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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 名 】史记的读法：司马迁的历史世界

【 作 者 】杨照

【 ISBN 】978-7-5598-2060-0

【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11 第一版

笔记

好看的《史记》却有其难读之处。毕竟《史记》是两千多年前用文言文写成的，文字语法各方面有着时代差异带来的障碍。虽然现代有各种白话翻译版本流通，偏偏司马迁的古文写得那么漂亮、简洁、准确、透彻，简直无法改动，转化为白话就韵味全失了。 

《史记》中有那么多好看的内容，然而重点却在于，司马迁放进《史记》里的不只是那些好看的内容。
古往今来很多《史记》的选本，都依循一个简单的原则，就是考虑《史记》文章好看程度，将“不好看”的部分挑出来，只留“好看”的部分。但这样就遗漏了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司马迁要在《史记》里放那么多“不好看”的内容？
仔细读过《史记》全书，配合相关史料对于司马迁的认识，就会明白，司马迁从来就没有要写一本光是“好看”的书，“好看”在他自觉而严格的写作标准中不是那么重要。对于《史记》这本书，司马迁有更广阔且深刻的动机及目的。
不只要从头到尾通读，而且在细读的过程中，要不断追问为什么：为什么司马迁这样写，为什么司马迁如此繁写、如此简笔，为什么司马迁如此分配相关内容，为什么司马迁如此安排篇章及行文顺序……
如此就会体味到，由这样一颗既辽阔、深邃又细致的心灵流泄到笔下的故事，充满了多层次多曲折的感情与经验表达，无法用单纯听故事的轻松态度来领会。 

司马迁是如此严肃地看待“太史公”这三个字，把它当作自己的命运，当作生命最大的意义，即使付出最屈辱、最不堪的代价也非完成不可。 

能够用精到的文字把复杂的东西说清楚，这也是史学精神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 

“壮游”需要强大的自觉，不只是要看到一个广大的世界，更重要的是要被这个世界冲击，从而检讨、反省在离开家门之前的那个自己的狭隘，借此去追求更广、更大、更高的经历及思想。 

在理解《史记》时，不能忽略司马迁的大志向。他不是随随便便写一部著作，甚至不是用文人的态度来写的。从周公到孔子相隔五百年，从孔子到司马迁生活的年代正好也是五百年。这样的排列彰显了司马迁巨大的自信和野心，就像孔子继承周公一样，司马迁要继承孔子。要写出延续经学、具有真理探索地位的文本。 

被司马迁引为历史的最重要职责的，“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三件事情一起，才真正算是“以达王事而已”。
政治权力的运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行为模式。司马迁要探索的是它究竟有没有一个最终的规范。
对照《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司马迁传》，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微妙的差别。在《汉书》里，“贬天子”三个字不见了，只剩下“退诸侯，讨大夫”。 

我们读《史记》，不能光是读故事，在具体的人的行为中问两个重要问题：第一，用什么原理来统纳这些人的行为；第二，用什么原则来判断这些行为的好坏、对错。 

司马迁写李广，基于自己个人遭遇的只是一部分原因，还有一个更关键的价值概念上的问题——司马迁首先要表达的就是李广的独特个性。

• 虽然李广比起卫青、霍去病可以算是一个失败者，但司马迁其实更看重他个性如何，如何面对匈奴，如何带兵，与兵士之间是何种关系，又是怎么失败的。通过《李将军列传》，我们不光是去认识一个与匈奴作战的将领，更是认识一个具体的人。司马迁要把李广与公孙贺、李息、公孙敖、赵信、张骞、赵破奴、路博德等汉代大将区隔开来，因为在他看来这些人在人格、个性上根本无法与李广相提并论。
• 李广是一个真性情的人，面对所有的生命困境，他不去计较利害得失。司马迁要凸显李广的这种精神，也借此替自己辩解。他之所以出面为李陵辩护，是因为与这家人很接近——不是私交上的亲近，而是认同李家人那种真诚地看待生命的态度。
• 借此建立一种历史的评断——历史不应该那么现实，只记录成功者，忘掉失败者。一个失败者如果有好的失败理由，反倒可以让我们学到更多。 
  
  
  

