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听话、出活”

“听话、出活”，用在什么人对于他说话的对象最合适呢？

奴隶主对奴隶说：“你们要听话、出活！”是非常合适的。因为奴隶是奴隶主的财富，是奴隶主所有，如果不听话或者不出活，奴隶主可以任意处罚奴隶，直至人身伤害。

老板对雇员说：“你们要听话、出活！”是很合适的，因为雇员是由老板花钱雇来的，如果是不听话或者不出活，老板可以解雇他，炒鱿鱼。

还有，就是在高度集权的行政系统中，上级官员对下级官员说：“你们要听话、出活!”也是非常合适的，因为下级官员的升迁荣辱，完全掌控在上级官员的手上，要是不听话或者不出活，以后会丢掉乌纱帽，降为平民，不仅丢掉了前程，生活上总是低人一等，那可就要受苦了。我记得，我小时候生活在农村里，听前辈父老们管农民叫“受苦人”，回想起来，是很有道理的。

奇怪的是，这话却是出自于一位被誉为杰出的马列主义教育家之口。几十年作为办学的经验，对所培养的大学生谆谆教导。这话用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著名的“又红又专”。他说“我们的学校是社会主义大学，要培养红色工程师、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要求又红又专，这一点是绝不能动摇的。”实际上，“红”是要解决“方向问题”，因为“方向错了，就会南辕北辙，愈去愈远。”“专”是解决业务问题。“红”的结果自然便是“听话”，“专”的结果自然便是“出活”。

在实际执行中，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大学生中，就不断进行“做驯服工具”的辩论、反右派、拔白旗、红专辩论、向党交心等各种运动。其最终目的，首先就是要学生解决听话问题。对于不听话的学生，则给一顶右派帽子，或白专典型帽子。对这种问题突出的学生首先要让他们下放劳动改造。对于一些“问题”严重的还要开除学籍，因为他们不堪造就。

结果是，所培养的学生听话啦，出活啦。不过却变成“听呵”了，失去了主动性，从而也便失去了创造力。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我国伟大的教育家蔡元培对被教育者是这样要求的。他说：“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挥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们目的的人去应用的”。这些话。表现了一位现代教育家充分尊重受教育者的独立人格。特别强调，不是把他们造成一种给别人应用的器具。而所谓“听话”则隐含了，要学生服从、听从、依附于一些人，最终必然沦落为被他人应用的器具。

文化大革命中，那位杰出马列主义教育家所在学校的大学生，“智擒王光美”，揪斗刘少奇，恰好就是蔡元培所说的，做了被他人利用的器具。以至于这位教育家本人也沦为，被他所教育出来的“听话”学生批斗的悲剧，这就是一味“听话”的悲惨结果。

要求学生“听话”，显然隐含着一种认识，就是大学生，在最重要的问题上，是没有能力判断是非和对错。于是需要别人替代他们判断和选择，他们只要听话，便“不会犯错误”。

其实，绝大多数大学生，都是在十八岁以上的成人了。他们都应当有独立的判断力。从世界各国的法律来看，所有成年人，或者说，公民应当是平等的。尊重或不尊重成年人和公民的判断力和他们的权利，是民主和独裁的本质的区别。也是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本质区别。唯心史观只相信个别人的判断力，不相信广大公民的判断力，一切都需要领袖决定，老百姓只有“听话、出活“的份。

事实上，“领袖”的判断力经常是并不一定比平民高明。过分强调“听话、出活”。就会使老百姓的独立精神退化，一旦“领袖”犯错误，就会陷入全民的灾难中。我们“史无前例的浩劫”“文革”，就是这样逐步形成的。对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

可见我们还是需要重新强调，早在20世纪20年代，一些学者就提倡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可惜在“杰出的马列主义教育家”当权的时期，这些精神被阉割掉了。只剩下“听话、出活”。悲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