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的一个傍晚，我意外地看到了恩师许伯威先生的科学随笔数则，发表在《现代物理知识》2009年21卷1期第69至71页。惊喜之余，我意识到似乎是一种神奇的力量一直在引导我来看到先生的科学随笔。                                            

    我曾个人订阅《现代物理知识》的前身《高能物理》，但后来因为可方便地在图书馆翻阅，也就停订了；而常到图书馆翻阅各种科普期刊也是我十多年前的事了，现在已无此习惯。所以，照此说来，我是没有机会看到《现代物理知识》刊载的先生的科学随笔了。                                                                    

    事情就是有点怪。在先生仙逝的2007年，我不知怎的就偏偏又订上了2008年的《现代物理知识》，接着是去年续订。就这样，我与先生的科学随笔邂逅而遇。看着先生的科学随笔，先生的音容笑貌犹现眼前，我仿佛又见着了先生，听着先生绘声绘色地讲述令人深思和启发的有趣故事。                                                    

临近这教师节，我记起，我作为博士生进交大后与先生第一次会面时，先生第一句话说的就是缘分，说缘分使我和他走到了一起。我想，使我看到《现代物理知识》上先生的科学随笔的那股神奇的力量，大概也就是缘份吧。何尚不是如此呢？想当初报考博士生时也就是因为一个偶然机会看到了先生约于1989年在物理学报上发表的关于Morse振子的路径积分严格解的合作论文。若不是有缘看到那篇论文，我后面的路会是怎样也就不得而知了。回想起来，我与先生的这份缘分改变了我的命运，带给了我许多许多，使我走进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在水田里扯秧累了伸腰休息时所向往的生活。正是这么多年的高校生活，将遮盖着我原以为白璧无瑕的科教界的真面目的大幕布向我撩开了一角，使我明白了一点儿，使我不得不惊叹“原来如此！”。能有所彻悟，实乃万幸。

谢了，缘分！人与人之间都是缘分，既如此，该惜之，该记之。                                      

   《现代物理知识》刊登的先生的科学随笔所叙述的故事在我做学生的1991至1993年期间差不多都听先生讲过。所以，这次拜读先生的随笔，我倍感亲切，也再次从中得到更多启示和悟出更多道理，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读罢，我也想起了在ICTP访问时餐后同桌聊起对现在科研的看法，一说无聊，一说谋生。究竟怎样看，读读先生的科学随笔或许能有启发。假若背离了事情本身应具有的意义去做事，何苦呢？政府和学校的各级管理者们应该好好想想，营造怎样的环境才能使人们真正敬业，真正潜心按照事情本来具有的意义去做事！                                              

下面，转载先生的科学随笔。我想，各个方面的读者从中会得到自己的有益的启发和体会。若您对其中的个别文字有何疑义，那可能是本人转载有误，也可能是先生这一辈学者的习惯，请以《现代物理知识》所刊原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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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伯威教授随笔几则（见《现代物理知识》2009年21卷1期第69至71页）

 

一项没有发表的工作

 

1970年我国首次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当时正在甘肃农村劳动，消息传来，甚感振奋。我想检验一下报刊公布的卫星轨道参数。在通常情况下十分简单，代入教科书中的开普勒公式即可知晓。但在农村这样条件下没有任何资料，我只好从头开始，从牛顿方程出发，利用农闲时间断断续续推出了开普勒定律。但要和实验数据比较，除了引力加速度常数外，还需要知道地球半径，后者记得不确切，甚憾。不久一天，去生产大队开会，见墙上一张地图，真是喜出望外，如获至宝。我从地图上的比例尺，测量经纬度的长度，得到地球半径，代入开普勒公式，发现和公布的数据完全一致，当时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这是牛顿在17世纪完成的工作，20世纪在中国农村我只是重复了这一工作，当然不会去发表，完全是自找乐趣。但至今我仍把它看成是研究工作，并是我研究工作中一项满意的工作，留下深刻印象。

 

 

