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
去年，恩师许伯威先生在宁静中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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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事物都在变化运动着，这是自然事实！一切物质都有寿命，有产生，有湮灭（广义），这是物理学法则。人去后，都得办身后事，这是社会习俗。自然，科学，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社会，有了人的参与，情形就完全不同了。这身后事，有的，由中央人民政府办；有的，由所在地方政府办；有的，由所在企事业单位办；有的，则由家属、朋友或好心人办。……。还有，这身后事，有的，办得轰轰烈烈；有的，办得平平淡淡；而有的，则办得安安静静。另外，这身后事，有的，生前就考虑；有的，生前就没有任何考虑或无暇考虑；有的，留下遗愿要好好办；有的，家属要求好好办。去年4月29日，我的恩师、理论物理学家许伯威先生走了，他老人家走得那样宁静，宁静得仿佛在理论物理学家的办公室里，一张算纸落地，都能听得见声响。
去年4月30日下午4时左右，我在家中接到系办公室的电话，问我是否知道许先生家属的联系方式。来电话的老师告诉我，系总支书记上午按照已知的病房号去医院看望许先生，不料未能找着，最后大概从医生那里打听到，先生已于29日走了。于是，系里设法与先生家属联系，但联系不上，问了许多老师也不知道联系方式，因我是先生的学生，所以也来问我了。我回答说，我只知道先生自己府上的电话号码。当对方说先生府上没人接电话时，我才想起29日上午我去拜望先生时师母告诉我，她那段时间不住在自己府上而是住在她孩子家里。于是，我想起了一位工作在北京的老师，一位我心中十分敬重的老师，他可能知道其他联系方式。当即我在电话里就告诉了这个情况，并说到系里谁可能与那位老师熟悉。来电话的老师给我说，还是我与北京那位老师联系，并说第二天就放假了，若有进展或有什么事，就与总支书记联系。
放下电话后，我就给在北京的好友去了电话。通过他，我很快就得到了北京那位老师府上的电话号码。然而，那位老师可能办事去了，不在家中，电话没联系上。于是，当晚我就电话给总支书记告诉了情况，并说我可能难能得到师母的其他联系方式（自1991年以来，师母接过无数个我打给先生的电话，但我和师母大概仅邂逅过四、五次）。总支书记说，系里不便与北京的那位老师联系，希望我继续联系，并估计北京那位老师也可能不知道其他联系方式，另外，系里中午已经安排了办公室的几位老师一直在设法与先生家属取得联系。
第二天（先生仙逝的第三天），系办老师告诉我，去过许先生先后住地所在派出所，从迁出迁入记录中未能查到许先生的孩子的住址信息，也通过其他方式寻找过，没有进展。
这时，我十分后悔。29日去拜望先生时，先生的孩子把我的手机号码输入其手机，我为什么没有要电话号码？当然，现在看来，即或当时要了电话号码，可能也联系不上。
大概到了5月2号，我接到了北京那位老师的电话。原来他刚刚知道了许先生仙逝的噩耗，估计到前些天他府上电话机上来电显示的一个来自上海的电话号码可能与此事有关，故来了电话。当我告诉了他情况和我个人与他联系的目的后，他说他不知道其他联系方式，并介绍说，一个多月前知道许先生经常住在孩子家里，于是就找许先生要他孩子家的电话号码或其他联系方式，但未能得到，许先生只是说他孩子家与他自己家相距不远，走路就10多分钟。
当日，我就把情况告诉了总支书记。总支书记说系里的联系工作仍无进展。
大概是5月3日（或许是5月4日），总支书记给我来电话，说许先生家属已主动与他取得联系，告诉他，许先生家属自己为许先生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告别仪式，身后事已办完。
总支书记告诉我，他已去看望了许先生家属。总支书记最后说，系里准备以某种形式表示一下对许先生的怀念，比如，让有关的人写点怀念许先生的东西，并希望我也写一点，他还说，当然，他不可能把这个形式弄得很大。我原本准备把我为恩师送行写的一点东西放在自己的教学网站上的，听了书记的话，知道没那样做的必要了。
当天，我给北京的那位老师去了电话，我个人给他汇报了上述有关情况。记得老师在电话里问过这样一句：“就这样结束啦？”
五月四日晚，我怀着悲痛的心情，一气呵成了一点东西，为恩师送行。五一节刚结束，我在物理系网站上看到了“悼念许伯威教授”，
http://physics.sjtu.edu.cn/index_cn.php?mc_id=2&sc_id=37&atc_id=374
。在该网页上面，我看到了系里写的悼念文章，两篇由7位著名物理学家（可能都是恩师生前好友和早年在北大的同学）联名的唁文及一个师弟的悼念文章。于是，我将我写的东西通过电子邮件寄给了总支书记和可能的相关老师。后来，在6月和7月，在同一网址，我先后看到了另两篇悼念文章。
