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说中医特色、中医优势，一般都是从中医养生治病的具体环节说起。其实，中医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体系，其“人体观”的特色才是最根本的，是其世界观的直接反应。中医学的健康观、疾病观、治疗观，都是在中医人体观指导下，进一步形成的具体学术理论。

中医人体观的创立，是在一定世界观的指导下，如何认识人体的具体体现。在中医学理论形成的初期，精气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都对中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中医构建独特的人体观，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细说起来，中医的人体观可能涉及很多内容，但是概括起来看，笔者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人是“天地所生之人”

人是从哪里来的，尽管东方与西方的古老神话里有不同的传说，但是作为严肃的科学问题，《内经》作者以自然生成的观点，阐述了人生于天地之间，存在着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的紧密联系。

《素问·宝命全形论》说“天复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又说“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知万物者，谓之天子。”人生于天地之间，是一个自然生成的过程，而且人体生成之后，也必须依赖于天地阴阳的变化，要靠天地四时之气充养身体，才能维持生命。

人对于天地自然的依赖，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所有生命的共同特点。所以《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

古人善于求本，一切学问的根基都要从根本做起，“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素问·生气通天论》说：“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所谓“生气通天”的思想，就是天人一体，或者叫“天人合一”。 1929年，余云岫提出废止中医案，罗列中医的所谓“罪状”，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中医“提倡天地通，阻碍科学化”。在他看来，努力割断人与天地的联系，是科学发展的必然。余云岫说：“人类文化之演进，以绝天地通为最大关键，考之历史，彰彰可按。”他把中医主张“天地通”等同于“巫”文化，把中医学术视为巫蛊迷信。这是余云岫思想深处的一个症结，具有他这样思想的人，也将会妨碍其进入中医思维领域，很容易加入反中医的合唱阵营。而有这样思维的人，在那个时代，甚至在现代，也绝非个别现象。

中医主张人与天地通，是要靠这种思想来构建整个学术体系，它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基础支撑。《素问·六节脏象论》说：“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五气入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声能彰；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有所藏，以养五气。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假如隔绝了人与天地的联系，也就隔绝了中医学的“地气”，使中医学术变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中医基于人与天地四时相通的观点，所以才说肝通于春气，配东方，其色青，其味酸，属木。如果割断了人与天地的联系，中医的脏象学说就无理可讲，变成了毫无根基的浮泛浅论。因此，中医把“人与天地通”看得非常重要，把这种思想贯彻到诊治活动的整个过程之中。

“人与天地通”不仅可以使人体获益，也可以使人体受伤害。所以《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四时之气，更伤五脏。阴之所生，本在五味；阴之五宫，伤在五味。”中医治疗疾病的药物，其温热寒凉“四气”与辛酸甘苦咸“五味”，都来源于天地自然之气。

二、人是“形神一体之人”

中医在强调人体的自然属性的时候，既看重天地之气的决定作用，也重视父母的遗传作用。《灵枢·天年》在讨论人体何以生，何以死的重大问题时，提出了“以母为基，以父为楯；失神者死，得神者生”的命题。

人体降生的时候，不仅接受了父母遗传的身体发肤，而且还拥有父精母血升华而成的神。在精神与形体的关系之中，精神是主宰，处于主导地位，形体只是“生化之宇”。“血气已和，营卫已通，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中医认为，只有形体而没有精神，不能称作人，只有形神兼备才是完整的人。

天地之间“莫贵于人”，人之所以可贵，也在于人体是形神统一的整体。《灵枢·本神》说：“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父精母血结合在一起，形成人体雏形的时候，就产生了形神一体的人。在中医的认识里，精神对形体的主宰作用，不是在出生之后，而是在胚胎形成的早期就已经如此。胚胎也是一个完整的生命，有神气的主宰存在。

在关于“心主神明”还是“脑主神明”的论争中，许多人认为中医对于脑与神明关系的认识，形成的时代比较晚，出现在李时珍主张的“脑为元神之腑”之后，其实这是一个误解。《灵枢·经脉》说：“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骨为干，脉为营，筋为刚，肉为墙，皮肤坚而毛发长，谷入于胃，脉道以通，血气乃行。”

