。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说，《水俣病》都可谓是水俣学的奠基之作。到2011年，该书已发行45版。

     在阅读此书之前，尽管我已经对水俣病有一些了解，但仔细通读《水俣病》仍感到震撼。水俣病的暴发，其原因最终确认为水俣氮肥厂排放的有机水银污染。病势的蔓延及其严重性都曾令世界震惊，但更加耐人寻味的则是围绕病因的确认展开的调查，这是一场充满波折的历程，也是谎言与善良交锋的历程：从书中揭开的事实可以看到，1956年12月，仅仅在发现水俣病几个月后，已有研究显示水俣湾的毒性与氮肥厂的排污行为有关，但这些结果却被行政当局和氮肥厂无视。水俣氮肥厂知道排污致病，但在没有确定特殊的致病物质之前并不愿承担责任；而政府也清楚危害的严重性，但只要致病原因没有确定就当没事发生，也不采取任何行动。原田正纯写道：“这种态度才是导致公害发生并扩大的元凶。”但对于这场漫长的调查来说，这仅仅是开始。水俣氮肥厂先是抛出“炸药说”、“胺元素说”、多重污染说等以转移公众视线，嗣后又迫于社会压力而安装其实并不起什么作用的循环利用装置，并且在该装置竣工仪式上，氮肥厂厂长还上演了饮用经过该装置处理后的水的闹剧，而事实则是他喝的水并非经过处理的污水。对这些细节，尽管我是第一次读到，但一看之下却生出了似曾相识之感——我不只一次联想到《孟山都眼中的世界》中关于安尼斯顿PCB污染的调查：当居民为自己的权利而抗争时，企业为了隐瞒实情、逃避责任而使出种种花招。

     同样似曾相识的还有事件中的种种利益因素及冲突。作为一名医生，作者在调查之初便遭遇了患者家属的不信任与怨恨。乍看起来，这似乎是令人难以理解的，但若深究就会看到个中原因既来自之前有些医生的傲慢态度，也来自患者家属因医生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而对医生职业操守产生的质疑。一位母亲曾向原田正纯讲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一位九州大学的著名医生只简单查看过后便认定孩子患的是脑性小儿麻痹症，而在那之后，很多人都曾看到这位医生与公司董事一起乘车去汤之儿泡温泉。利益销蚀了一个医者应有的仁心，也疏远了医生与患者之间的距离。但幸运的是，并非所有医生与研究者都如此，这是让事件真相最终得以浮出水面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在书中，原田正纯写到自己的一次经历：他曾多次探访过的一名患儿最终过世，因此到患儿家中表达哀思。当他在佛坛前叩头拜祭，患儿的母亲带着不可思议、吃惊的表情问道：“您真的是大学的医生吗？”原田正纯写道：“我根本无法正视这位母亲的眼神。”无论是患者家属的怀疑与怨恨，抑或是患儿母亲的讶异表情，所有这些都是对医者仁心的拷问，其实也将一个问题摆在了每位医者与研究者的面前：当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医者乃至其他研究者以及他们所藉以表达观点的科学，究竟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此书译者包茂红曾有机会拜访原田正纯，并向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时很多医生都选择与政府或企业合作，你为什么要选择为受害者说话？”原田正纯说：“因为我是医生，我要为我的患者说话。”诚如包茂红所言，这个回答可以说“出人意料的简单”！但在我看来，恰恰是在这一“简单”的表达中，一位医者的气质显露无疑。

     此书的意义，不仅仅是对一种特定疾病的调查与思考、对医者职业的反思，而是由反思一种疾病延伸到对更广泛意义上的风险的思考。作者援引日本学者武谷三男等对核试验辐射性的评论说：“判断有害还是无害、危险还是安全，不是由科学知识决定的，而是一个社会概念。虽然有人说有害是不能证明的，但如果只能在现实中尝试这么做之后才能证明到底会不会有害的话，这就意味着科学是没用的。这只能是一种人体试验，因为它意味着，只有在人体遭到破坏时，散落原子灰的辐射性会造成损害这一事实才能得到证明。因此，正确的思维方式是，只有在确认辐射性无害的情况下，才可能进行核试验。”作为一种关于安全性的基本思维方式，这一观点不仅适用于核试验、适用于工业废弃物的处理，也同样适用于现代社会因科学技术的滥用而带来的各种潜在风险。

（责任编辑   陈广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