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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人口向南方大规模移民,他们遇到陌生的景观和不同的人群,随之出现文化的革新,这使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产生不同。
“南北朝”的名称反映了政治分裂的事实,它同样表明中华文化领域的扩张和多样化,这是帝制中国历史上极具开创性的、划时代的时期。多样化表现在:
中国地理的重新定义,它的内在结构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①向南方长江流域大规模的移民与定居;
②在汉人稳定地占据南方的过程中,他们清理山坡并排干沼泽以进行农业活动,取代或吸纳当地的民众;
③中国关于外部世界知识的扩大,并在一个更广的领域内重新理解中国的位置;
④最后一个地理上的重新定义发生在中国文化自身上:家庭与国家之间社会空间的形成。
新的社会精英出现,他们的特征是从事一种新的文化与文学实践。汉代的豪族很大程度上以他们的物质财富,特别是土地构建他们的社会联系网络。南北朝的精英们通过他们所追求的文化与文学活动更细致地把自己区分开来。
出现了通常采用世袭制的军事人口和新的军事组织。
朝廷在军事力量的支撑下逐步与社会民众隔离开来。
主要宗教的兴起,不再严格地按社会与政治来划分人群。在秦汉帝国时期,国家的宗教实践是以统治者为祭祀首脑或最高祭司。家庭或亲属关系通过祖先祭祀得以界定。信仰并不受国家制约,比如也可以向山林、神仙或动物图腾奉献,这些实践由地方上的名门望族联合举行,有时低层的官员也会参与。道教和佛教提供了社会组织的新模式,也为由生者与死者所占据的世界提供了新的范式。这两个宗教改变了中国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这四个世纪中,外族统治者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进入并占领中原,而且控制了中国的官僚机制。
黄河流域是中华帝国传统的核心地区,自汉朝在220年灭亡后的18个世纪里,有9个世纪实际上是由外来的皇帝统治的(如果唐朝统治家族被看作是“外族”的话,还要再加上约3个世纪),这戏剧性地说明了中国政府与它的人民和社会的分离程度。
随着几个世纪里越来越多的汉人向南方迁徙,他们大大小小的排水工程,将南方广阔的湖泊、池塘和沼泽地变成可耕作的土地。
因为在开垦土地与农业技术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南方的地主拥有了更广阔的不动产,并比北方的大家族更严密地控制地方社会,这种地区差异一直延续到帝制中国的晚期。
随着道教与佛教的传播,道观和寺庙修建在城市之外的山上,以前未被开发的丘陵、山区要为它们提供补给。
汉朝的覆灭使得数量相对较少的一些世家大族掌控了社交与政治圈子。尽管没有哪一个家族能够连续数代都控制朝廷,还是有一些家族在几个世纪中保持了显著的影响力,并且被视作社会精英。
精英这种把自己视为一个与众不同的群体的新的自我认知,体现在很多方面:
其成员认为他们有权赞美或谴责社会成员,而这在理论上是统治者才有的特权。
私人编撰的、全国各地杰出人物的传记合辑,是地方精英自我意识觉醒的另一个标志。
死人传记分列了个人的长处与短处,并从学术成就和道德品质方面对不同地区的名士进行了对比。名士们对这种评价非常在意。以至于东汉覆灭之后几个世纪的混乱时期里,存在一种对于人物才华和性格评价的痴迷。
如同秦朝能够征服全国、却无法有效保证帝国长久稳定一样,对于统治中国而言,以武装力量进行控制是必需的,但是却还不够。
自上一个大一统的汉王朝之后,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相当多的变化,要保障帝国在经济、社会及文化上的根基,还需要进行更多制度上的变革。
从战国到汉朝,都城的概念逐渐演变。这反映出了国家在概念上的转变:从一个古老的、基于祖先崇拜的、贵族统治的神权国家,变为以君权为绝对中心的、划分疆域的国家,再变成一个以经典文献为基础的、面向世界的帝国。
城市生活在南北朝时期继续发生转变,主要有三方面的发展:
中国的分裂以及人口向南方长江流域一带的扩张,创造了遍布各地的都会,这些城市因各地地理风貌和文化氛围不同而相互区分开来。
新的文学与文化形式的出现,决定了精英在城市中需要开辟新的空间来从事这些活动。出现了半公开的园林,随之兴起的还有地处乡间的庄园。
制度化的宗教的兴起,特别是佛教,导入了新式的建筑与城市规划,尤为突出的一点,就是寺庙成为一种新的公共空间。
汉末时洛阳只有一座寺庙,到了3世纪末,也只有三座。但是到316年的时候,已经多达42座。西晋覆灭之后,寺庙多达893座。
南北朝时期,北方许多显贵都是依靠奴隶来耕作土地。而南方,由于战争没有那么频繁,又有水量丰沛的河流,南朝时期城市与区域间的贸易非常繁荣。
货币经济的繁荣,对于那些将财富与乡间庄园捆绑在一起的人们来说,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摧毁了那些上百年来控制着当地社会的世家大族。
公元485年,北魏孝文帝在中国史上首次颁布了均田令,把类似数量的露田均量分给农民。如此一来就不会有虚置的劳动力,也不会有多余出来、无力开垦的土地。
北方人不仅仅坚持帮助远亲,在自己的宅邸中也保持成员间的密切联系,并共享财产。 南方的家族倾向于分财产,所以宅子也都会各自分出来。独立炊具和各起炉灶,成为当时人们对南方人的刻板印象。
北方都有相对朴素和军事化的传统,南方却一直强调文化和个人才智。
这个时代即使是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对其而言愉悦的乡村生活仍是一种自我放逐
北魏和其后的游牧民族王朝,超越了地域局限与对地方的忠诚,而此前正是因为这种超脱才能从纷乱的战国割据中建立起统一的国家。
所有的中国王朝都是建立在军事力量的基础上。外族军队及其文化便成为这种力量的基础,“中华”帝国从来就不完全是“华人”的。
佛教的传播同样也刺激了印度棉花的长途贸易,普通佛教徒看重这种棉布,因为织这种布不需要杀生,而制绸则需要杀死蚕。
即便战争摧毁了全部的家产,害死了所有的亲属,通过学习获得的知识也不会丢失,并且总能找到需要它的市场。这比土地更有价值,因为几代人之后,土地总会分散,这也比爵位更有价值,因为随着短命王朝的崩溃,头衔也会消失。
大唐帝国时期是佛教作为中国社会哲学力量的最高峰,佛教将其宇宙观传播到寻常百姓中。它的因果报应观念、极乐世界与地狱观念、节日超度的观念,还有它的慈悲的神,都成为中华文明中的一部分,一直延续到今天。
对情感表达的偏好,标志着诗歌不再被当作一种有效的、向公众喊话的工具,而成为表达诗人内在情感的一种方式。
隋的重要改革:
废除九品中正制,引入科举制
建造新都城“大兴城”【长安,位于汉代长安城东南】
修建大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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