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看《觉醒年代》是在成都宽窄巷子的三联韬奋书店，那是一个周六，之前先后和信管学姐学长来过两次，很是喜欢，所以第三次再去就办了会员卡。第四次则是约了家人一起，本想坐在自己的“老位子”上，但是被店员告知，下午有活动，为了能顺理成章的坐在自己的老位子上，我欣然报名参加了三联下午的活动。活动开场前放映的就是《觉醒时代》，开场的主持人是书店工作人员，之后便是查佳峰老师讲述的“100年光辉历史：生死存亡的四个瞬间”。听着听着慢慢内心升腾起了一种久违的亲近感，像回到了大学的党组织生活会，兴奋之余，上网搜寻到了《觉醒时代》。

你有听说过陈独秀、李大钊吗？你有看过《新青年》吗？说实话，在看这部片子前，我对陈独秀、李大钊有一些印象，但并不清晰，也没有好奇的搜寻过《新青年》，但通过觉醒时代这部电视剧，我对头脑中的陈独秀、李大钊、胡适、毛泽东…又有了新的认识。

《觉醒年代》第一集开场是一所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陈独秀的出场形象令人惊愕，一个被特写的“蓬头垢面的乞丐”…紧接着是郭心刚的出场，一个“缺乏理性颇有市井气质的大学生”，然后是张载丰的出场，一个“别有用心的机灵鬼”，然后是章士钊、李大钊陆续登场。李大钊这个人物的出场一开始并无太多特色，直到他独自保护李大钊逃离混乱现场并把大衣赠予给了这位特别的“蓬头垢面又穷困潦倒的乞丐”。紧接着的海上轮船上的场景更引人深思，面对窗外漆黑一片的汪洋，陈独秀的沉思以及甲板上见到“军阀”表现出的冷傲，见到“逃票学生”被欺辱时的见义勇...提前预告了当时中国的国情。

《觉醒年代》一共43集，之前的1-30集只是偶尔用笔在习作本上做零星的摘录，真正开始动手做精细记录的是在第31集。也就是在北洋政府“软硬兼施”之下，新青年们将何去何从时。陈独秀的《山东问题与人民觉悟》提出了“强烈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的口号，但胡适建议“不能蛮干”，“不做无谓的牺牲”，青年导师将何去何从？是冷静还是火上浇油？最终青年导师们选择了支持学联的决定，改上街游行、演讲、发传单这些“不合法”的行为为“卖国货”、“抵制日货”。

虽然在抵制巴黎和约签字期间，北洋政府实施“软硬兼施”取得了一些“成效”，但随后继续实施的强硬措施让北京大学革新派和保守派导师们开始自主联合起来抵制政府。期间，陈独秀还主动与儿子陈延年交流了自己对革新派和保守派的争论中的两个问题的思考，认为革新派和保守派的争论属于学术之争，具有一定的学术进步意义，新文化运动反对的是占孔学中的一小部分：比如孔教三纲和袁世凯打着孔老夫子的幌子复辟帝制。而且他相信革新派和保守派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比如辜鸿铭、刘师培等，他们现在是保守派，看似思想不合时宜，但是他们是有专门学问的学者，在未来可能会顺应时代，这是辩证的历史观。所以，新青年是进取、乐观、热情、爱学习、善于沟通、敢于面对困难、积极承担责任、在必要的时候不惜牺牲自己的前途甚至生命。正是在新青年及其导师们的不懈努力下，才取得了“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全体人民联合一致抵制巴黎和约签字”的阶段胜利。

