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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的传统，创新的精神（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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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刘嵘，高齐云，叶汝贤三位哲学教授治学之道
2010年12月1日，广东哲学界和中山大学哲学系共同举办“刘嵘，高齐云，叶汝贤的学术贡献与广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座谈会。刘嵘（1920-2001），高齐云（1933-2005），叶汝贤（1936-2009）是我省三位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授，长期任教于中山大学。刘嵘同志是老一辈著名哲学家，在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高齐云同志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专家，在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和改革开放理论方面成绩斐然。叶汝贤同志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专家，在唯物史观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方面，都有许多优秀研究成果。他们不但在学术理论研究方面，而且还在学科建设与培养人才方面，作出了重要成绩。总结他们的治学经验，学习他们的研究成果，对我们的理论工作是很有教益的。现在，我国正处在历史发展的新起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更好协调发展，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每个人自身和谐发展，都必须进一步加强先进文化建设，发挥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指导作用。认真学习，研究与宣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即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是我们理论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任务。在三位教授言传身教，亲自培育下，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两个学科，形成了“求是的传统，创新的精神” 的治学之道，我祝愿这种学风薪火相传，并在广东乃至全国学界发扬光大！
一,实事求是，务实求真的统
刘嵘同志是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从事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和教学。粉碎“四人帮”后，国内外掀起一股否定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刘老师和全国一些老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精神,坚定地反对这股错误思潮。最可贵的是，他在全国率先提出并深刻论证“毛泽东思想是一个科学体系，是科学世界观”的观点。他提出应该区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毛泽东思想个人思想的界限；作为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毛泽东思想不包括为实践所检验了是错误的成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恰恰违背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真理。这些见解，同后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完全一致，体现了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卓有远见的政治智慧。
1983年，刘嵘教授撰写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概述》，是全国高校第一部系统概述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专著，受到了国内外理论界的关注。他把毛泽东哲学思想定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言简意赅。这个实事求是的科学概念, 得到普遍赞誉。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刘嵘教授不顾年事已高，积极参加广东社科联领导和社科大学创办工作；他还经常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刘老师带领学界同仁深入研究邓小平理论。他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
同志进一步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在成功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形成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的哲学思想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篇” 。它们是“上篇”（进行革命）与“下篇”（进行建设）之“一脉相承” 的关系。刘嵘同志特别强调，无论是毛泽东思想，还是邓小平理论，都是以中国国情为基本根据，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成功地运用在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中，是对马克思主义创造性的发展，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文革”后期，中大已复课，当毛主席重新提出“学习马列”号召之后，高齐云和叶汝贤同志，与北大，武大的老师差不多同时，在已复课的高校中，率先提出了要研究和开设“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课程。粉碎“四人帮”后，为了构建这门学科，他们两位与其他老师，到全国各地的大学和科研机构进行调查访问。1978年，我还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任教时，就曾同他们讨论过哲学系开设的马哲原理及原著，与他们构想的马哲史的关系问题。这一年，在教育部召开“武汉会议“（全国高校教材与著作编写规划会议）上，刘嵘同志代表中山大学哲学系，接受了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材任务，并确定为主编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则为副主编单位。全国有几十位专家参加编写工作。在刚刚结束“文革”混乱状态情况下，百废待兴，主编与副主编单位，全力以赴，教材写成出书，又能保证质量，实在不容易。高齐云叶汝贤同志不仅亲自撰稿，还同黄楠森庄福龄等著名专家一起，参加统稿定稿工作，功不可没。我拜读过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马哲史稿》, 很受启迪，它得到学界普遍认可。
该《史稿》的“绪论” 由高齐云同志执笔，对马哲史这门历史科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对学习马哲史的态度和方法等等的界定与阐释，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是很正确的。例如，高齐云写道：马哲史要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及其基本概念范畴原理怎样产生和发展；论述它们是受到怎样的社会条件（经济，政治，科学文化等）的制约和推动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和其它他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怎样适应社会历史的需要，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和批判地吸收前人的思想成果，创立，丰富，发展这个哲学理论的。他强调指出，“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从运动变化的形态上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性的科学。”时过差不多三十年，这些看来十分直白，几乎己是行内常识的表述，似乎像“一杯白开水” 。然而，我作为这门在中国属于“新兴学科”建设过程的见证人，可以说，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在个人迷信仍然盛行，教条主义思想僵化严重的情况下，写出这样的科学论断，多么不易，多么难得！这是理论界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会“实事求是”路线的结果，是继续解放思想，以实践作为检验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理论)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的产物。事实证明，在大学哲学系开设“马哲史”这门新课程, 影响深远， 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正本清原”“ 拨乱反正”; 有助于师生破除迷信，实事求是地理解和评价马恩列毛以及各国共产党人和理论家的哲学思想; 也有助于人们进一步解放思想, 理解和支持改革开放的新事业。
