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学苑出版社经历一年多的艰辛努力，这套《赵洪钧医书十一种》即将面世，我的这个序言也该出来了。

那天上午正在门诊，一位病友转来洪钧老师的电话。我随即拨了过去，接到老师的指示：“学苑出版社拟再版《内经时代》，望你写个序言。你愿意怎么写就怎么写，我一字不改。”我顿时受宠若惊。

下面是我重读本书的心得体会。

一

我认为，近代以来，研究《内经》最具学术特色的是三本小册子。即余云岫的《灵素商兑》、恽铁樵的《群经见智录》和洪钧老师的《内经时代》。前二者为“科学主义”背景下中西医论争的代表性著作，后者是历史唯物主义宗旨下的《黄帝内经》还原性（中医理论发生学）研究。

为什么他们三位如此重视《黄帝内经》呢？

李建民研究员在他的“评赵洪钧著《内经时代》”中，引用了清代医家徐大椿（1693－1771）的说法：“扁鹊、仓公、华佗、孙思邈诸人，各有师承，而渊源又与仲景微别，然犹自成一家。但不能与《灵》、《素》、本草一线相传为宗枝正脉耳（《医学源流论•方剂古今论》）”。他以为，“医家的家派虽然不同，但皆习《灵》、《素》，读本草。”此乃一线相传、宗枝正脉之学统。

盖《黄帝内经》之所以成为“群经之首”，就是因为它构建了中国医学的“人体观”、“健康观”、“疾病观”和“治疗观”。无此，便不成其为“医学”。而《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不过是临床专著。因此在科学主义激流中，余云岫欲“堕其首都”，“塞其源流”首先攻击的目标正是《黄帝内经》；恽铁樵起而抗辩，不得不捍卫的是《黄帝内经》；洪钧老师为证明自己“懂中医”，首选研究对象也是《黄帝内经》。

二

在《赵洪钧医学传心堂》的博客里，看到了我30多年前写给他的一封信，今天的感觉是“真有点‘初生牛犊’的味道，窃喜。”写那封信的时候，我正沉醉在初读《内经时代》的惊诧之中。信中说到：“大多数老先生都有一根棒子，曰‘你不懂中医’。其实，这根棒子打在他自己身上才正好恰当。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确不懂中医，或者如某些人所云‘本人亦略知皮毛’”。看来，所谓懂中医者，非在门户之中，而在于站的有高度，看的有深度，还有一个时间性和空间性相统一的整体观念。”

这一点，与李建民研究员的看法不谋而合。他在“评赵洪钧著《内经时代》”中明确指出：“今后之学子欲探索《内经》的方技世界，都必须以这册《内经时代》为垫脚石，重新解读《内经》。”

2007年，上一轮中医存废之争后，学苑出版社为了配合，出版了一本余云岫与恽铁樵专著的合订本——《灵素商兑与群经见智录》。这的确是第一次中西医论争过程中，代表各自立场的、举足轻重的两本小册子，也是论争过程中最具学术性的才智较量。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恰恰是两位曾经的出版界人士而非中医的长期从业者，充当了中西医论争的中坚人物？一位师弟很切题地回答了这个质疑：“只缘身在此山中”。可见，懂与不懂不在于从事专业工作的时间长短，更重要的是身处的高度；舍此便没有进得去且出得来的胸襟。

三

我最近正在构思一本专著“范式变迁——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的分野与交汇”。《内经时代》是最重要的参考书之一。因为在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交汇的今天，如何对二者进行历史定位非常重要。

事实上，处在交汇时期的中医从业者以及患者都存在着一种莫大的焦虑感。大家一方面对互不相容的站队思维的口水战充满反感，另一方面更加渴望中西医学术定位的理性分析，从而解除存在于胸中的诸多困惑。