第33集，陈独秀在家被保护多日后不顾家人劝阻毅然要出去走走。他走上了大街，看到了大量骑马的、步行的士兵，走到北大门口，突然发现昔日的北大校园门口架起了机枪，站满了警察，关满了学生，站在这样的北大校园里，陈独秀沉默了。他瘫坐在红楼楼梯边的角落边，思量良久之后，耳边响起了当时毛泽东的提问“像我们这样大多数都是农民和文盲的国家到底怎么样才能走得通民主和科学相交轨的路呢？”之后，前来寻找陈独秀的李大钊和胡适也开始反思，李大钊问胡适：“适之，问你一个问题，这还是我们值得为之奋斗的民国吗？这还是徐锡鳞、秋瑾这些烈士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共和吗？这些教室，我们本可以摆上一张张干净的课桌，让学生们在里头安安静静地去享受知识地乐趣。可是现在呢？变成了监狱！里面关着我的学生、关着你的学生、关着仲甫兄的学生…可怕的是门口，竟然还有一群痛苦不堪的父母，他们用祈求的眼神在寻求别人帮助，甚至在向军警下跪，更荒谬的是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孩子爱国而向军警下跪啊！这个国家怎么了？你没觉得这个国家很荒唐吗？”适之回应道“守常，你不要自责，这不是你的责任，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我们真的不能再这样蛮干下去了，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要好好想一想，检讨以下自己的思路，否则，受辱的只有学生，受损的只有学校。就像我在《北京学生受辱记》里写的一样。”李大钊接着问胡适“适之，我们有错吗？学生们有错吗？你这个时候说这种话，你不是在为反动政府张目吗？”胡适没有沉默，而是继续阐明自己的立场“你就别给我戴帽子了，守常。刚才你提到你的学生，是，我们都看到了，你难受，我也难受。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如果当初我们不实行总罢课，如果我们采用一些缓和的办法，我们北大不至于走到现在这个地步。”“适之，我们为什么要罢课呀？我们为什么罢课呀？不是因为政府要签订那个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吗？我们不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抗议、申诉无效，不得已而为之的吗？难道爱国有罪吗？卖国有功吗？”（注意，当时该事件发生时，刚好处于杜威访华期间，胡适去了上海，临行前蔡元培预感会出事，期望胡适在这个关键时期不要离开北大，但胡适还是按照与导师杜威的预定去了上海）胡适继续阐明自己的立场“爱国它有很多途径，救国有很多的方式和方法，还有守常，我最近听说你一直在鼓吹俄国革命，说我们中国人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很危险”。李大钊很惊奇地问“有什么危险的呢？我劝你也不要总盯着美国人的路，不要总信奉杜威那个实验主义，你应该像蔡先生说的那样，兼容!你要看一看，大战之后的形势和变化……”胡适觉得李大钊扯远了，而是现在应该关注眼下，要安静下来，静能生慧，想办法！……我们三个人为什么不能只做好新文化，为什么要往浑水里趟呢？胡适认为，“必须要停止总罢课，要给政府台阶下，不能继续采用斗争的方式，不然这样下去，不仅北大完了，还有你们俩，你们俩会毁了你们的学术前程，你们会毁了你们的幸福家庭…”李大钊认为，“倡导新文化运动是为了启发民智，那么国民觉悟了之后呢？势必会有所行动，光有思想，没有行动，是救不了国家的。如果一个国家强权压倒了公理，涉及到核心利益而人民的意愿不能表达的时候，那这个国家的公民就可以行使民主的权利。以日本为例，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了，我们割地、赔款，甚至把台湾都让给日本人了。没办法，我们没脾气，可现在我们是战胜国呀，适之！凭什么德国把我们的青岛让给日本呢？这还有公理吗？如果我们放任那些卖国贼，肆意妄为践踏民意的话，那我们这个国家还能叫民主共和国吗？我们还配叫国家的公民吗？所以为了国家利益，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彻底的革命，把思想觉悟和行动觉悟结合起来！我李大钊愿意当这个急先锋，九死而不悔，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时候，陈独秀从角落里站了起来，说“守常说得对，我现在要回家，饿了，要回家吃饭，渴了，口干…共和死了，我不会死！”回家后，陈独秀开始向家人赔罪，他决定从此舍小家，为了这个国家“置死地而后生”！并连夜写了《研究室与监狱》，立志，就算进监狱，也要把监狱当成研究室，去探寻真文明，有生命力、有价值的文明。与此同时，李大钊奋笔疾书写下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为什么选择走马克思主义道路呢？第34集中，当学生罢课取得阶段性成效后（按照学生要求，总统责令罢免三名卖国贼），学生回校上课，新青年同人编辑再次聚会，在这次会议中，陈独秀发现新青年同人编辑内部已经出现分裂，几乎一见面就要争吵。李大钊认为胡适“太迷信美国”、“迷信杜威那套实验主义”，认为“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怎么可能说说写写就改变了呢？不发生一次大的革命，中国不可能追上世界的潮流？”陈独秀则坦言，以前觉得“李大钊太激进”，“胡适太中庸”，如果自己有更多倾向，这样势必会让胡适觉得更孤立。而且他觉得胡适很要面子，建议李大钊在有些场和别太为难胡适，说多了，怕胡适面子过不去。关于马克思主义，陈独秀开诚布公的说自己前阵子在编《新青年》下一期的稿子时，他把李大钊写的那篇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又仔细读了一遍。同时又把四月六日《每周评论》发表的《共产党宣言》的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也仔细读了一遍，很受感触，感慨颇多。《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最先劲、最重大的意见，对自己有很大的启发。并且认为“李大钊是中国宣传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所以有些事情还需要请教李大钊。李大钊也坦诚的回应道，其实自己在日本时就已经关注马克思主义学说了，自己现在正在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下半部分。很期望听听陈独秀对自己上半部分的看法和意见。陈独秀回应道：“现在我觉得马克思主义比无政府主义更要有理、比杜威的实验主义也要有理，但至于它是不是当今时代最先进的理论体系，这个还不好说，因为我还没看到全部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李大钊接着说，之前在日本发现很多人都在研究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有很多译本，他主要读的是原理，比如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社会主义如何从空想到科学。而最近再来结合中国实际来读，越读越开窍，并且向陈独秀提了一个自己的想法“中国要求发展必须依靠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做我们的指导思想，除此之外，很难找到第二条路。”陈独秀迟疑的问题李大钊“你就这么肯定你定的这个结论？”李大钊说，“这个还是我的初步想法，但是五四运动之后，我的这个想法是越来越强烈，让然，也需要经过论证和思考”。陈独秀继续问李大钊“俄国的十月革命你是怎么看的？”李大钊说自己的看法已经发表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中，已经有所阐述。总的来说“俄国的十月革命与英法革命是截然不同的，我认为它是最先进的革命”。“以往的英法革命归根到底还是资产阶级的革命，但俄国的十月革命则不同，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革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一定是最进步的革命”。陈独秀认真的思考后回答，马克思的书我虽然看得不多，但是知道这个社会主义学说一个基本的观点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是有时机的，只能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了之后才能爆发。可是现在俄国并不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呀。李大钊接着说，这一点自己原先也不了解，但是后来看了列宁的书之后才知道。列宁有一个观点“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当中爆发并且取得成功。”比如俄国的革命已经快两年了，苏维埃政府在帝国主义的层层包围之下，已经站稳了脚跟，这个足以说明列宁的观点是正确的。陈独秀小心的又问了一个问题“像中国这样积贫积弱的国家也能搞社会主义革命？”李大钊认真的回答到“这一点我还在研究，不过俄国的十月革命已经为咱们做出了榜样。”

