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两个故事，或许是传说，或许是历史事实。一个是关于乔尔丹诺·布鲁诺的故事。他因为支持伽利略的理论，被教廷处以火刑。那天观看行刑的人很多，很多人因为布鲁诺轻慢圣经而十分愤怒。有位老妇人也为准备烧死布鲁诺的柴堆上添上一根木柴。在那个时代，普通百姓因为布鲁诺的叛教理论没有不恨他的。那么人们不禁要问，历史唯物论不是赞成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吗?可是在历史上，人民群众没有站在先进的科学理论一边，而是站在荒谬的宗教神学理论一边，这怎么体现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创造作用?因而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真正创造历史的只能是少数人，而不可能是多数的人民群众。

还有一个故事是关于画家伦勃朗的。伦勃朗曾经为夜巡的保安画了一幅画。这幅画因为画的是即将夜巡的保安们，所以画面光线不是很强，甚至是有点暗。那些被画上的保安们十分不满，而且所有看到这幅画的人，无论是普通人还是艺术界的名人，没有一个人说这幅画画得很好，直到伦勃朗去世多年后，这幅画的艺术价值才会被后来的艺术家们所认可。有位中国作者讲了这个故事，然后他的评论是：人们都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是实际上，群众的眼睛是暗昧的。

所以，看起来，不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还是很有一些市场的。这样的故事在历史上也不算少。所以，有的人就会据此否定历史唯物论，而肯定历史唯心论。那么历史唯物论在这个问题的观点上真的不能成立吗?

历史唯物论承认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从来没有说过，群众的观念在任何时候都是正确的。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劳动者不可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劳动者会受到各种愚昧无知观念的影响。而且，历史唯物论也认为，群众创造历史是有局限性的，群众创造历史的过程也不是线性的，而是曲折的。这都蕴含着群众在创造历史过程中所存在的局限性。

在布鲁诺那个故事所涉及的时代里，整个欧洲都是由宗教神权所统治。这类愚昧的观念不仅普通百姓有，贵族与神职人员也同样都有，真正如伽利略和布鲁诺那样的科学家毕竟是少数。这样的少数人对历史的进步是有积极意义的，但这样的少数人不可能独立创造历史。所以在那之后，尽管有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但人们的观念仍然没有逃得掉愚昧与无知的控制。然而到了十七世纪德国的闵采尔领导的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当时尚未统一的德意志各邦的封建领主与宗教神权的势力，这才真正体现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真正力量。而十八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对于欧洲的神权统治则进一步展开的猛烈的打击，宗教神权自那时起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叶的欧洲革命，宗教神权的势力步步后退，最终严重萎缩，基本退出了世俗的领域。

关于伦勃朗的那个故事，事情可能更复杂一些。因为在不同的时代，人们的审美观念是会在变化的。在伦勃朗在世时，他所画的夜巡所展示的画家本人的审美观可能有点超前，不太能为人们所接受。因为当时的艺术家及评论家没有为伦勃朗说句公道话，不知道是因为他们的审美观与伦勃朗不同呢，还是因为他们宁愿看到伦勃朗受辱而幸灾乐祸?因为讲这个故事的中国作者没有说明其中的具体情况，所以我们也不能了解更为详细的内情。只是我以为，不能因为后世的人们对伦勃朗极尽赞扬，就完全否定他在世时，与他同时代的人们的审美情趣。毕竟在审美方面，没有是非，没有对错。喜欢自有喜欢的理由，不喜欢也有不喜欢的理由。没有必要一定要判定，原来的不喜欢都是错误的，后来的喜欢就都是正确的。本来艺术审美这类事就是见仁见智的情况，没有统一的必要，更没有统一的可能。今天的很多艺术流派，与古典的流派有了很大的不同，难道我们就可以认为，古典流派都是老古董，没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吗?今天很多人不喜欢那些现代的艺术流派，你难道就应该责骂不喜欢的人都是瞎子，都是无知的人吗?所以那位以此来指责不喜欢伦勃朗画的《夜巡》的人，认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说法并不正确，应该是用错了地方。

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这并没有错，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第一不是随心所欲的，第二也不是所谓天然正确与天然合理的。群众中的绝大部分人是劳动者，而整个人类社会的生存与繁衍离不开依靠劳动者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得以维持和延续。人们只有解决了吃喝住穿，才能从事艺术、道德、宗教、哲学、政治等活动。生产劳动是一切意识形态活动的基础。就凭这一点，就不能否认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作用。而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与转折阶段，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就显得尤为突出。

那些只从某种局部，从某种表面出发，来否定人民群众对历史创造作用的观点，都是肤浅的。人民群众中会有愚昧的、无知的现象，人民群众也会犯错误，也会走弯路。这一点也不会妨碍人民群众成为历史创造者的伟大作用。当人民群众的文化程度在不断提高，觉悟在不断增长的情况下，人们群众在创造历史的进程中会越来越表现为更大的自觉性。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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