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从何处起步

谭旭东

    批评界有“学院派、职业派和媒体派”这三派之说。按理说，我应该算是“学院派”，从本科到读硕士、博士，甚至还做了两年的博士后研究。而现在又在大学中文系任教。

    但我觉得自己不算“学院派”。首先，批评界有一个“学院派”的圈子，他们经常一起参加各种研讨会，也出版过几套学院派批评的著作，我想加入进来，人家还不带我玩呢。其次，一般的学院派从本科、硕士到博士，都是在中文系读的书，而且往往是一个专业方向一学到底的。比如说，很多的本科是学中文，硕士、博士期间要么到的是现当代文学，要么就是做的文艺学研究。而我呢，本科是英语专业，硕士、博士学的是现当代文学，但主要研究的还是被人称为“小儿科”的儿童文学。而博士后研究主要在艺术美学、传播学与文化学之间游览。此外，一般“学院派”是不搞创作的，而我写了不少诗歌、散文、童话，也零星发表过报告文学、小说，不但出版了十多本诗集、散文集和童话集，还有版权输出到台湾省和西班牙、法国等欧美国家。在很多场合，我都是以诗人、作家的身份出现，似乎理论批评对我还不是主要成绩。所以，我绝对不是“学院派”，即使获得了一次鲁迅文学奖的文学理论奖，也不是的。

    但我显然也不是“职业批评家”，因为我没在文联与作家协会工作，也不是在体制外以批评为主业的批评家，更不是媒体文化记者和自由批评者。这种无法归类的身份，让我有时候找不到身份认同，也无法树立中心权威意识，但这正给了我研究的空间和批评的张力，使我不受主流批评圈的牵引。这些年来，我一边做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一边关注当代文学与当代文化的走向，写了不少“脚踏两只船”的文章。其中，我对当下文学批评的批评可以说是一惯的，尤其是对当前文学生态的审视，也用力良多。在做理论批评的同时，我还从事一些文学翻译，尤其是参与引进和翻译了几十部欧美儿童小说、童话、传记和绘本。翻译的过程，也是一种新的创造性体验，它扩大了我的视野，也直接感受了西方文学的审美世界。这对我的创作，又是一种促进与提升，也增加了我对西方前沿文艺理论的好奇心与探索性。

    现在，很多关心我的师友都很肯定我在儿童文学研究方面的成绩。这其中包括高洪波副主席和束沛德、金波、樊发稼等老一辈儿童文学作家，他们一直鼓励着我，扶持着我，让我深深感动。但在儿童文学圈子里，我又不是那种专心致志的研究者，因为我很少沉浸在那个独特而充满自足的氛围里，总是想方设法摆脱常人的习见，因而即使对儿童文学充满敬畏，但看待儿童文学时，总要摆脱旧有的观念与视角。如当我评述当代儿童文学的发展时，往往是把儿童文学放到当代文化与当代文学之中来考察的，而不是从儿童文学到儿童文学，做“绕圈式批评”，给人“坐井观天”的感觉。儿童文学是一片广阔的天空，也是一个神奇的世界，它需要的正是大气包容的胸怀和不同凡响的凝视与追求。做当代文学批评时，我也尽可能摆脱偏见，超越成规，不会因为偏爱小说，就贬低诗歌；也不会因为偏爱诗歌，就贬低小说；更不会只在当代文学圈子里自说自话。我感觉，有活力的批评首先在视角上是多元的，不能只戴有色眼镜观察事物。在方法上，也可以是多元的，不能只用一种惯有的方法来剖析现象。批评的思维不能僵化，批评的话语不能陈旧，不然会给人捉襟见肘的感觉。单一的视角和传统的方法只会使审美成为教条主义的游戏，而且很容易培养霸权主义的习气。那种“非此即彼”，即“二元论”，其实质就是“一元论”——它只会导致文学创作与批评的末路。

    因此有人问我“批评该从何处起步”，我觉得批评就应该是从变革传统思维、视角与方法上迈开脚步。视野打开了，审美感受一定会更丰富；新的话语创造了，离美的核心就更近了。文学批评的最高境界，不是你拥有了批评家的名声，而是你在审美的世界里品尝到了如鱼得水的快乐与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