随后，陈独秀宴请李大钊、胡适中，首先让长子宣读了自己拟定新的方案，并认为李大钊把“学生运动拓展为社会运动、群众运动”的做法是对的。还明确提出下一步要求，第三，公开宣称“如果政府不尊重民意，我们将直接采取行动，以图实现对社会的根本之改造”。所以，期望先征求三位的意见，并请胡适翻译成英文。李大钊很是赞同，但胡适却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作为文化人，是士，需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台下，现在虽然在修身，但齐家了吗？他坦诚的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说好不容易从贫困潦倒走到现在，为什么要选择走这一步，还会连累妻儿老小，自己真的不明白这到底在干什么？李大钊觉得胡适的问题问得特别好，他认为“人不能为了自己而活着，还建议胡适去长辛店去看看那些破败不堪的工棚，去津浦线看看饿殍千里的难民，再去前门大街去看看那些沿街乞讨的乞丐”。并反问胡适，“我们难道不该为他们干点什么吗？”胡适沉默了，又仔细看了一遍陈独秀拟定的市民宣言，认为内容没有问题，只是语言过于强硬，担心和政府关系搞僵了，并不利于下一步杜威访华行程的推进。陈独秀接着说，“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是个因果关系，前者是思想启蒙，后者是付诸行动，不管你乐不乐意，这些都是你我这些年直接推动的结果。现在国民觉悟，付诸行动了，这是一次飞跃，我们作为首倡者，不能阻拦，也阻拦不了”。并且引用了孙中山先生的观点：“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李大钊带陈独秀“逃出北京”，路过河边看见难民悲惨的生活状况，潸然泪下，两人当即宣誓要为这些人做些什么。随后李大钊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陈独秀把新青年搬回了上海。毛泽东“驱张行动”虽频频受阻，但依然在思考湖南如何自治，并表示不打算再进学校，打算自主研究新的道路，周恩来也在监狱中实现思想裂变。

随后，共产国际维经斯基来到中国，建议李大钊成头成立组织，李大钊推荐陈独秀，与此同时，陈望道开始翻译（日文、英文）共产主义原著，期间把墨汁当成红糖，蘸着粽子吃，被母亲笑后自言自语道，这是真理的味道，有点甜。

李大钊在北京宣传国际五一劳动节，给工人们介绍了劳动节的来历，并简介了经典的工人歌曲《八小时之歌》。为何是八小时呢？这首诞生于1878年版本的八小时之歌很有意思，歌词这样写道：

