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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贴旧文) 中国的SARS研究:进步与问题

已有 4679 次阅读 2008-5-8 05:04 |个人分类:科教兴国

笔者注:值此中国发生手足口并之际,重贴旧文(发表于2004年2月9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希望文章中讲述的事情不会重现.

中国SARS研究的最重要成果
 
    1月29日,世界著名的《科学》杂志(Science)网站发表了署名“中国SARS分子流行病学协作课题组”的论文“中国SARS流行期间SARS冠状病毒的分子进化”。按照惯例,论文将稍后在该杂志发表。
 
    通过对来自病人、含病毒的生物样品和果子狸的SARS冠状病毒基因组序列的研究,并对照已经公开的病毒基因组序列,中国科学家证实了动物是SARS病毒的源头,揭示了病毒先由动物传人、经过在人体身上发生变异、进而发展到人传人的过程。

  
在流行病学和分子进化的角度,科学家把2002/2003年间的SARS流行分成早、中、晚三个阶段。当来自动物的SARS冠状病毒刚感染人类时,致病能力和传播力似乎较弱,疾病相对易于控制和治疗;但各种不同的治疗手段的干预,使得病毒变异快。经过一段时间在人体上的适应,流行病进入中期,病毒的变异趋缓,但传播能力却比较强,出现了超级传播者的现象。流行晚期的病毒基因则似乎十分稳定。
 
  在分子流行病学水平解析SARS冠状病毒的分子进化规律,对于认识这一新发传染病的起源和传播规律,提高临床诊治水平和疫苗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这一研究是迄今中国科学家在SARS研究中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
 
知落后而奋起直追
 
        尽管SARS最早在中国大陆爆发、疫情在中国大陆也最为严重,但早期中国科学家没有取得任何SARS研究的优先权。中国军事医学科学研究院最早发现了SARS冠状病毒,却受“权威”的“衣原体说”的影响而不敢发表。结果,香港大学的科学家首先确定了SARS的病原体为一种新的冠状病毒;而SARS病毒基因组测序则由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癌症研究署基因组科学研究中心最先完成。

  中国在SARS科学研究方面优先权旁落,与对科学权威的过分迷信、
科学家之间缺乏协作精神,尤其与科学界的领导没有在关键时刻承担起指导和协调的责任有关。于是,中国科学家反思“是否被SARS打败”,产生了吸取教训、加强协作、奋起直追的忧患意识。此次,来自上海、广东、北京、香港和美国等地的科学家经过协作攻关,揭开SARS分子流行病学之谜,破解了SARS冠状病毒变异和进化的规律,取得了SARS研究的重大突破。
 
参与国际科学信息交流
 
    SARS也使中国科学家认识到参与国际科学信息交流的重要性。虽然中国最早找到治疗SARS的方法,中国SARS病人的死亡率也是世界上最低的,但中国科学家没有及时总结经验并在国际最高水平的医学、科研杂志发表论文,他们在防治SARS上所取得的这些成果无法被国际医学科学界了解,甚至遭到怀疑。
 
    因与SARS搏斗而闻名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医生感到,他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把防治SARS的临床经验、尤其是取得低死亡率的经验,及时地拿到国际上发表。
    钟南山并没有一开始就认识到发表研究论文的重要性。按照他最初的说法,“救人治病是第一位的,发表文章是第二位的。”2003年5月中旬,他在美国胸腔学会年会上报告了“中国SARS的发病情况及治疗”,并马上在胸腔学会的网站和会刊上发表了这个报告,但是,他所提出的使用激素和人工通气方式以及中西医结合的观点并不令人信服。
 
    实际上,很多SARS的临床治疗经验是广东首创的,还向香港等地传授,但总结经验、并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上发表论文的,是香港医学工作者。对此,钟南山坦言,中国的医学工作者没有及时总结经验、在国际上发表论文的意识。我们不能怪人家先发表了论文,而应该检讨我们自己为什么没有写。他现在甚至感到有压力。因为及时与同行共享经验不仅关系到让国际上认可中国医学工作者的成果,而且是医生“治病救人”的职业道德的要求。如果这些经验得以及时发表,是否会对在世界范围降低SARS病人的死亡率作出贡献?答案是不言而喻。这次SARS冠状病毒的分子进化” 的论文在《科学》杂志发表,说明中国科学家意识到了这些问题。

    另外,2003年11月11日,清华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在著名的《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上发表论文,宣布在世界上首次成功解析出SARS冠状病毒主要蛋白酶的晶体结构。这种蛋白酶在SARS病毒的整个生命周期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因此,这一发现对认识SARS病毒的生物特性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并为研制抗SARS药物奠定了重要的结构基础。
 
科研合作的问题远没有解决
 
  “SARS病毒的分子进化”一文,在发表之前的2003年12月11日就被《南方周末》称为“SARS肆虐以来内地科学家在国际权威杂志的首次登台亮相”和“一次难得的大规模科研合作的‘集体照’。”
 
    《南方周末》所说的是事实。这篇论文的作者多达63人,来自中国国内外15家研究机构,包括流行病学、病毒学、分子生物学、数据分析和香港中文大学5个小组。
 
    但《南方周末》的报道同时指出,这个课题经历很多曲折。它本来没有得到一分钱的科研经费,几十毒株涉及到十多家单位,一家家去收集和花在协作上的时间和精力是做研究的几倍。一位论文的参与者甚至透露,有家单位拥有不少病毒资源,就提出要在排序上面占个什么位置,逼着项目负责人签了协议才同意合作的。
 
    笔者无法判断这种说法的真实与否。但15家研究机构中没有包括最早发现SARS冠状病毒的中国军事医学科学研究院和那个有可能、也有能力在SARS病毒基因组的测序上拔得头筹的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另外,上面所引的《南方周末》的上述文字,在报纸的网站上已经不见踪影。这些使得笔者不得不相信:中国科学家之间科研合作的问题远没有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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