在《内经》作者的心目之中，头（包含脑）的五官，是感受外界变化、反映人体精神状态、表达情绪意志的最主要的器官。因此，肾精、脑髓与神明的关系，是比较清楚的。但是，为什么古人不说脑主神明，而主张“心主神明”呢？因为在中医学里，五脏是人体的核心，脑不是“最高司令部”。

中医主张心主神明，不是说精神思维活动只与心有关，而是认为在心的主宰下，五脏分别与不同的精神思维活动有联系，是一个“整体参与”的过程。也就是说，无论是在生理状态之下，还是在病理过程之中，都离不开精神对于形体的控制，也就离不开五脏的整体参与。

儒家经典《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把人体的喜怒哀乐的变化，看成有关天下的“大本”、“达道”，可见人体的精神状态，对于整个世界和谐与繁荣是至关重要的。喜怒哀乐的情绪变化，也受“升降出入”规律的支配。喜怒哀乐只要是“适中”地发放，就是生命和谐的音符，是一个人正常生理的表现。假如喜怒哀乐不加节制，或者不适当地发放，这个人的神智就出了问题，健康也就会受影响。假如世人都能够喜怒哀乐“发而中节”，这个世界就美好、和谐；如果世人的喜怒哀乐不是“发而中节”，而是随意地释放，整个世界就会一片混乱。

由此可见，“心主神明”与“五神脏”一起构建的“形神一体”观，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三、人是“五脏和谐之人”

西医重视物质实体，所以崇尚物质一元，或者讲求矛盾二元，但是中医学主张人体的“多元共存”，三阴三阳是多元，五脏六腑更是多元。多元共存不是简单的静态存在，而是通过生克制化的动态变化，达到脏腑功能的和谐适中，使生命的基本物质气血津液达到流通顺畅，升降出入发挥各自的重要作用。

中医所说的脏腑，既有不可变更的空间位置，也有严格的时间先后顺序，是一个时空一体的脏腑概念。心肺居上焦，肺为华盖，主气，属金，通于秋气，因此而能“朝百脉，行津液”。心如艳阳当空照，因此属火，主神明，通于夏气。心肺的位置与所主时令，是不能互换更替的。中医关于腹部脏腑的位置，不是按实际的解剖位置规定的，而是出于理论学说的需要而构建的“理想模型”。在腹部的实际解剖关系里，肝肾所在的空间地位，并不比脾胃低，甚至可能肝肾高于脾胃，但是，中医学“硬性规定”肝肾居下焦，脾胃在中焦，它们不能互换和调整位置。因为，不这样做就不能建立脏腑之间升降出入的理想模型，就不会有“先天生后天，后天养先天”的理论存在。

中医构建理想化的“脏腑时空图”，就是为了把人与天地相参的概念贯彻到底，作为其学说的根基而不容动摇。脏腑在各自的位置上，生克制化，其作用既不能太过，也不能不及，储存阴精，化生气血，输布津液，制衡着喜怒哀乐，沟通四肢、九窍，外联天地阴阳、四时五味。

即使在西医手术切除了病人的脾脏之后，中医辨证的时候依然会坚持脾的存在，这种“切不掉的脾”，就是理想化脏腑模型的脾。

中医非常重视对于动态人体的把握，认为人既有生长壮老已的总规律，也有年、月、日、时的变化，人的脉搏、呼吸、气血运行、津液输布、饮食消化，都处于不停地变化之中，并且是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升降出入”整体和谐地变化不停。比如，一呼一吸脉行几寸，呼吸的频率与脉行的速度是否成比例，春秋末期的医学家扁鹊就认真地推算过，他精细的计算方法被司马迁称为“守数精明”，以至于后世医家普遍遵循他的法则，而难于超越。

中医学除了重视生理状态的把握之外，在辨证治疗的时候，也是动态把握疾病的变化过程。张仲景《伤寒论》创立的“观其脉证，随证治之”的辨证论治方法，也就是根据病人证候变化，即时随机地进行调整治疗，使病人由疾病状态转为健康状态。

全面理解中医人体观，是张显中医学术个性，发挥中医特色优势的前提。中医的“中”就体现在以上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