我们要把世界变个样，

我们厌倦了白白的辛劳，

光得到仅能糊口的工饷。

从没有时间让我们去思考。

我们要闻闻花香，

我们要晒晒太阳，

我们相信：

上帝只允许八小时工作日。

我们从船坞、车间和工场，

召集了我们的队伍，争取

（合唱）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

八小时归自己！

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

八小时归自己！

……

维经斯基与陈独秀见面，陈独秀旗帜鲜明的告诉维经司基，俄国和中国共产党不能合体，所以拒绝拥抱，而选择了握手。

陈独秀临行去广东就职前，邀请李大钊和胡适道上海山野中聚会，期间，胡适伤心失望的问题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何要选择马克思主义？并表述了自己的真实感受，马克思主义诞生于德国，为何没有在德国实现，虽然现在俄国实现，但才刚刚开始，而自己在美国7年，是基于自己的长期实践而做出的选择，不能说服你们，只有感到伤心失望。

陈延年和乔年去了法国，在亲眼目睹了多次工读互助试验以及吴稚晖拒绝勤工俭学学生入学事件后，无政府主义信仰发生了改变。之后上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紧锣密鼓的筹备，李汉俊、董必武、张国焘、李达、毛泽东、刘仁静等13人以及中产国际代表马林等参会。

在起草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资料的过程中，毛泽东拜访董必武。董必武问毛泽东：“马克思说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你说我们中国共产党符合这个性质吗？我跟几个同志探讨过，莫衷一是。”毛泽东应道：先生，您问我这样的问题，想必已经有心得了。董必武接着说，“这个问题我们确实是调查研究过，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是我们这十几个，或者是全国五十多个党员关在书斋里古思冥想的行动。它同样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劳工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比如在我们武汉，就有三十多万工人。去年我们调查过，在《新青年》刊登的《汉口苦力状况》讲的就是这种情况”。毛泽东接着说，这个调查报告我看过，很有说服力。董必武叹了一口气回答道：“我亲眼所见，饿冻相乘、死亡甚速、衣无冬夏，仅破麻袋一片，遮其下体。这就是长江码头搬运工人的现状。他们每天搬来搬去，每天超负荷地工作，创造了很高的价值。可他们自己却过着牛马不如的日子。难道这就是他们的宿命吗？不是，绝对不是！所以，他们特别具备革命的反抗精神。我们武汉仅仅这三年就发生了几十起大罢工。这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先进性”。毛泽东说，是啊，在我们长沙也是一样。工人阶级始终都冲在斗争的第一线。董必武接着说，“武汉的党小组绝对不是我们几个秀才的创造，从根本上讲，武汉现在已经具备了成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现金工人阶级组织的阶级基础和社会条件”。毛泽东表示赞同，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对不是中国几个知识分子的觉醒，首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觉醒，是全体中国人民的觉醒，是中华民族伟大的觉醒。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才是我们这个党今天成立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更是中国共产党生机勃勃、一往无前的根本动力”。董必武大呼太好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一大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标志，为何陈独秀和李大钊没有参加？因为当时陈独秀在广东，兼着大学预科校长，需要筹款。实在脱不开身。李大钊同志也因北大事务缠身不能到会。在这期间，易白沙刺杀徐世昌未果，愤然跳海自杀。同时，陈延年、陈乔年在法国经历了思想裂变，乔年还参与了国际歌副歌的翻译，两个孩子与父亲终于达成一致，选择了共产主义道路。陈独秀悲喜交加，喃喃自语：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们，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陈独秀，新文化运动主将，“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1942年在四川江津病逝，享年63岁。

在北京亢幕义斋中，李大钊主持了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共同举办的形势报告会。长辛店的工人俱乐部派出代表前来参加，葛树贵同志介绍了长辛店和全国工人运动的情况。他告诉了大家一个好消息，“就在五月一日，长辛店铁路工人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大会，正式成立了长辛店铁路工人工会。这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铁路工人的组织，是党发动和领导工人运动的重要的革命团体。现在不仅有铁路工会，还有机器工会，印刷工会，人力车夫工会等各类产业工会和手工业工会。在各类工会的组织和领导下，全国各大城市的工人运动持续高涨，工人阶级的觉悟不断地提高，已经涌现出了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这说明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工人阶级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重要作用，已经成为了革命的主力军”。同时，李大钊也报告了大家一个喜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南方举行，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了，这是开天辟地的一件大事”。李大钊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不是偶然的，而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的斗争中顽强探索的必然产物。是中华民族在追求振兴的道路上不断觉醒的必然产物。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意味着我们中国革命从此以后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这位我们事业今后必然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国际歌最后一句歌词一定会实现，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共同追求的最高目标，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回忆三年前自己在中央公园的一次演讲：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并坦诚的公告了自己的心得：“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他才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之振兴。而且他坚信，一百年以后的中国，他必会证明我今天的观点。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李大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27年被反动军阀杀害于北京，时年3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