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笔者在北京卫视养生堂做了一组“你会管理自己的健康吗”的养生节目。我北京的老朋友、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的校长助理告诉我，他接到该大学一位退了的副校长打来的电话，与他重点讨论了我所说的“包容、宽容、从容”与养生的关系问题，赞口不绝，说我说得好！的确，“三容”是有助于养生延年的。而这更折射出一个核心定律：我暂且把她称为“德寿定律”或“德康定律”。

伦理学上有个“德福律”。意谓“德”和“福”应该具有一致性，只有“德福一致”才能激励人们不断做好事，人类才处于良好的生活状态。当然，这讲的是理想状态。与现实有时候不见得完全契合。但从历史角度及心身医学视野，“德－寿”，“德－康”之间似乎具有某种一致性，却毋庸置疑。

众所周知，《尚书·洪范》有五福，曰“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其中“寿”列首位，“寿”“康宁”“考终命”三者都与养生有直接关系:而又都受制于“攸好德”。“寿”即长寿，“康宁”即心身宁静平和，无不安；“考终命”有二解：一即“善终”，尽享天年，没有横祸，死得平和安详；二则有人认为：可从寿命倒过来考评他的德行及康宁如何？此处的“攸”，似乎可作“关乎”、“维系于”解。不管怎么解释，老祖宗认为：好德、康、寿、长命及富是联系在一起的！后世大多认可这一说法，儒生们对此更是作了太多的阐述。在此，不做展开。

两千年前的《黄帝内经》就形成了“全德保形”思想（指道德良好/全德，可保躯体康健/保形）。如《素问·上古天真论》：“所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其实，在此之前《礼记·中庸》引孔子：“故大德……必得其寿。”就已点出了“仁者（德者）寿”的秘密，这可以说是儒家养生思想最为集中而典型的体现。长期以来，一直指导着中国人的行为处事及日常生活，后世懂得生活者，大都以此为生活指南。

写下历史名篇《大医精诚》的品行与道德良师孙思邈，更是高寿110有余（甚至有资料表明他可能活到140多岁，但活到110多岁是肯定的）。

因此，传统医学角度，“德寿律”“德康律”似乎毋庸置疑！

近年来，有诸多相互独立研究者发现，高龄者大都品行良好。例如，巴西医学家马丁斯对长寿老人经过长期追踪观察，发现约90%的百岁长寿者都是德高望重的。他解释认为：道德良好者每每与人为善，遇事常为他人着想，很少为名利与别人相争；办事出于公心，尊重别人，自然会受到周围人的尊敬，所以，总是处在心境宁静状态，人际关系良好，心情易于舒畅。这种心态让大脑平静有序地支配着人体内在各种生理功能，使其处于良性的运转中，身体自然健康平和。关心了，让学生认真关注一下，类似的现代研究结果还真的不少，尽管仅仅运用枚举法立论，方法学上的苍白无力的；但作为例证，也是有一定逻辑力量的。

有医学研究证明：当人处于平静快乐的心境，神经内分泌系统运转正常，各脏器间功能也就能正常发挥，自身免疫力增强，疾病也就缺乏生长的土壤。总之，好好活，做有意义的事，与人为善，平静快乐者，更容易身心健康。即使身体出了点问题，也较他人更容易渡过难关。宋美龄不也患了乳腺癌吗，70多岁生癌，动了多次手术，她品行良好，口碑不错，早年一直活跃在中国政治、社会及外交等领域，做着有意义的事，对近现代中国及中美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也活到了106岁吗？这似乎做出了生物机理的一定解释。

更值得一提的是，新近研究表明：同样是快乐，但对人体及健康的长期影响却大不相同。天天喝酒，游戏人生，心无目标，尽管短期也可以感到快乐，纸醉金迷，就像《黄帝内经》所言：“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尽管也可以由短暂的快乐——“务快其心，逆于生乐……”可惜“故半百而衰也”。

美国学者一项新研究发现：在分子水平上，人体对所有的快乐并不是一视同仁的，它会对不同种类的快乐作出不同反应，从而可能对人体健康造成有益或有害的影响。

2013年7月底出版的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月刊发表了北卡罗来纳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的心理学教授芭芭拉·弗雷德里克森领导的课题组研究结果。结果发现：由“崇高目标”带来的幸福感可能会在分子水平上增进人体健康，而“单纯的自我满足”则可能造成负面影响，尽管人们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会感受到某种快乐感。