就在五一节里，一位朋友对许先生很敬重，来电话问及相关情况。我告知所知情况后，他反问了一句：哪有找不到的？人在医院里，医院需凭殡葬服务机构的证明才会放行的。听了他的话，我方然醒悟。由此我想到了自己的无知与蠢笨，也发现了自己思维的不严密。认真地思考一下，应能想到当时就去医院等着，应该能等到恩师家属的。现在知道，其实先生自己生前住处的小区与他孩子住处的小区是斜对面，如果当初我到先生自己住处的小区去等着，也应该能等到恩师家属。看来，我真是笨到家了！
在韩国时，曾亲眼见着韩国研究生在新年时给他们的导师磕头作揖的情景。请他们的导师和师母正襟危坐在家中的一个重要方位，这个方位相当于我们中国人家里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供奉毛主席画像的一方，研究生们相隔2米左右面对着他们的导师和师母恭恭敬敬地认认真真地来个五体投地地磕头作揖，他们的那种认真劲我只在青海塔尔寺中见过。当时，我心里就想，恩师许老师给了我学术生命，我一定要给他磕头作揖。当我给北方的一位朋友介绍所见后，那位朋友说，我们中国只有在人归山时才对之这样。是的，对我们中国人，一般只在给上了年纪的老人祝寿和人走后的送行活动中才对人这样做。恩师对我们学生只有奉献，只有纯真的师生情谊，没有日常的生活往来。我希望能给他磕个头作个揖，以默默表达对恩师的感激。当然，我知道，作为学生，惟有自己在学识上的长进才是对恩师最好的报答，因为他常说，看到我们学生的进步比什么别的都高兴。
去年，恩师许伯威先生就这样走了，如我能从他生前的言语行动中所能判断出的方式一样地走了。恩师生前对我怎么说的，我看到他就是怎么做的，连他的身后事，都是这样。我体会着“老师”这两个字，也体会着“真正的学者”这几个字，渐渐地，眼前仿佛立起了一块方方正正的高大的洁白无瑕的大理石碑！在我们这个世界，有许多名词与评价学者有关，如，“Nobel奖获得者”、“科学院院士”、“长江教授”、“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等等，还有什么一级教授、二级教授之类。不过，我想到了另外一些名词，如，“真正的学者”、 “谋生的学者”和“投机的学者”等等。
一直以来，我心中口中时不时就冒出“许老师”这个词。想到恩师，我就想到曾从书中、电影中、电视剧中看到的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那些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无私无畏默默斗争的真正的共产党员们。恩师这一辈人中，常有人口中说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也曾听到他说过这几个字。我不知道恩师是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如果是，我应当对现代共产党员们换个角度去看了。
教师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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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4月30日下午4时左右，我在家中接到系办公室的电话，问我是否知道许先生家属的联系方式。来电话的老师告诉我，系总支书记上午按照已知的病房号去医院看望许先生，不料未能找着，最后大概从医生那里打听到，先生已于29日走了。于是，系里设法与先生家属联系，但联系不上，问了许多老师也不知道联系方式，因我是先生的学生，所以也来问我了。我回答说，我只知道先生自己府上的电话号码。当对方说先生府上没人接电话时，我才想起29日上午我去拜望先生时师母告诉我，她那段时间不住在自己府上而是住在她孩子家里。于是，我想起了一位工作在北京的老师，一位我心中十分敬重的老师，他可能知道其他联系方式。当即我在电话里就告诉了这个情况，并说到系里谁可能与那位老师熟悉。来电话的老师给我说，还是我与北京那位老师联系，并说第二天就放假了，若有进展或有什么事，就与总支书记联系。
放下电话后，我就给在北京的好友去了电话。通过他，我很快就得到了北京那位老师府上的电话号码。然而，那位老师可能办事去了，不在家中，电话没联系上。于是，当晚我就电话给总支书记告诉了情况，并说我可能难能得到师母的其他联系方式（自1991年以来，师母接过无数个我打给先生的电话，但我和师母大概仅邂逅过四、五次）。总支书记说，系里不便与北京的那位老师联系，希望我继续联系，并估计北京那位老师也可能不知道其他联系方式，另外，系里中午已经安排了办公室的几位老师一直在设法与先生家属取得联系。
第二天（先生仙逝的第三天），系办老师告诉我，去过许先生先后住地所在派出所，从迁出迁入记录中未能查到许先生的孩子的住址信息，也通过其他方式寻找过，没有进展。
这时，我十分后悔。29日去拜望先生时，先生的孩子把我的手机号码输入其手机，我为什么没有要电话号码？当然，现在看来，即或当时要了电话号码，可能也联系不上。
