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很多实际发生了的具体突发事件，人类的认知无法达到最终的真相，甚至无法接近一部分真相。

不光来无踪无无影的SARS如此，即便连传染性相对较低的H7N9禽流感也是如此，但给我们通过几十个病例了解了它的基本特征时，它随着春天一起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野。

那么，我们掌握了的一百多个病例是H7N9禽流感的百分之几？我想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在众多可能的病例中，能够呈现出来并被我们发现的怕确实只是极少数，有些也许造访了一个人群，但是很快就如一阵风一般地消失去，没有留下丝毫痕迹；有些则呈现在了大众里面，但是却最终没有进入传染病防控者的视野，被作为一个的病症治疗了；有些则也许非常不幸，罹患传染病而不幸故去，但是被当做已知的病症治疗并宣告失败。通过如上的分析，我们会发现那些发病并被及时诊断为新型禽流感的病症完全有可能真的只是少数。

但是，作为传染病的应急管理者，能够有所作为的也只有那少数的被观察到且检测出来的病例，并通过这些患病者的经历和表现去推断整体的情况，这也是我所以说“有些事只有上帝知道”，人类只能“逐渐接近”真相的原因。但是，对于科学家而言，只能依靠有限的证据去根据逻辑推断可能的发生、发展、演化过程，而这些证据一般都可以说明真实情况的一部分，或者一大部分，因为整个的逻辑推演过程是科学的。

对于H7N9而言，有如下几个问题需要回答：

1，它的最初宿主是谁？

2，它通过怎样的路径到达人的身体？

3，它的病症表现如何与那类已知传染病更接近？

4，它的发作与哪些要素有关？

5，治疗它用旧的手段还是新的技术？即时治疗或者立刻预防是否赶趟儿？

6，病原体的未来会是怎样？是否会变异为人传人的传染病？

对于第一个问题，专业人士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回答，那就是病原体来自禽类，其中候鸟和家禽责任最大。

对于第二个问题，对于每一例病患者，来自禽类的具体传播路径无法获知，但是整体而言，应该与候鸟迁徙的路径和活禽交易过程应该是有关系的？

第三个问题相对简单，如果能够命名这种病症，且是有序列的，可以找得到它与其他禽流感之间的传承与变异关系。

第四个问题正是我们希望知道的，从不同地区来源的零散的消息中我们获知：北方今年春天尤其偏冷所以没有病症的发现，最北到北京一带就停止了。而最南的华南地区虽然也有偶然的发现，但是过于零散，不能形成如长江中下游地区（或曰长三角地区）那么显著的规律性。于是，可以推测，温度可能与H7N9有着密切的关系。

除了温度之外，还与活禽交易的广泛性有关吗？如果最近的禽流感发生地区都是中国这样的活禽交易频繁的区域，是否可以推测两者之间是存在相关性的？

对于第五个问题，在实际的临床治疗中确实采用了达菲这种常见的治疗其他禽流感的药物，而且有证据显示效果还是有的。而今日的疫苗技术也使得能够在不到一个月的短时间内形成生产能力。

第六个问题中国的医学专家也参与了相关研究，发表了论文，有怀疑它具备了人传人的能力，但是证据终因样本太少而无法支持。

我们尽管对于传染病本身并无发病机理方面的了解，但是传染病的传播规律却是一般数学建模书中都会涉及到的内容，基于此，我们本期汇刊选载了三篇论文，企图从管理角度给某些问题以回答，至于是否和真实的规律一致？我想这篇主编寄语的开始部分已经讨论过了——我们只能接近它，甚至连无限接近都没有可能，但是我们依然要走下去。

梁恒谦的文章对于H7N9禽流感的发生、发展状况进行了极为详细的描述，甚至细微到每一个病例的发现与特征刻画，在此基础上对于脆弱性和抗逆力的讨论也是一个自然的延伸。而李月华的论文则包括看似不相干的三个部分，其一，温度、地域与H7N9的关系研究；其二，活禽交易市场不同参与方的博弈分析，要知道对于候鸟人类还无能为力，能做的只能在活禽市场上下工夫了，但是，要关闭或临时关闭活禽市场有着太多的利益相关方，大家的反应都一定是各异的，如何平衡利益关系，达到一种均衡是政策设计的基点；其三，如果要补偿活禽交易市场的关闭或扑杀活禽带来的损失，究竟应该采用怎样的定价策略？这篇文章讨论了黄金分割思想在补偿定价中的应用可行性，还有点意思。第三篇论文则从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的角度分析了对于H7N9禽流感应对的可行策略：减轻与舒缓。

也许在未来的未来，当我们有了快速检测新旧传染病的工具，一旦任何人的身体有了风吹草动，就会立刻在公共卫生监测中心得以展现，然后应急管理者就能有非常快速及时的针对性行动。但是，这是梦想，一般而言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类即便染上某种传染病，不同病例的发病也不是整齐划一的，也许竟然是有巨大差异的，这种个体对于病症的差异性反应是否能够很快应用在治疗或预防中，也难以断定，因为规律往往不具备唯一性。也因此，人与各类病原体之间的博弈或者共存共生在未来还将继续，一如今日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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