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书不意居清苦 编史何期享誉名

----追思李少白先生(之三)

推荐追思李少白先生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5年5月7日发布

（博主按：《当代电影》2015年第5期头条栏目推出《教书不意居清苦 编史何期享誉名----追思李少白先生》系列文章，这19篇追思文章从不同视角度怀念李少白先生的为人、为学，这些文章的作者分别是：戴光晰、吕启祥、郦苏元、沈及明、陈犀禾、钟大丰、贾磊磊、戴锦华、高小健、赵小青、陈墨、吴小丽、丁亚平、陆红实、孙绍谊、秦喜清、李道新、赵卫防、石川。博主将陆续全文转发这些追思文章，资源共享。现在发布的追思李少白先生(之三)，

《怀念恩师》，钟大丰；《电影学科体系建构的历史奠基者》，

贾磊磊；《告别》，戴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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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恩师

钟大丰

春节休假期间，我和妻子一起去看望李少白老师。李老师虽然躺在床上，但精神还很好。说到今年是他的本命年，还兴致勃勃地让我们看他穿着的红袜子。可刚刚过去两个星期就听到了他老人家去世的噩耗，真让人有些难以接受。回想起三十多年来李老师对我的关心和教诲言犹在耳，让我永生难忘。

我上研究生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李老师。第一次见面就是在入学考试复试的时候。考试的地点——电影所的一间办公室里，除了一张不大的办公桌之外，靠墙放着一张小床，老师们都散坐着，完全没有现在考试那种威严的气派。我当时甚至不知道坐在后边的床上，没有问几句话的小个子中年人就是李老师。入学以后，我和李老师的接触越来越多，渐渐熟悉了这个不太爱说话的老师。李老师后来的学生中有人回忆说起过李老师的严厉。可是在我的记忆里，李老师却总是那样和蔼可亲，好像从来没有大声训斥过我。当然，和蔼并不等于放松要求，学习上任何问题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有好的想法时他会明确地指出和鼓励，但发现问题时他却从来不直接批评我这里不行、哪里不对，总是以推荐我阅读新资料和从各种我从未想到的角度提出问题的方式，引导我反思自己的研究，自己来发现问题。回想起当时，看到李老师一言不发地看着自己时心里就会有点发毛，赶紧给自己挑错、找漏洞，或者想办法找更有力的证据支撑自己的阐述。正是这种谆谆善诱的方式，帮助我逐渐懂得了在学术研究中要通过不断自我质询的方法使研究尽可能严谨完善的道理。我们上学期间的中国电影史课程基本上都是李老师给我们上的，课时量并不太大。李老师只是着重把他经历了“文革”之后对中国电影史所做的重新思考中的一些心得给我们进行了梳理，更多的是鼓励我们多阅读第一手史料，在对历史情境的感悟中建立自己对电影史的认识。我们对中国电影历史的基本概念虽然首先来自于李老师的教导，他的观点对我们的学术思想有着深刻的影响，但是李老师从来不要求我们跟着他的思路走，而是十分鼓励我们在课堂讨论中提出不同的看法。我觉得学习中最大的收获常常是来自课上课下的那些探讨和争论。

毕业以后虽然不能再与老师朝夕相处，但李老师却对我的成长一直十分关心。还记得我20世纪90年代初在美国学习了两年回到北京，去看望李老师。因为我们第一批研究生毕业以后，几名同学相继全去了美国，我是第一个回国工作的。李老师对此的欣喜溢于言表。他兴致勃勃地向我谈起中国电影艺术史等写作计划，鼓励我立足国内，把中国电影史的研究做好。后来几年我开始负责一些教学行政工作，又在其他方面投入了较多的精力。李老师看在眼里，很为我着急，每次见到我都要提醒我不要放松学术研究。这几年他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但对我们的关心依旧。几年前我和他谈起过自己有一个中国电影史的研究计划，后来每次见面，它都要问起进展的情况，并和我讨论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不仅对我这样，李老师对他所有的学生都是这样不懈地关心和帮助着，恐怕也正是由于此，他的学生们才能在中国电影史研究领域成为一支重要的学术力量。