这件事对我影响较大，我们是按“备战、备荒”的指令去农村的，备到何时不得而知，但大家的精神状态都是奋发向上，毫无萎靡不振之貌。当时都年轻、身强力壮，在农村劳动都干重体力活，是强劳动力，所以觉得即使今后靠劳动工分，大概也可养活自己，劳动之余做些喜欢的事，日子并不难过。我很幸运，选择物理学作为职业，在学校经过严格、扎实的正轨基础训练（感谢我的老师和同学），使我在各种条件下能从事物理研究，搞清楚自己想要清楚的问题，从中得到乐趣，感到生活很充实。我的很多同行都是这样做、这样过来的，这大概就是中国特色的知识分子，或者说我们这一代的知识分子。

 

买打火机

 

20世纪80年代我在上海一家小百货店见到一个打火机，我并不抽烟，但打火机上制作精美的爱因斯坦头像吸引了我，我想收藏留作记念。一打听要六十多元，是我当时一个月三份之一的工资，只好作罢。我的行动引起旁边二位年轻人的注意，他们大概在想，在这琳琅满目的打火机款式中，我怎么单挑选这看上去不显眼的老头像，想必是有些来历。他们仔细观看那打火机，并试拼读头像下的英文拼音。于是引起以下一场老售货员和年轻人谈话。“这张脸一看就知道是爱因斯坦，用不着拼读。”“爱因斯坦，谁？不知道。”“爱因斯坦是物理学家，得到过诺贝尔奖。”“得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是杨振宁、李政道。”“杨振宁、李政道是中国血统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是犹太血统物理学家，都得过诺贝尔奖，爱因斯坦资格老得多。”

 

原委是一桩不成交的买卖，却引起一场学术性的谈话，内容是我熟悉领域的人和事，我感到很大兴趣，对那位老售货员更是钦佩，因为他谈得十分准确。年轻人走后我开口了：“老师傅真行啊，知道那么多”，他说：“不是我行，而是现在一些年轻人太不行（他说的上海话“勿来赛”），我们读中、小学时就知道爱迪生、爱因斯坦，现在一些年轻人连这些常识都不知道。”言下之意不胜感慨。

 

他的感慨引起我一些感想。我觉得二位年轻人还是“来赛”的，虽不知道爱因斯坦，但毕竟知道李、杨二位先生，也没把杨先生当成歌星（我是在报刊上看到的，我想一些年轻人大概认为有些名气的一定是歌星）。再说有了这次经历，今后知道还有一位资格老得多的爱因斯坦。另外我觉得杨先生、李先生在国内的名声似乎大于爱因斯坦，如要办些事多半会通行无阻（我只是猜想，例如外出便饭，老板可能会免费招待），而爱因斯坦恐怕做不到。

 

狄拉克

 

我接触狄拉克的著作是在北京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南开大学当研究生的那段时间。当时高校组织师生批判学术领域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我被分在量子力学批判小组，给我的任务就是批判狄拉克的那本量子力学著作。为什么让我批判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比较难懂，全书没有一张图，读起来很费功夫。而我又是组内唯一的研究生，其余都是本科生，大家觉得我理应担当此任。我大学的时候念的是布洛欣采夫写的教材，那本教材写得不好，翻译本也很糟糕，总之我当时对量子力学的了解是一知半解。现既然给我批判任务，最起码我先要读懂，这倒给我一个学习的机会，可以名正言顺的看书，没有任何干扰和压力（这一点现在年轻同行很难理解）。狄拉克的量子力学开始很难懂，我的英文也並不好，每天几乎花十几个小时埋头在资料室。看了一段时间，总算有了头绪，並渐入佳境，感到妙不可言。有两个例子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狄拉克在讲述状态叠加原理时，举例单个光子通过偏振片的量子行为，简明扼要，分析得清清楚楚，不像有些书，长篇大论，但仍不知所云。当时似有一种倾向，很忌讳谈论单个粒子的运动。另一例是谐振子的代数求解，不仅得出能谱，而且把全部本征函数都得到了，令人佩服之至。我在政治和哲学方面的灵敏度都不高，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可值得批判的。我只好如实把我的理解和体会向小组汇报，在汇报和讨论的过程中，大家都感到狄拉克说得很清楚，批判狄拉克的量子力学就这样不了了之。从此我和量子力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以后又调整至其他几所高等院校，也教过各种理论物理课，但量子力学始终安排我教。教材用的是国内版的，切合实际多了，但表象理论我始终用狄拉克符号来讲解，多花些时间可把问题讲得更清楚，学生实际上是很有收益的。同行都知道这是标准的理论，谁讲都一样（除非是讲错了）。但我每次讲时並没有感到乏味，而总是有一种新鲜感，因为这是经典之作。我们大学同学有时经常回忆起教我们数学的徐献瑜老师，在讲到精彩之处，几乎全神投入，至今还记得他介绍欧拉引入虚数ⅰ的讲话神态，边介绍边欣赏，赞不绝口，“居然引入这么小小的ⅰ，真正是杰作啊！”这不仅是在传授知识，而且是在告诉学生一种正确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品味。这是潜移默化的影响，是长久而深远的，会影响学生一辈子。