大概到了5月2号，我接到了北京那位老师的电话。原来他刚刚知道了许先生仙逝的噩耗，估计到前些天他府上电话机上来电显示的一个来自上海的电话号码可能与此事有关，故来了电话。当我告诉了他情况和我个人与他联系的目的后，他说他不知道其他联系方式，并介绍说，一个多月前知道许先生经常住在孩子家里，于是就找许先生要他孩子家的电话号码或其他联系方式，但未能得到，许先生只是说他孩子家与他自己家相距不远，走路就10多分钟。
当日，我就把情况告诉了总支书记。总支书记说系里的联系工作仍无进展。
大概是5月3日（或许是5月4日），总支书记给我来电话，说许先生家属已主动与他取得联系，告诉他，许先生家属自己为许先生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告别仪式，身后事已办完。
总支书记告诉我，他已去看望了许先生家属。总支书记最后说，系里准备以某种形式表示一下对许先生的怀念，比如，让有关的人写点怀念许先生的东西，并希望我也写一点，他还说，当然，他不可能把这个形式弄得很大。我原本准备把我为恩师送行写的一点东西放在自己的教学网站上的，听了书记的话，知道没那样做的必要了。
当天，我给北京的那位老师去了电话，我个人给他汇报了上述有关情况。记得老师在电话里问过这样一句：“就这样结束啦？”
五月四日晚，我怀着悲痛的心情，一气呵成了一点东西，为恩师送行。五一节刚结束，我在物理系网站上看到了“悼念许伯威教授”，
http://physics.sjtu.edu.cn/index_cn.php?mc_id=2&sc_id=37&atc_id=374
。在该网页上面，我看到了系里写的悼念文章，两篇由7位著名物理学家（可能都是恩师生前好友和早年在北大的同学）联名的唁文及一个师弟的悼念文章。于是，我将我写的东西通过电子邮件寄给了总支书记和可能的相关老师。后来，在6月和7月，在同一网址，我先后看到了另两篇悼念文章。
就在五一节里，一位朋友对许先生很敬重，来电话问及相关情况。我告知所知情况后，他反问了一句：哪有找不到的？人在医院里，医院需凭殡葬服务机构的证明才会放行的。听了他的话，我方然醒悟。由此我想到了自己的无知与蠢笨，也发现了自己思维的不严密。认真地思考一下，应能想到当时就去医院等着，应该能等到恩师家属的。现在知道，其实先生自己生前住处的小区与他孩子住处的小区是斜对面，如果当初我到先生自己住处的小区去等着，也应该能等到恩师家属。看来，我真是笨到家了！
在韩国时，曾亲眼见着韩国研究生在新年时给他们的导师磕头作揖的情景。请他们的导师和师母正襟危坐在家中的一个重要方位，这个方位相当于我们中国人家里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供奉毛主席画像的一方，研究生们相隔2米左右面对着他们的导师和师母恭恭敬敬地认认真真地来个五体投地地磕头作揖，他们的那种认真劲我只在青海塔尔寺中见过。当时，我心里就想，恩师许老师给了我学术生命，我一定要给他磕头作揖。当我给北方的一位朋友介绍所见后，那位朋友说，我们中国只有在人归山时才对之这样。是的，对我们中国人，一般只在给上了年纪的老人祝寿和人走后的送行活动中才对人这样做。恩师对我们学生只有奉献，只有纯真的师生情谊，没有日常的生活往来。我希望能给他磕个头作个揖，以默默表达对恩师的感激。当然，我知道，作为学生，惟有自己在学识上的长进才是对恩师最好的报答，因为他常说，看到我们学生的进步比什么别的都高兴。
去年，恩师许伯威先生就这样走了，如我能从他生前的言语行动中所能判断出的方式一样地走了。恩师生前对我怎么说的，我看到他就是怎么做的，连他的身后事，都是这样。我体会着“老师”这两个字，也体会着“真正的学者”这几个字，渐渐地，眼前仿佛立起了一块方方正正的高大的洁白无瑕的大理石碑！在我们这个世界，有许多名词与评价学者有关，如，“Nobel奖获得者”、“科学院院士”、“长江教授”、“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等等，还有什么一级教授、二级教授之类。不过，我想到了另外一些名词，如，“真正的学者”、 “谋生的学者”和“投机的学者”等等。
一直以来，我心中口中时不时就冒出“许老师”这个词。想到恩师，我就想到曾从书中、电影中、电视剧中看到的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那些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无私无畏默默斗争的真正的共产党员们。恩师这一辈人中，常有人口中说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也曾听到他说过这几个字。我不知道恩师是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如果是，我应当对现代共产党员们换个角度去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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