在改革开放时期，高齐云和叶汝贤教授是思想活跃，成果很多的专家。除了上述学科建设方面的突出贡献，他们积极参加广东和全国许多学术研讨会，提出许多启迪人们思想的课题。他们还参加广东和全国一些重要学术问题的论争， 如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思维和存在关系与“两变”问题，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马哲史分期和其形态问题等等。并撰写发表过很多有关研究的论文和著作，推动了广东哲学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化建设方面学术的繁荣。刘嵘,高齐云,叶汝贤三位教授，长期担任广东和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团体以及相关研究会的领导工作，发挥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优势，在岭南这块热土，组织承办过很多全国性学术会议，研讨一些前沿性课，他们还热心扶植帮助各方面的青年学者，所有这些举措都受到学界同行好评。[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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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1日，广东哲学界和中山大学哲学系共同举办“刘嵘，高齐云，叶汝贤的学术贡献与广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座谈会。刘嵘（1920-2001），高齐云（1933-2005），叶汝贤（1936-2009）是我省三位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授，长期任教于中山大学。刘嵘同志是老一辈著名哲学家，在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高齐云同志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专家，在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和改革开放理论方面成绩斐然。叶汝贤同志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专家，在唯物史观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方面，都有许多优秀研究成果。他们不但在学术理论研究方面，而且还在学科建设与培养人才方面，作出了重要成绩。总结他们的治学经验，学习他们的研究成果，对我们的理论工作是很有教益的。现在，我国正处在历史发展的新起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更好协调发展，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每个人自身和谐发展，都必须进一步加强先进文化建设，发挥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指导作用。认真学习，研究与宣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即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是我们理论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任务。在三位教授言传身教，亲自培育下，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两个学科，形成了“求是的传统，创新的精神” 的治学之道，我祝愿这种学风薪火相传，并在广东乃至全国学界发扬光大！
一,实事求是，务实求真的统
刘嵘同志是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从事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和教学。粉碎“四人帮”后，国内外掀起一股否定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刘老师和全国一些老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精神,坚定地反对这股错误思潮。最可贵的是，他在全国率先提出并深刻论证“毛泽东思想是一个科学体系，是科学世界观”的观点。他提出应该区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毛泽东思想个人思想的界限；作为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毛泽东思想不包括为实践所检验了是错误的成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恰恰违背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真理。这些见解，同后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完全一致，体现了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卓有远见的政治智慧。
1983年，刘嵘教授撰写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概述》，是全国高校第一部系统概述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专著，受到了国内外理论界的关注。他把毛泽东哲学思想定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言简意赅。这个实事求是的科学概念, 得到普遍赞誉。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刘嵘教授不顾年事已高，积极参加广东社科联领导和社科大学创办工作；他还经常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刘老师带领学界同仁深入研究邓小平理论。他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
同志进一步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在成功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形成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的哲学思想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篇” 。它们是“上篇”（进行革命）与“下篇”（进行建设）之“一脉相承” 的关系。刘嵘同志特别强调，无论是毛泽东思想，还是邓小平理论，都是以中国国情为基本根据，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成功地运用在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中，是对马克思主义创造性的发展，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文革”后期，中大已复课，当毛主席重新提出“学习马列”号召之后，高齐云和叶汝贤同志，与北大，武大的老师差不多同时，在已复课的高校中，率先提出了要研究和开设“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课程。粉碎“四人帮”后，为了构建这门学科，他们两位与其他老师，到全国各地的大学和科研机构进行调查访问。1978年，我还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任教时，就曾同他们讨论过哲学系开设的马哲原理及原著，与他们构想的马哲史的关系问题。这一年，在教育部召开“武汉会议“（全国高校教材与著作编写规划会议）上，刘嵘同志代表中山大学哲学系，接受了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材任务，并确定为主编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则为副主编单位。全国有几十位专家参加编写工作。在刚刚结束“文革”混乱状态情况下，百废待兴，主编与副主编单位，全力以赴，教材写成出书，又能保证质量，实在不容易。高齐云叶汝贤同志不仅亲自撰稿，还同黄楠森庄福龄等著名专家一起，参加统稿定稿工作，功不可没。我拜读过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马哲史稿》, 很受启迪，它得到学界普遍认可。
该《史稿》的“绪论” 由高齐云同志执笔，对马哲史这门历史科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对学习马哲史的态度和方法等等的界定与阐释，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是很正确的。例如，高齐云写道：马哲史要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及其基本概念范畴原理怎样产生和发展；论述它们是受到怎样的社会条件（经济，政治，科学文化等）的制约和推动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和其它他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怎样适应社会历史的需要，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和批判地吸收前人的思想成果，创立，丰富，发展这个哲学理论的。他强调指出，“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从运动变化的形态上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性的科学。”时过差不多三十年，这些看来十分直白，几乎己是行内常识的表述，似乎像“一杯白开水” 。然而，我作为这门在中国属于“新兴学科”建设过程的见证人，可以说，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在个人迷信仍然盛行，教条主义思想僵化严重的情况下，写出这样的科学论断，多么不易，多么难得！这是理论界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会“实事求是”路线的结果，是继续解放思想，以实践作为检验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理论)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的产物。事实证明，在大学哲学系开设“马哲史”这门新课程, 影响深远， 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正本清原”“ 拨乱反正”; 有助于师生破除迷信，实事求是地理解和评价马恩列毛以及各国共产党人和理论家的哲学思想; 也有助于人们进一步解放思想, 理解和支持改革开放的新事业。
在改革开放时期，高齐云和叶汝贤教授是思想活跃，成果很多的专家。除了上述学科建设方面的突出贡献，他们积极参加广东和全国许多学术研讨会，提出许多启迪人们思想的课题。他们还参加广东和全国一些重要学术问题的论争， 如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思维和存在关系与“两变”问题，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马哲史分期和其形态问题等等。并撰写发表过很多有关研究的论文和著作，推动了广东哲学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化建设方面学术的繁荣。刘嵘,高齐云,叶汝贤三位教授，长期担任广东和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团体以及相关研究会的领导工作，发挥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优势，在岭南这块热土，组织承办过很多全国性学术会议，研讨一些前沿性课，他们还热心扶植帮助各方面的青年学者，所有这些举措都受到学界同行好评。[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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