在司马迁眼里，历史没有简单地把手上的材料按时间顺序编排在一起那么容易，要把从古到今的历史写进一本书里，不可能用这么简单的方式。除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还要能“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从一开始就要写一家之言，历史没有标准答案，不一样的人看历史会有不一样的评断。对于史书来说，重要的不在于写下来的历史不能更动，而是在历史记录与探究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挖掘出一些智慧，让读者可以通过对历史的理解与思考加以吸收。这个智慧比“历史究竟是什么”更加重要。 

司马迁写《封禅书》真的不完全是在讲封禅，而是一路讲这些方术之士，以及他们与汉武帝之间的关系。司马迁点明了政治上的一个通则，即作为统治者，比如像皇帝这样拥有绝对权威的人，他的偏爱会导致政治灾难。这个偏爱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偏爱什么事，二是因此而来的偏爱什么人。
一旦有权力者进入执迷的状况，他就把权力交给了不是在正常政治运作下应该握有大权的人，实质上就是在打乱整个权力架构的运作，届时所有人都会受到影响与冲击。 

连读《项羽本纪》与《高祖本纪》可以发现，里面讲的不是公元前206年秦灭亡这一件事情，而是一些更普遍的：

• 政权不稳定时是什么状况，什么人在这种局势底下最有机会趁乱而起；
• 这个竞争的本质是什么，需要什么能力，决定胜负的条件又是什么；
• 政治权力有独特的两面性，它很大程度上必须要在动荡当中获取，可是动荡也会使权力瓦解。

如果你真的是权力的追求者或研究者，司马迁这个“通古今之变”的智慧就再重要不过了。 

太史公写《史记》的第一条信念就是要“究天人之际”。
无数人前仆后继参与在灭秦的战斗中，不只有陈胜、吴广，甚至包括为秦带兵的章邯这些人，他们都在秦末大乱的时机中，也就是天所塑造出来的环境下得到不同的机会。
他们之所以兴起、衰亡，有很大一部分与他们是谁、做了什么事情没有关系。
必须要将天的部分清楚厘分出来，才能去彰显一个人在那样的时机中基于个人性格和能力做对了什么、做错了什么。这才是历史真正要探讨的。 

刘邦的性格里有一种弹性和宽广的特征。这种宽广在其他时候或许是严重的缺点，例如对于人生应该过什么日子、应该追求什么，他基本上是没有原则的。对于要达到什么目的，应该或可以动用什么手段，他也没有限度。更进一步，甚至很多时候究竟要追求什么，他都没有必然的执着。一般看来，这是他个性上的严重缺点，但在当时的时局下，这样的人才有潜力从打天下的状态快速调整到后来治天下的状态。 

用这种方式，太史公在彰显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判断，这是今天我们经常会失去的一种智慧。单纯看宫廷斗争，你会觉得有这么多的戏剧、权力、权谋，里面充满了冲突、紧张，但放在一个大的历史眼光下，我们进一步要问的是——它有多大的影响？一个大的时代如何让更多的人活得更好，一个社会如何建立起一套更美好的机制，往往都跟这些充满阴谋、钩心斗角一点关系都没有。 

天子再怎样表扬卜式，还是没有人愿意把钱捐出来给朝廷用，这就意味着朝廷不能不采取强迫的手段了。
整个汉武帝朝的酷吏风气的起源，不完全是因为治安不好，还来自经济、财政。用这种方法将这些历史现象牵连起来之后，对于我们如何思考政府统治、法令，以及社会之间的关系，都有非常多的启发。 

《平准书》是司马迁对于“通古今之变”在经济方面的一个积极思考。
从生产力到生产所得的各种累积和分配中，政府介入的最好方式是什么？是要创造一个有着高度贫富差距的社会，还是宁可牺牲部分的生产和财富，让社会尽可能分配公平呢？
这个选择或许没有必然的答案，但每个人都处在一定的经济和财政制度当中，这些事情与我们息息相关。 

每个人有自己责任上应该担负的部分。作为一个君子、一个求道者、一个试图要实践理想的人，你的责任是什么？你的责任是把自己修养好，让自己能够达到那样的高度、拥有那样的知识和德行。
如果在这个自我追求的过程中，有任何不够的地方，有任何缺漏，那是应该要觉得羞耻的。可是，如果在这样的标准衡量下，你该做的都做了，但国君听不进你要说的话，不能认识你、重用你，社会也对你产生了强烈的敌意，这是你的问题吗？是你的羞耻吗？不，这是国君的问题，是社会的羞耻。这些不符合我们标准还以此来轻蔑我们的人，反而证明了我们的价值。
作为一个人，一定要这个社会接纳我们才是我们的光荣吗？如果这个社会的运作模式和方法是你不能认同的，是你知道在一个更高的理想和标准下有问题、有缺憾的，那你为什么要让这个社会一开始就认同你呢？你应该努力去改变这个社会。在这个阶段，你抱持的态度和价值跟这个社会必然是有差距的。在你追求理想的过程中，社会不那么容易接受你，这是荣耀而不是耻辱。 