我庆幸自己一走进学术研究的门槛就遇到了这样一个好老师。李少白老师让我不仅学到了知识，更在做人治学方面得到了终生的收益。

（钟大丰，教授，北京电影学院，100088）

电影学科体系建构的历史奠基者

贾磊磊

李老师几乎是在骤然之间离开了我们，谁也不知道他会走得这样突然。今天，就在他逝世一个月之际，我们依然还是觉得他的健在。他说话时那种坚定的声音，他行走时那种稳健的身影，他写作时那种专注的神情，永远铸就在我们的历史记忆中……

李老师在中国电影史方面的奠基性成就，在电影学界有目共睹，历史将不断地证明他为中国电影史研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其实，李老师除了对中国电影史的开创性功绩之外，他对整个中国电影学的研究始终给予高度的关注，并且同样做出了奠基性的历史贡献。他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创作界风生水起、巨流涌动的时代，就在潜心地研究电影的学科体系。^（1）在电影学的研究方法上，他一再强调的原则是：大家虽然划定的研究对象都是电影，可是，电影理论因侧重于美学的研究可能沉醉于抽象思维的乐趣而忽视对电影具体作品的读解和对影片历史文献的严谨考证，使美学理论丧失必要的历史事实的支撑；电影史学可能因为执著于对历史史料的收集、整理，而忽略对电影艺术理论的深入思考，使电影的历史成为一系列简单事实的罗列而丧失历史学中应有的艺术美感和思想深度；电影批评也可能因为执迷于对具体影片的价值判断而忽略对电影历史发展进程中同类影片的纵向比较，而丧失对于影片历史地位的准确定位。总而言之，各种关于电影的研究都有可能因自我划定的某个独特范畴而顾此失彼，由此造成了研究方法和内容上的逐渐分化。为此，李老师提倡对电影“做全系统地，多方位、诸层次、深入细致地反复考察”。^（2）他的这种电影学研究的总体思想，在方法论的意义上讲，这就相当于英国科学哲学家伊姆雷·拉卡托斯所说的“研究纲领”，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所说的“研究范式”，美国科学史学家拉里·劳丹所说的“研究传统”。它并不是特指一种学术观点，而是指一种覆盖整个学术研究不同领域的思想体系。在李老师出版的三部电影学专著《电影历史及理论》（1991）、《影心探赜——电影历史及理论增订本》（2000）、《影史榷略——电影历史及理论续集》（2003）中关于电影学科的总体性构想都有着明确的表述。

除了对这种电影学科体系的建构，李老师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带领我们启动了《电影思维学》的研究课题，并且在科研经费极为拮据的那个时代，他从自己的课题之中抽出一千元经费，让我去购买有关电影理论和艺术美学、哲学、心理学和思维学方面的著作。每本书他都让我买两本，我看一本他看一本，与我们同步进行电影思维学的研究。客观地讲，我的《电影语言学导论》实际上是李老师倡导的《电影思维学》研究的第一站。此后，李老师曾经多次与我讨论电影思维学的研究方法，在理论框架与体例上进行过反复设计，由于自己对思维学研究方面的理论准备始终不能达到与电影学进行跨界整合的要求，而仅仅展开了对传统电影理论中的思维问题的一般性梳理，加之视觉思维与影像语言的相互关系有待大量的实证性资料予以印证，致使《电影思维学》的写作时断时续，最终不得不搁置下来，从而成为我与李老师之间一种永久的历史遗憾。值得欣慰的是，电影思维学毕竟是一个当代中国电影研究的重要领域，它吸引着有识之士来这里开疆扩土，建功立业。就在2006年，东南大学田兆耀老师的《电影美学与文化学——电影思维的特质与审美救赎作用》（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即将出版之际，他找到了我与他分享这个跨时代的研究成果，并且为之作序。应当说在这本书的序言《电影思维研究的历史演进》中，我们共同表达了对李老师在电影思维学研究方面的远见卓识的由衷敬意。今天，在悼念李老师的时候，我们应当将他对电影学科体系与电影思维学这方面的学术构想，告知于天下，同时，告慰李老师的在天之灵。

