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使资本对社会主义建设和道路发挥积极的作用，这是一个较复杂的课题。这样的课题也是过去从来未曾出现过的。在苏联社会主义时期，是不允许私人资本存在的。所以苏联也等于没有研究过这类课题，更不用说解决这样的课题了。中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更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反对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所以也不可能在那个时期考虑发挥资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的问题。

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这个问题是一个必须要认真研究并加以解决的问题。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引进了海外资本，当时主要是香港资本，也有一部分台湾资本和海外侨胞的资本。再后来，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也开始进来了。在这个阶段，我们主要是要鼓励外资进来，所以给了诸多优惠。在这段时期，海外资本的进入为我们提供了国家建设的相当一部分资金，拓宽了我们的生产领域和部门，提高了就业率，也让我们接触到当时相对比较先进的技术。当然，我们想要更为先进的技术，甚至想用市场换技术。但在这一点上，外来资本是很鸡贼的，他们不可能让我们如愿以偿。所以我们总还要另外想办法。办法也不太新鲜，就是自力更生。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水平不断提高，生产的总量在不断地扩大，我们产业部门的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品种、规格和技术含量也在不断增加和扩大。传统的一些外资企业已经不再适应不断发展的中国了，于是新的外资就不断地进来，而原来的那些劳动密集型外资企业也就逐渐退出。

与此同时，国内的私人资本在不断增长，这个增长的速度也是相当快的。国内私人资本涉及的行业是很多的，除了少数行业之外，很多行业内都存在着大师的私人资本。应该承认，这些私人资本的存在与发展，对于我们国家经济建设是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的。

但是，在对待私人资本的态度与观念上，我们也还是存在一些偏见的。要么，是一些极“左”的看法，认为私人资本是邪恶的，需要加以限制，总得像防贼式地防着私人资本。要么，是一种放任的做法，只要是私人资本，对地方经济的发展就一定是有利。从而有些政府或者政府部门，失于管理，有的私人企业参与了一些非法的生意，或在一些合法的生产外象中做过非法的动作。有的私人资本侵害劳动者的权益，导致社会上出现一些劳资间的对抗和矛盾。

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的一些媒体与公众舆论，对私人资本采取了比较严厉的批判态度。不能说，这些批判都是不公平的，但是，到底怎样更积极地从正面来引导私人资本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道路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在这个方面似乎还没有做更为深入和全面的研究。

总的来说，我们那些私人企业的经营者和管理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热爱我们这个国家的，也是热爱和拥护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有的时候，他们中的有些人做过一些错事，主要是资本的属性使然。在这方面，真的需要一种有力的引导。

我们的国有企业，以及其他类型的公有制企业，在中国现阶段的生产力水平上，还不可能把整个国家与社会的所有方方面面都总揽起来。在很多领域里我们还需要私人资本来补缺，来填补空白。在这方面，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而且，我们也需要一些私人企业在技术方面的创新和创造，特别是一些高技术的私人企业，他们在这个方面有更多的潜能，也有更多的热情。

对于高新技术领域里的私人企业，特别是刚刚开始创业的，但是又有着良好前景的这类高技术私人企业，国家应该下更大的力气来予以鼓励和支持。他们的潜能很大，有些情况我们现在不可能直观地了解和看得到，但越是这样，这些企业就越有可能创造更为伟大和美好的奇迹。所以支持这样的企业不断得到发展，是关乎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能够更加飞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措施。

对于那些并非技术高度密集的私人企业，我们也要鼓励他们不断开拓新的领域，不仅要开拓新的市场，更要开拓新的产品，创新本企业的传统技术。在这个方面，政府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结合这次一带一路的高峰论坛，我以为，私营企业在参与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方面是大有作为的。政府的鼓励和支持对促进这些私营企业在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虽然资本就其本性来说，是有其缺陷的一面。对私人资本，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当然不仅有鼓励，有支持，更要有引导。这一切都需要有法治的严格管理。引导也是一种管理。对于私人资本，中国的社会主义是把他们看作朋友的，而不是天敌。当然，朋友也有犯错的时候，朋友犯了错。要真心帮助。耐心批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改正错误。如果有个别私人资本，为了私利，违法乱纪，甚至图谋不轨，那就必须用法治坚决予以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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