李建民研究员在“中国医学史的核心问题”一文中，回忆了2015年夏天，他造访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的情景。他是带着长久以来的一个疑惑而去的：为何中医教育过程必须阅读古典？当时，他把这个问题就教该校某教授。对方反问：“谁说中医一定要念古典？读这本教科书已经够了。”然后递过印会河的《中医基础理论》来。然而，当他把相同问题请教另一位教授时，回答是：经典教育当然是中医的根本；现代人所编的教材质量越来越差，不值一读。接着，这位教授送给他几篇近年“救救中医吧”的论战文章。

李先生说：“这些论战的内容相当具有震撼力。报导中引用大陆代表性的老中医、研究者，对中医的现况、教育方式做了极为激烈的攻击。这些文章如‘一百年后，还会有中医吗？’、‘病入膏肓的中医，病根在哪里？’、‘中医还有药可医吗？’。从这些标题来看，不难想见中医的危机感；相对过去中医来自政治力的压制，这一波批评来自中医内部本身。而论战最后提出自救的政策之一竟是：‘强化中医经典的地位和作用’。”

相对于目前中医界的焦虑感，洪钧老师的理性思维显得十分珍贵。这与他在知识结构方面的优势密切相关。他同时具备中西医理论和临床素养，在“经学”和“史学”方面也造诣高深，因此能够心平气和地还原那个时代的文化氛围和思维特征，并逐一厘清各种中医理论的来龙去脉，进行发生学研究。不但如此，他还比较了中国古代医学与古希腊医学的异同。这可由他2007年在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的译著《希波克拉底文集》译者前言中看出。我相信，透过中国医学与古希腊医学的不同命运，可以发现其内在的玄机，对化解当代中西医矛盾，以及恰如其分的中西医互补问题提供有效的帮助。

医无中西，方是化境。在当前中西医并存的大环境下，中西医应该互相理解，互相借鉴，互补互助，才是“患者至上”的正确选择。否则，意气用事、互相诋毁，既是患者的噩耗，也是医者的悲哀。长期以来，常常有人把中医目前的乏人乏术状态怪罪于中西医结合，扬言要“回归中医”，搞“纯中医”、“铁杆中医”，真有点“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的味道。

回到“神农”时代、《内经》时代、仲景时代、金元时代抑或是叶桂时代，都是不可能的。今天，我们既不能要求自己的学生没有数理化基础，也不可能要求患者不去看西医。相反，为了保证患者的利益，为了避免误诊误治，我们还需要认真地熟悉西医的诊断、治疗学说，做到知彼知己，以长补短。这才是当代社会对我们的职业要求、道德要求。何况，我们的患者也是各医院、各科室进进出出，各种检查、相关治疗五花八门。你一点也不懂，对得起谁？时代是在不断向前的，人们对健康的需求也是不断进步的，我们只能顺应时代的潮流。

四

洪钧老师是一位忠诚的“中西医结合”传人。这种忠诚不仅来源于他的导师及中国中医科学院的那些前辈，也来源于他自己的治学经历。

1978年，洪钧老师是县医院的外科医生，他以西学中身份考取前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室，并担任中西医结合研究生班班长。他的毕业论文《近代中西医论争史》使他一举成名，也让他名落孙山，成为35年后才拿到学位证书的人。

那时候“文革”刚刚过去，但其影响仍然存在。1981年，他的论文通过了毕业答辩，但此后学位评定却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个别老先生仍然要求按照阶级斗争的观点来修改论文，洪钧老师当然难以接受这样观点，于是一部好评如潮的著作长期得不到学位证书。这件事是中国中医科学院的奇葩之一，也是当今中国一件发人深省的大事。

我与洪钧老师的交往还在此前。1980年暑假，在湖北中医学院的教师阅览室，我花了一个多月时间阅读了余云岫的《医学革命论》（《余氏医述》）三集，记了满满的一大本笔记，随后写了“余岩及其《医学革命论》”一文。当时，我从他的师弟胡乃长那里得知他正在从事“近代中西医史”的研究，就寄去了自己的论文请他指教。