 

在我自己的研究工作中，有时觉得有所发现感到很兴奋，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总觉得没什么，所以我自己的研究工作很少报告第二次。我收到过在美国读研究生的一些学生来信，说自己很幸运在国内学了狄拉克理论，在他看来很简单解决的问题，很多老外学生认为incredible。他很感谢我，其实应感谢狄拉克，当然作为教师，收到这样的信，还是很高兴的。简单和incredible之间确实有界限，但只要花些功夫，把问题搞清楚，这条界限很容易跨越，自然消失，否则就成了鸿沟。狄拉克理论影响了几代人，就这样，我教量子力学一直到70岁退休。

 

狄拉克有他独特的性格，就像他做的独特的物理工作那样。流传较多的说他沉默寡言，一年没有说几句完整的话。给我印象较深的是以下的记载。

 

狄拉克和海森堡得诺贝尔奖金后做了一次环球旅行。海森堡喜欢跳舞，在船上举行舞会他都参加，而狄拉克则静坐在一旁。狄拉克问海森堡为什么那么喜欢跳舞，海森堡回答说他喜欢和nice girl跳舞。待海森堡跳完舞后狄拉克又问在没跳舞以前怎么证明她是一位nice girl。

 

奥本海默是一位出色的物理学家且兴趣广泛，对诗歌尤为爱好，这使狄拉克深感疑惑，他认为物理学把原来不清楚的东西说得让任何人都感到清清楚楚，但诗歌则完全相反，叙述的东西没有人能搞清楚。他觉得奇怪，奥本海默怎么把这两种不同的才干结合在一起。也许有人会不同意狄拉克的观点，但大概不会否认这是一种经过思考的独到见解。

 

1981年我当时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狄拉克来校作报告，谈的是关于天体方面的课题，我並不熟悉。他说话缓慢，表达清楚，似乎比我当时看他那本著作要好懂些。当时给我一个强烈的感受，这么大的年纪思想还如此清晰，可见对量子力学做出如此巨大的贡献绝非偶然。会后有机会和他接触，我问他是否有那本量子力学的中文译本，他说他有日文译本，他问我中文是否和日文完全一样？我说不，完全不一样。我可以寄给他中文译本，请他留个地址。其实我当然知道他的地址，我主要是想要留下他的签名，於是他就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了他的签名和在佛罗里达的地址。当时给我的印象狄拉克是一位很随和的长者，他晚年住在佛罗里达，据说是喜欢那里的气候。从国内买了精装本和简装本中文译本各一册，收到后我就通过系里转给了狄拉克。书上我没写任何文字（因为我不是本书的译者）。当时国内寄来的那个邮件上面有一张大面值的小型张邮票，我保存至今。这张邮票和狄拉克留在我笔记本上的签名和地址成了我和狄拉克交往的一段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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