弗雷德里克森在论文里写道：“哲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对快乐的两种基本形式进行区分：一种是享乐主义形式的快乐，它代表着个人的愉快体验”；也就是前面说的以酒为浆，以妄为常，游戏人生。“另一种则是更深刻的‘幸福论’（幸福论主张通过由理性支配的积极生活而获得幸福）形式的快乐”。也就是许三多说的好好活、做有意义的事情。“这超越了单纯的自我满足，它来源于朝着崇高目标和重要意义而奋斗。”

如果所有的快乐都是一样的，那么无论人是因为“享乐主义”还是“幸福论”形式产生的快乐，其基因表达的模式都应该是一样的。但现在研究人员却发现，情况绝非如此。弗雷德里克森说：“以前，很多研究告诉我们，这两种形式的快乐不仅会减少压力和沮丧情绪，还会增进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但我们获得的信息却有些不同。”

他们的研究表明：由“幸福论”形式产生的快乐（即做有意义的事情产生的快乐），实际上会大幅减少同压力相关的CTRA基因的表达。相反，“享乐主义”的快乐则会大大增加CTRA基因的表达。研究人员对这两种快乐的基因分析显示，纯粹的“享乐主义”快乐实际上是要付出代价的。

具体而言，那些有着高水平实现的幸福感（eudaimonic well-being，由深切地感受生活的目标和意义而获得的一种快乐）的人们，他们的免疫细胞中显示非常有利的基因表达谱：其炎症基因呈低水平表达，抗病毒及抗体基因则强有力地表达。而那些享乐型幸福感（hedonic well-being，由于满足自身欲望而获得的一种快乐）的人，实际上刚好相反。他们拥有不利的表达谱：其炎症基因高水平表达，而抗病毒和抗体基因则呈低水平表达。

研究者们最初感到这些结果令人吃惊，因为参与研究的志愿者都报告说自己感受到了快乐。最后，他们解释认为，一种可能性是，体验到更多“享乐主义”快乐的人在情感上是“零热量”消耗。“他们的日常活动提供了短暂快乐，但从长期来看却对身体造成负面影响。”

他们继续分析认为：“一些单纯的愉悦体验会让我们快乐，但是这些‘零热量’不会以有益我们健康的方式来帮助我们增长智慧或塑造能力。在细胞水平上，人体似乎对一种不同的快乐会作出更好的反应，那就是建立在归属感和使命感上的快乐。”

从短期的自我感受来看，“有高水平享乐幸福感的人感觉并不比有高水平实现幸福感的人要糟。两者似乎具有相同高水平的积极情绪。然而，他们的基因组反应却非常的不同，即便他们的情绪状态同样积极”。

“这项研究告诉我们，做的好和感觉好对于人类基因组有着非常不同的影响，即便它们产生了相似水平的积极情绪。显然，相比于意识，人类基因组对于获取快乐的不同途径更为敏感。”

需要解释的是：CTRA基因。以往的研究已经发现，在长时间的压力、威胁或不确定的情况下，循环免疫细胞的基础基因表达谱会发生明显的改变。这种转变被称之为对逆境的保护性转录反应（conserved transcriptional response to adversity，CTRA），CTRA基因高表达的特点是：炎症相关基因表达增高，抗病毒反应基因表达下降。其结果则是容易促进炎症形成，引起心血管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以及其他（包括癌症等）疾病的发生，并可损害人体对病毒感染的抵抗力。

总之，说得通俗些，享乐主义的快乐，尽管也是令人感到短期快乐，但潜伏着健康危机，其在基因层面可表现为CTRA基因的高表达，会导致许多健康灾难的接踵而至！而好好活、做有意义事情的（仁者）幸福感，也能带来快乐，表面上两者没有差异，但后者却可以同时大幅度地降低CTRA基因的表达，让人有可能远离各种疾病的骚扰，自然，“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或者简单地说：“仁者寿宜长”！

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及健康哲理还是非常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