我还存有当年的原稿，洪钧老师对拙文做了多处修改，并提出了两点重要意见：“（1）评余氏应考虑政治影响，不是纯医学问题，也不能只讨论医学理论；（2）评余文必牵动近代医学史全局，此事颇复杂，应多掌握资料，才能全面，不然不堪一问。”他的评议让我知道自己的浅薄，于是知难而退。

此后，洪钧老师被分配到河北中医学院医史教研室。我于1985年考上母校的温病学专业研究生。不久得知他内部刊印了《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内经时代》和《中西医比较热病学史》，我也成了他的这些著作的首批读者。随后，我们与湖北科技出版社合作编写《第三代中医论丛》（国内各院校研究生中组稿），他也寄来大作“近代中日废止中医泛论”。（湖北中医学院研究生会，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生会.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9第一版，137-147）

与此同时，他已经获得了较高的学术声誉。在安徽科技出版社正式出版《近代中西医论争史》不久，日本学界就主动邀请他出席主旨为“科学与传统”的第六次国际东洋医学会。著名美国科学史家席文（Nathan Sivin）教授，为此书撰写了长达17页的英文摘要，刊登在美国出版的《中国科学》1991年10月号上。而且，席文教授曾经私下里向他的导师马堪温研究员表示，他很‘嫉妒’马有洪钧这样的学生。通过《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国内有关学界和西方汉学界，很多人都知道赵洪钧这个名字。

但是，天妒良才。1996年底，由于不堪忍受环境的压迫，他无奈辞职回到河北省威县的故乡白伏村。不久，又到英国投奔导师马堪温研究员，在那里从事医学史和临床工作一年半。后来再次回到故乡近20年，一直为那里的父老乡亲守护健康。其间，一边看病，一边写作，先后出版了《伤寒论新解》、《中西医结合二十讲》、《医学中西结合录》、《赵洪钧临床带教答问》、《赵洪钧医学真传》等著作，并经常在有关中医论坛撰文。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在刘观涛、陈东枢和胡世杰等好友的鼓励和支持下，于2009年创办了《赵洪钧医学传心堂》新浪博客，目前门人、粉丝众多。“堂训”亦简明扼要地突出了他的“中西医结合”情结和做人、治学理念：

医虽小道，性命攸关。医术不可浅薄，医德尤宜淳厚。医有中西不同，学无门户之见。融会贯通中西医道为理想，博涉精研古今学问是坦途。崇尚科学实验，不语怪力乱神。刻苦治学，技术精益求精。诚信济世，病家利益至上。尊师重道做谦谦君子，教学相长成未来大医。

有人在读了他的《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和《内经时代》之后，由衷地称赞他“为二十世纪中医界出现的少数几个奇才之一”。这一点，我是非常认可的，他的坎坷经历以及刚毅不屈的气质，值得我终身为师。欲知有关细节，请参看本书跋——“六十自述”。

五

事实上，洪钧老师的“中西医结合”信念在他大学之前就开始萌芽了。他1964年考入第七军医大学时，就自己带了几本中医书，其中包括他的乡贤近代名医张锡纯先生的《医学衷中参西录》。洪钧老师的临床专著《医学中西结合录》里记载了近千个中西医结合医案，也是他效仿自己偶像的临床体验。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不忘初衷的人，当初就认定：中西医都是治病的，既然将来要当医生，多学点治病的知识总是更好。显然，无论从临床还是学术、视野和胸襟，他都已经远远地超过了自己的偶像。

不过，他对中医深入骨髓的热爱，还是到中国中医科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过程中进一步建立起来的。例如，他在《近代中西医论争史》中说：“在世界古代史上，也许再没有别的自然科学能像中医这样把一个民族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医在那时即已不仅仅是一种学术，中医药业已构成社会经济生活当中最有组织的一部分。二千年来，在这个辽阔的国度里，你无论走到哪里，医学家和药学家都使用共同的语言，信仰着共同的理论。一个穷乡僻壤的小药店里，储备着产自全国各省份乃至来自海外的药物，通都大邑就更不用说了。是什么力量把天各一方的医生、药师、药农、药商联系在一起呢？无疑这是中国医学的力量。”他的导师称，洪钧此书出版十多年之后，国人才开始重视中医药的文化凝聚力。

