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大学校长选任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以中国大学为代表的政府选任大学校长模式；二是以欧美大学为代表的大学自行遴选校长模式。对比二者的操作模式、程序、对大学的影响等方面的内容，我们发现，大学自行遴选校长利大于弊。

一、二者的不同点

1、校长选任的主导：前者以政府主导为主，后者以大学主导为主。

到目前为止，除了南方科技大学有一点校长遴选的“味道”，中国大学尚没有实施大学校长的自行遴选制度。一般情况是，当一所大学校长任期届滿或缺额时，上级党委组织部门就会会同政府的教育主管部门一起对这所大学校长新任人选提出聘任意见和办法。这是中国大学校长选任的通例。而国外大学一般当大学校长任期将届滿时（很多国家大学校长没有明确的任期），校董事会就会成立“大学校长遴选委员会”具体负责校长的遴选工作。由此可知，对待校长选任工作，前者以政府主导为主，体现党的意志；后者以大学主导为主，更多地体现大学意志。

2、校长选任的程序：前者自上而下，后者自下而上。

中国大学校长选任一般是自上而下的，当中国大学校长开始启动选任程序时，一般讲来，政府已经有了“目标人选”。而后者一般是自下而上的，当国外大学校长开始遴选时，一般讲来，任何人都有推荐校长的权力。校长的推荐往往自普通的教师、学生、校长、大学利益相关者的推荐提名开始。

3、校长选任的机构：前者较为“政治”，后者较为“专业”。

中国大学校长的选任机构一般是“某某大学换届考察组”，它一般由党委的组织部门按一定的“政治要求”来组成。比如要包括政府教育部门的人；包括高校的成员；包括党委组织部门人选等，体现了党的政治要求。而后者一般是成立“某某大学遴选委员会”，遴选会成员要具备一定条件。这些条件通常包括：其一，遴选会的委员要对学校各种计划和问题有深切的了解；其二，他对学校各种事务有广泛的经验；其三，他持有一种谨慎的态度和平衡的判断能力；其四，他有尊重、认知和容纳他人不同意见的能力。教授、学生或其他人的参与是经邀请而不是基于权力。[1]

同时，前者的权力有限，一般只负责“考察”，后期的任命由党的组织部门或政府教育部门发布；而“遴选会”则不受任何组织、个人的控制，是完全独立地进行校长遴选，遴选委员会职责明确，具有校长选任的绝对权力。

4、校长选任的目标：前者更多地体现“政治性目标”，而后者一般体现学术性目标。

从历史上看，国外大学校长遴选的目标可以细分为三个：学术性目标、政治性目标和经济性目标。

第一，学术性目标。是指大学通过校长遴选达到大学学术发展的目的，学术发展是大学校长遴选主要考虑的目标，新校长要有利于大学学术性的提高。学术性目标是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校长遴选主要考虑的目标。

第二，政治性目标。大学发展离不开外部因素的影响，大学要实现科学发展必须与其外部组织搞好共赢关系，这些外部组织包括政府、企业、NGO等。校长遴选中的政治性目标是指大学通过校长遴选达到大学与外部组织关系良善的目的，或者说友好的大学外部关系是大学校长遴选中主要考虑的目标之一。

第三，经济性目标。办大学是需要投入的，而且是数量很大的投入。所以，大学校长遴选也承载着经济性目标，即通过遴选校长，实现与各类组织、特别是大学捐赠人关系改善的目的，从而能够大幅度地增加大学的经济收入。哈佛大学第26任校长的遴选中就承载着这样的目标。1991年哈佛大学的捐款“比上一年度少了5千2百万美元，而且当年哈佛还有约4千万的财政亏空。无疑，哈佛的下任校长应该具备两项才能：管理能力和募集资金的能力”。26任校长陆登庭上任后，也委实把经济性目标当成了自己工作的重点。“他所要做的就是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学校聘用他的主要任务上，那就是募集资金。把他估计，他必须平均每天募集到一百万美元才能公平到供应哈佛校方的目标”。[2]

学术性目标、政治性目标和经济性目标是大学校长遴选过程中要考虑的主要目标，但并不是一次校长遴选就承载着三个目标。在具体的大学校长遴选中，会根据大学的实际情况进行取舍。从形式到内容，中国大学校长更多地承载着政治性目标，校长能否代表政府意志是选任校长的主要考量指标。而国外大学更多地考虑学术性目标，校长能否带领大学走向新的高度是选任校长的主要考量指标。

二、二者优势比较

1、前者易于造成学校工作的中断；而后者可以确保学校工作的稳定。

中国大学校长选任充满着变数和人为的因素，这样做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人们对大学前途的担心。每每当校长缺额时，大学往往为此而焦虑，害怕新任校长到任后会影响学校工作，而事实上也是如此。中国大学校长更多地体现人治的思维，一所大学新校长的赴任，往往是一所大学新纪元的开始，大学自身对此好像无能为力。而后者则可以完全按大学意志进行，通过董事会研究，大学校长的遴选可以承载学校要求的目标。大学工作完全可以按照董事会的设计进行。

2、前者只是一次校长更替；后者则可能是一次形象宣传。

中国大学校长的选任，目标明确，那就是让党委选定的人选通过合法的途径顺利脱颖而出，大学校长的选任只是一次校长更替。后者则目标丰富，在一定意义上，大学校长选任承载着大学文化凝炼、发展目标诉求、校园团结等目标。大学往往把新校长的遴选作为一次新的发展契机，并对大学未来进行了认真的谋划。以哈佛大学董事会第27任校长遴选为例。在这次校长遴选中，他们希望给哈佛大学作一次营销宣传，为哈佛大学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希望遴选产生一名一经任命便立即产生轰动效应的校长，也就是说对这个校长的任命将标志着哈佛做了一个大胆的选择，这种选择将成为报纸上的重要新闻，引起人们的广泛讨论。[3]为了这一目标，在整个遴选过程中，遴选会主动征求各个层面的意见，并把第一步的“海选”工作交由所有哈佛的教职员工、学生以及毕业校友乃至社会各界人士来完成。在海选阶段中，遴选会给每一位哈佛校友（30余万人）发去一封信，请求他们“谈谈自己的想法，认为新校长的人选具备什么样的资质最为重要，您认为哪些人是值得认真考虑的人选”。[4]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校长遴选委员会会晤了近200名哈佛的教职员工和高级管理人员，听取他们推举校长的意见；他们还会晤了100多位哈佛以外的著名人士，召开了12次由哈佛本科生和各类学科研究生代表参加的会议，共有200多名学生应邀参加了讨论；委员会还主持了4次由来自哈佛不同学院和学科教职人员参加的意见收集会议。[5]其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要表明哈佛校长、社会团体在校长遴选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以此团结校友和需要团结的各类组织，达到遴选中的目标。

3、前者校长人选体现“党的意志”，而后者体现“大学意志”。

党管干部是中国政治制度的特色和优势。大学校长作为一级国家干部，当然应该遵守这一原则。党管干部体现了政府在对候选人的政治素质、政治方向、业务素质的高要求，从而确保了大学的办学方向。后者则更多体现大学意志，体现大学下一步发展的要求，因而更易于调动大学全体师生的积极性。

当然，比较这些并不一定就完全可以得出后者一定比前者有多少优势，但从大学自身发展上看，大学自行遴选校长应该是利大于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