一层层地通过音乐、艺术、文学的文本，最后真正要认识的其实是文本背后的那个人。 

司马迁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笔墨，用多篇世家和列传来写这些环绕在刘邦身边的人？因为这个功臣集团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就是每个人都是“人物”，每个人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和长处，他们和刘邦产生联系、辅佐刘邦的方式也各有不同。
展示的不只是关于刘邦集团的描述，还有更普遍的关于人、个性、事迹、成败的一个人物光谱，帮助我们认识到如何看人、如何理解人，以及如何用人。同时，借由描述刘邦身边的这些功臣，司马迁也让我们看到刘邦的特性。 

有些人过日子的方式、一辈子的成就与众不同，他们把自己活成了主角。司马迁认为，历史上最值得被记录、被看到的正是这种英雄，他们生命的特殊质地需要被人发现和了解。更进一步，了解他们跟那个时代之间的关系，以及在那样一个时代如何成就自己，也是历史的一个主轴。 

“文深”这两个字在《酷吏列传》中是很重要的，意思就是有一些人，他们看到法律文字的时候，倾向于从严解释。当一个人可能触犯法律所规定的罪行时，执掌法令的官吏就想尽办法让这个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而且是最严厉的惩罚。周亚夫认为一个人若是有这种尖刻性格，就不该给他太大的权力，否则迟早会造成很大的祸患。这和廉不廉洁是两回事。 

历史有不同的意义，最浅显的诸如昨天的事情教会我们今天怎么面对现实，而深邃的哲学性意义则要把历史作为总体来掌握和理解。从这个角度来说，司马迁在中国历史意识的深化上厥功至伟。
在《史记》之前与之后，如何看待历史、历史包括什么、历史可以给我们什么，是彻底不同的。从这一角度，司马迁不但写了一本书，而且改变了中国文化，他的方式直接建立在中国文化最核心的一个面向，即如何看待历史上。 

在解释历史上人的行为、判断是非善恶时，必须区分这是不是意志可控的事情，有些东西人再怎么样努力也无法改变，比如说像命运般庞大的东西，或者人与人之间的社会限制。要公平地评价一个人，从他的行为因果中得到智慧，就一定要区分“天”与“人”。
司马迁还告诉我们，要好好在历史中学习，就要“通古今之变”，即在时间之流中，不仅要看单一事件的来源、发生、变化，还要把眼光拉高，看长时段里的人在集体行为中如何运用权力，组构社会，进行交易。
这个概念的重点在于“通”，即它不是个别事件的解释，而是能够归纳的、更明确的模式。 

心得

• 1. 作者在书中多次强调太史公的“野心”，我不以为然，这是信心，是大志。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儒家与史家是并列的。汉武时期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也仅仅是太史公时代发生的事件，对于人心的影响还没有那么深刻，还没有将“儒”刻入中国人的血脉里。太史公家族千年修史，有强大的自信和传承感是其一，太史公本人及其父的文采和两代人甚至上述历代人为修《史记》所做的材料准备是其二，有了这些积累，太史公自信可以成为史家的“圣人”，而事实也证明，他成功了。因此即使太史公有心留名于后世，也不是过分的贪欲，不该说是“野心”只能说是“信心”。

在理解《史记》时，不能忽略司马迁的大志向。他不是随随便便写一部著作，甚至不是用文人的态度来写的。从周公到孔子相隔五百年，从孔子到司马迁生活的年代正好也是五百年。这样的排列彰显了司马迁巨大的自信和野心，就像孔子继承周公一样，司马迁要继承孔子。要写出延续经学、具有真理探索地位的文本。

• 2. 可见秦皇、汉武、董仲舒不遗余力要缔造的，天地君的排序，在汉武时期还不可强勉，在东汉已经深入人心。

对照《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司马迁传》，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微妙的差别。在《汉书》里，“贬天子”三个字不见了，只剩下“退诸侯，讨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