（贾磊磊，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100029）

（1）（2）李少白《对电影学科体系的构想》，载《影视文化》第二辑，1989年11月出版。

告别

戴锦华

少白老师门下多才俊，我辈无缘入闱聆教，也曾追随老师的引领。

少白先生是大时代之子，新中国的建设者与风雨同舟的一代。是那个时代的常态，也是那个时代的特例。先生为人低调、素朴、坦诚。在20世纪80年代大幕初启之时，我涉足影圈，老师主笔的《中国电影发展史》自是入门读物。成长于书籍是匮乏稀缺物资的时代，我嗜书近贪，惜书如金，尽管成年后不再为每本书包书皮，但也本本养护得如同初遇。唯两卷本的《中国电影发展史》读到软封细碎、书页曲卷——因无数次地伴随我的国际学术旅行，和二十余年每每登临自己讲台的桌面。及至与先生谋面，当面求教或同台研讨，即刻发现先生全无学霸习气；相反，每每视若平辈，说学论道，有来有往。彼时，我等年轻气盛、心气浮躁，受了“重写文学史”诸君的感召，不时摩拳擦掌，意欲重写电影史，言下之意，似可推倒前辈建树，另起炉灶。少白先生竟不以为忤，爱护有加。事实上，先生自己无意守成，欲再写电影史巨制的动力和构想远在我辈之上。

今天想来，20世纪80年代的确是一个充满魔术的年代。奇特的是，那一时代，“代沟”并非划分、区隔人群的重要标志，而是人们选取的社会立场：“改革”或“保守”将人们分成了泾渭分明的群体。少白先生自是“我们”中的一员。他的选择不仅令中国艺术研究院有了电影所，而且《电影文化》一刊，也成了电影史论的前沿。周传基先生译介的、劳拉·穆尔维的《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便刊载其上；自此直至今日，乃是电影理论、女性主义批评的宝典。事实上，占了学科与（既有）体制的便利，80年代中后期，电影圈风生水起，几如先锋与前沿。少白先生始终不是那种置身舞台追光的光环中的角色，和他投身的大时代褒扬的性格、品格不同，少白先生尽管勤勉，却有某种散淡的底色。那时节，尚置身在有些破败的老院落里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所，是我们相聚、激辩、会议、研讨的地点之一，少白老师绝少主动参与，但遇到请“神”、请助、请教，老师却从不推辞，倾其有，尽其能。对年轻人一向不吝支持和鼓励。犹记得我初出道之时，少白先生慷慨的称许、激赏曾带给我多大的鼓舞和狂喜。

先生辞世的消息传来，为震动与钝痛击中之时，一个久未忆起的温馨画面无端涌出：90年代初，我终在而立之年成婚，因少白老师是先生之父执，所以平素的师生之谊又添了亲情。老师设家宴款待我俩，吃了什么已无从忆起，必是先生或师母的拿手好菜；记住的是彼时小屋里的那份亲昵与快乐，老师与师母间的默契与打趣；记得是冬日，显然深受二人宠爱的花猫无赖且极端自在、自如地把自己挂在老师或师母的、或出自师母之手的粗线毛衣前襟或后襟上。和我们家中那或则端立肩头，或自愿充当御寒毛皮围脖的喵可称一对。待饭后吃茶闲谈之时，更是钻入先生的毛衣之中，自V领处露出毛茸茸的双耳。老师便称为旁听会议……讣闻抵达的一瞬，那夜晚、那时刻、那画面涌出，尚不自知，泪已淌落。

别了，少白老师。走好！

（戴锦华，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100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