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许秋雨，2019年3月1日

我的母亲是一位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农村妇女。她不认得一个字，听不懂普通话，除了看戏看行头外，看不懂其它电视节目。

我的母亲在五八年时，二十岁出头，但已有一两三岁的女儿了。她吃尽了田埂上的草。有一次,为了能买到臭得不能闻的，早已腐烂的豆渣(做豆腐留下的渣)，她排了一整天的队，又被从桥上挤掉进了河里，差点被淹死。苍天有眼，我母亲熬过了五八年的大跃进!

我的母亲年青时在队里挣工分比其她的女劳力多，因为我母亲比队里的其她女劳力能吃苦，而她也为了多挣些工分养家。她的工分是男劳力的八折，而其她女劳力只有七折。这在我们附近，她是唯一的。在每年冬天，她每天都跟男劳力一样起早摸黑来回走二十几里地去筑圩埂。

我的母亲晕车。一坐上汽车就要吐。上县城，高淳，都不敢坐车，而只能走十里地的路，走着去。所以几年也去不了县城一趟，当然就更少出远门了。还是我在南京上大学的第一年的时候，她不放心，因为那时我只有十六岁。有一次正好有一认识的好心人有卡车到南京，她就随卡车来看我。结果在路上把胃里所有的东西都吐光了，还要吐。在南京呆了两个晚上，连晚上还吐。在南京，我们就去看了玄武湖公园，没敢坐公共汽车，只能坐黄包车(人拉车)。那一次是我母亲唯一的一次出远门!

我的母亲平时说话不多。如家里来了客人，忙完茶水后，大家聊天时，她总是坐在角落里静静地听着。很多时候，她自己就静静地打起磕睡来了。我们每次从外地回家，她忙完了一天后，晚上大家有时间聊天了，母亲也只是坐在我们几十年前就认识的小凳子上，聆听着我们的故事。

我的母亲总是把好的留给别人。家里有啥好吃的都要留着等来了亲戚时才能吃。她从不坐在饭桌上吃饭，总是要等客人吃完了饭自己才吃剩下的饭菜。当然，大多数时候，就只留下汤汤水水了。她也一直这样要求我们小孩子们。我们家不管有什么好吃的，都要把最好的部分送给外公外婆(我爷爷奶奶去世早，对他们，我全没有印象)，包括我平时逮到的鱼。

我的母亲对识字的人特别尊敬，尽管她自己不认得字。我叔叔伯伯认得字，在文革时，我叔叔被污告为美蒋特务而被吊在大队屋里的脊梁上毒打。那时我母亲从不嫌弃这位“特务”叔叔，她每天给叔叔做荷包蛋送去。要知道，我家鸡蛋是留着卖钱的，家里是舍不得吃鸡蛋的。每天看到荷包蛋，我们都谗得直流口水。后来大家都说我叔叔能熬过文革主要是因为我母亲的照顾。我伯伯在五十年代就被污告为反革命而被打入大牢一十八载，期满后就留在牢改的，中国西部的当地了。因为他有文化，就在那里工作了。不过还是“反革命分子”。我每次上学时，这些都要填入我的档案。因为这，我差一点没能上成中学。我的母亲可不这样想，她也不懂得什么叫特务，什么叫反革命，只跟我们讲他们都是好人，亲人，叫我们以后要跟他们一样有学问。伯伯坐牢后第一次回家，我母亲可高兴坏了，把家里最老的鸡宰了炖了给我伯伯补身子，说他在那边受苦了。要知道这在农村可是最高的待遇!

我的母亲最怕麻烦别人，任何人为我家做了事情，她都会永远地记着，总是念叨着，说不完人家的好。她很少到人家去串门，包括我姐姐家，更不用说到人家家里去做客吃饭了。不管人家怎么请，她总是说去了人家会给人家添麻烦。谁都拉她不去。我母亲从来没有跟别人高过嗓子，红过脸。如我们跟别的小孩闹事了，总是教训我们的不是。她连去世都不想麻烦别人，她从起病到去世不到二十四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