《内经时代》，不光是他证明自己懂中医，也是证明他热爱中医的结晶。例如他对“天人相应”的看法：“尽管天人相应作为自然哲学思想也有明显的局限性，却完全没有神学或迷信色彩。......有人说《内经》所谓天，是有主观意志的。此说非常错误。《内经》说：“积阳为天，积阴为地”“天地者，万物之上下也”（《素5》），完全是客观之天，唯物之天。”见本书“关于《内经》体系和方法的通俗说明”。

他认为，“天人相应思想是一个很可贵的思想。古代西方，也有把人体看作小宇宙的天人相应思想，但是，没有像中医这样发展到极致。作为一般天人观，这是中国古代的一大创论，是一种颇具天才的发现。笔者总体上肯定这一思想。”

但他也是实事求是的。他说：“《内经》时代不可能出现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著作。换言之，科学有不同的历史形态。二千年之前的科学理论——特别是关于生命现象的——只能表现为自然哲学形态。至于有的人说，现代人理解不了《内经》，或者说《内经》高深莫测，永远不可逾越，那只能是这些人自己没有认真读过或者读不懂《内经》。......对多数当代青年来说，读不懂《内经》也没有什么奇怪。因为单单语言方面的障碍，就使很多人望而却步。加之，《内经》头绪纷繁，篇幅又相当大，不可能要求当代青年很快就能对她有全面而准确的把握。”如此拳拳之心、诲人之意，绝非挟技居奇、故弄玄虚者所可比拟。

正如他自己所说：“本文的写作，是为了帮助一切和《内经》打交道的人——特别是当代青年——比较容易地把握《内经》。我相信，读过本文和《内经时代》的人，不会再只凭道听途说判断《内经》体系的价值。于是，不会盲目地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更不会跟着一些人堕入玄虚之中。”

六

我们正处在一个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交汇的年代。无论医生还是患者，都必须面对两种医学，进一步认识、评价和选择。我们的焦虑和困惑，来自于对两种医学缺乏切合实际的理解、恰如其分的判断，也来自于那些断章取义、哗众取宠、吸引眼球的小编，还来自于那些装模作样、故作深邃的神秘主义大师。洪钧老师的一贯思想是：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不是二者必存其一的对立关系，而是携手并进的互补关系。

因此，他十分理解现代医学基础研究与临床研究水乳交融、突飞猛进的大趋势，也深刻认识到它常常在临床上的窘迫和尴尬；他能够充分认识传统医学的局限性，但从不放弃潜心钻研其中的方技大义。他的看法是：“《内经》构建之理论硬核——五脏六腑、十二经脉，不可能通过实验方法得以证实，从而与当代医学兼容。不过，我们完全可以保留这个硬核，因为简化的人体理论模型也很有用，中医的理法方药涉及脏腑经脉时，至今还是用的这一理论模型，不必非采取实验知识替代它。但需知道，这一理论模型是受汉代、特别是董仲舒天人相应思想激发、同化形成的，也不能用它来否认实验医学知识的可靠性和正确性。”他的中西医互补的学术思想，在他2007年的著作《中西医结合二十讲》里已经有系统介绍，这里就不再复述了。

洪钧老师是我们这个时代可贵的理性主义者、理想主义者。他的坎坷经历与他嫉恶如仇的禀赋不无关系。正因为如此，他不仅对张功耀、方舟子取消中医的谬论给予无情痛击；对刘力红的谬说中医进行强力鞭挞。这就是洪钧老师，一个弘扬理性、弘扬传统的大写的人。

切盼《赵洪钧医书十一种》迅速问世。此书必然会引导医界走出困惑和迷茫，进入理性的快车道。届时，具备优雅姿态的中医人必然会向我们走来，向未来走去。

                                   聂广2019年2月于深圳三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