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高明

记得《红楼梦》里林黛玉说过这样一句话：“药岂是混吃的？”因黛玉身体不好，经常吃药，宝玉看到了，淘气的他也要抢着吃，黛玉嗔怒地说了上面的话。是药三分毒，黛玉是明白这个道理的。

可如今，药不仅混吃，而且是愈演愈烈。这可从人药、兽药、农药、森林药的滥用得到充分体现。其结果是，药越用越多了，可病不见得治好。从人体健康到生态系统健康，都出现了明显的退化趋势。

先从人药说起。祖国传统药物多取自天然材料，副作用少；西药以人工合成为主。西医治病针对具体的病因，本无可厚非。但遗憾的是，花重金买的药物也可能不治病，反而有可能要人命。几个月前，英国《星期日电讯报》报道，英国药物安全管理机构(MHRA)发现，69种常用非处方类儿童感冒药和咳嗽药不仅不管用，还可能带来各种副作用，甚至有致命危险。MHRA援引报告称，至少有5名两岁以下儿童因过量服用此类感冒药而死亡，100多名儿童出现有害反应症状。上世纪80年代，中国人感冒花不到一块钱就能治好病；现在感冒到医院，医生几乎全给开输液处方，少了两三百元钱治不好。可见，一些与感冒无关的药物也是开给人“混吃”的。

兽药是给动物吃的，这里的“兽”泛指家畜、家禽、鱼类、蜜蜂、蚕等人工饲养的各种生物。通常，兽药包括血清、菌(疫苗)、诊断液等生物制品；兽用中药材、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放射性药品。单就抗生素类、生化药品就有无数令人眼花缭乱的化学名词，如阿苯达唑、氨苄西林钠、苯甲酸雌二醇、泛酸钙、磺胺甲恶唑等等。据说，三聚氰胺是作为行业潜规则，使用了十几年的，直到出了人命，才发现它连“饲料添加剂”也不配。但无论如何，类似的物质人们还是给动物吃。在吃出问题后，我们才学到了许多化学名词，比如三聚氰胺、苏丹红、瘦肉精等等。一些养鸡户为了让鸡少患病，将磺胺类药物掺入它们的日常饲料中，甚至还使用禁用药物喹乙醇、呋喃唑酮等。那些残药会通过肉、蛋危害人体。有些药物，说是明令禁止的，但有谁敢保证，那些不该进入食物链的东西如瘦肉精之类，没有作为饲料添加剂使用呢？

给植物吃的药分为两类：一类是给庄稼的，也称农药；另一类是给树木的，称森林药物。农药又分杀虫剂、杀螨剂、杀鼠剂、杀软体动物剂、杀菌剂、杀线虫剂、除草剂、植物生长调节剂等，多由人工研制合成而来，常用的就有300多种。除草剂通常也是和农药一起出售。给森林吃的药，多发生在那些单一种植的人工纯林上，松材线虫、美国斑潜蝇、萧氏松茎象、天牛等，都是常见的森林害虫。对于森林虫害的控制，也多采用化学药物，有些还没有特效药。草原发生蝗灾等也通常借助于药物。

上述四种药物中，给人吃的药有医生把关，给动物吃的药有兽医把关，如果有医德，控制“混用药，乱用药”，人就能少吃一些不该吃的药物；给森林吃的药，因离老百姓远，除引起环境污染外，对人体影响小些。最惨的是庄稼了，农民就是“医生”，他们不管庄稼受得了还是受不了，往往药物是过量使用的。在农民眼里，有病治病，没病防病，反正药也不贵(有的地方买农药还有补贴)，完全不顾环境承受能力乃至自家生命危险。

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每年全球有350万~500万人患有急性农药中毒；腐霉利、扑海因、卡普坦、丙森锌、恶霜灵、乙烯菌核利、嘧霉胺等广泛使用的杀虫剂，以及神经毒素、胚胎毒性、内分泌干扰物等具有致癌作用。受农药、兽药、添加剂等影响，农业人口中患脑肿瘤的比例是平均人口的2.6倍。

由于源头大量使用，城里人也会吃出农药来。不久前，绿色和平组织在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地的大型超市和农贸市场，以普通消费者身份采购日常蔬菜，送往青岛一家国家授权的、独立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化验。结果发现：在45 个送检的蔬菜样品中，40 个检测出农药残留；农药种类高达50 种，其中5 种是世界卫生组织确认的高毒农药。

蔬菜里“吃”出农药来，可见我们的农业生产方式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改变大农药、大化肥的种植模式，牺牲的不仅仅是生态环境，还有城乡居民的身体健康。必须形成一种合理的机制，在生产方加强管理，消费者购买食品时“认地认人”，由独立的第三方来认证，并实行严格的年检制度。

农民在健康环境下生产食品，所造成的成本增加消费者应当“买单”，这是通过市场发生的自觉行动。“让一部分先吃起来”，不妨就从有机农业做起。食物安全了，人就会少生病，进医院的次数就少了，最终形成良性循环。

(作者为中科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