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进入国家“985工程”的大学的9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在2009年组成号称“中国C9”的“中国大学校长联谊会”。自此之后，他们就轮流召开一年一度的联谊会。今年的会议于10月10日至12日在复旦大学召开。这次会议的一个亮点是：九所大学的校长们探讨了一个让人难以回味和理解的话题：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模式。

根据《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模式首先是由国务院学位办副主任郭新立提出的。在他的报告中，他谈到了自己“对过去100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认识”：“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到了可以更好地把握规律的时候，到了形成自己特色的时候，也就是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模式。”他乐观地判断：“通过中国模式的发展，我们现在具备了向世界一流大学冲击的较好基础。”对于南京大学校长陈骏的提问：郭新立副主任的回答是“中国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定要体现中国的元素，打下中国的烙印，你说这是不是中国模式？”他说，“我认为从中国的发展出发就是中国模式”。[1]

从以上文字中，很难准确把握郭副主任的“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模式”中的“中国模式”是“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路径还是标准。在日前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公布的《关于推进教育改革发展率先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决定》中，我们也看到这样同工同妙的文字：“南方科技大学作为国家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验校，要力争在短时期内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我们从中也很难看出，这里的“中国特色”是指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路径还是标准。看来，这个“中国模式”或“中国特色”要成为创建世界一流的法宝了。但我认为，在目前中国大学改革的关键时候，在中国大学努力探索现代大学制度的关键时候，还是应该慎提“中国模式”的好。

如果把“中国模式”当成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则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我们可以自己制定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任何标准，但这样做的结果无异于自娱自乐！由此可以推断，此处的“中国模式”更多地是指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路径。作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路径的“中国模式”，负面意义仍然是巨大的。

其一，“中国模式”可能成为政府和大学拒绝改革发展的借口

既然是中国特色，中国模式，也就无所谓先进还是落后，也就没有与国外大学相比较的基础和平台。如此，现行的一些做法甚至广受诟病的做法就会披上“中国模式”的合法外衣来取得合法性。如当下的大学“去行政化”，就是如此。在中国特色、中国模式的作用下，我们看到教育部直属高校的常务副职多了；在教育部的带动下，省级大学也有了常务副书记和常务副校长，正厅级调研员等。一些学校在“去行政化”的浪潮中，增加了校级干部职数，增多了校内正厅级人数。这可能就是在“中国模式”的护身符下取得的合法性。可以肯定的是，一些难以改革的问题，制约大学发展的问题，可能都会披上“中国模式”而保留下来。

其二，“中国模式”可能成为政府和大学拒绝成功经验的借口

学术自由、学术自治是学术发展的基本规律，教授治学、共同治理也是大学目前较为成功的做法。但一个“中国模式”就可能成为政府和大学拒绝成功经验的借口。当下中国大学中实际存在的以行政代替学术，行政权力代替学术权力的现象，已经严重阻碍大学的学术自由、学术自治。中国大学的教授治学、共同治理也基本上是流于形式，或者成为大学行政权力的延续或帮凶。这可以说是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最为主要的障碍之一。虽然各个大学正在探索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改革，正在积极学习国内外先进的治学模式、治理模式。但一个“中国模式”可能击垮所有的改革努力。

其三，“中国模式”可能成为政府和大学拒绝尊重规律的借口

教育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高等教育同样也其运行规律，大学也有其广受制约的运行逻辑。潘懋元先生把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归结为“高等教育的外部规律”和“高等教育的内部规律”，两大规律成为《高等教育学》取得合法性学科的基石。而“中国模式”可能使我们的大学举办者、办学者忽视教育规律，忽视高等教育发展规律，从而阻碍现在正在进行的高等教育改革。如大学章程的制定问题，章程中应该最先明确的“政府与大学的关系问题”，都可能会因“中国模式”而遭拒绝使用国际惯例，使用被证明为成功的办学经验。当下中国大学中只有为数较少的大学有自己的章程，且大多章程只是为了有章程而制定章程，并没有发挥章程应有之作用。只有一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章程》，由政府制定，由人大立法机关审议公布，不能不说是“中国模式”在发挥潜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