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台风袭击后的灾后电力恢复的先后顺序，让我们知道谁是这座城中最后点亮的灯。

1，这个城市最后亮起的那盏灯。

厦门被台风莫兰迪袭击后的第六天，台风带来的狂风、暴雨，造成当地大面积断电、停水。2016年9月20日，【厦门电网头条微博】报告说：“厦门85%停电户恢复供电啦！厦门市人民政府１９日晚间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２０日全市将全部恢复通水，98％的因灾停电户将恢复供电。”

然而我所知道朋友当中，就有人在20日还没有恢复供电和供水，也许这些朋友就是最后的2%。这些朋友都是外来的务工人员或者说是”农民工“，没有本地户口，更没有自己的房子，他们生活的地点都属于城中村，由于缺乏规划和政府的支持，这些地区的城市建设明显差于有周边政府规划的地方。

当城市里的灯火，在夜幕降临时，一盏一盏的点亮时，也许我们不会发现外来务工人员的住处依然遗失在黑暗中。然后在黑暗中，他们跟本地人都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却生活在完全不一样的居住环境，他们生活在基础设施，医疗条件和卫生状况最为薄弱的地区。

2，采菊东篱下，悠然现南山

从小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往往对农村生活充满幻想，时不时脑海中浮现出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现南山”田园美景。当年陶渊明逃离都市生活，放着在县衙门的高级公务员不做，而回到老家去当农民。显然不是因为农村户口或者在城市找不到工作，而是心灵的感召，是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一种洒脱。

但是，现在留在农村的农民大都是老弱人群，由于大量年青人口的迁移，农村人口的老龄化比城镇严重的多。统计资料表明，农业劳动人口的老龄化会随着年轻人口的迁移而进一步加剧。从事农业的大部分是中老年。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农民老龄化之后 明天谁来种地？》中报道，重庆一位种植合作社流转了800多亩土地，但从事种植的农民平均年龄在65岁以上，为了防止患有高血压农民在种植时发生意外，合作社专门买来血压计，下地前要先给农民量血压。

这些老人选择留在农村的，往往是无奈之举。因为他们的年纪和教育水平无法在城市中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他们到城市只能从事最低端，而且有损健康的工作。如李迅雷的文章中提到的两个例子，园林养护工人，“据园林管理处统计显示，450名园林工人平均年龄为60岁左右，月工资1000多元”（摘自《永康日报》2012年5月24日）。环卫工人，“来自贵阳市城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该市有环卫工1.2万余人，其中一线临时聘用人员约1.1万余人，占总人数的90%以上。而他们中的90%又来自偏远农村，多为女性，文化程度低、年龄结构偏大，45岁以上的占70%，部分人员还有轻微残疾”（摘自中国新闻网2012年7月15日）。

年青人不愿意留在农业，最主要的原因是收入太低。现行的户籍制度对土地买卖的限制，使大规模种植农场主模式无法推行。与非农行业的人均收入相比，人均的农业收入还是太低。当然因为地理条件所限，中国还无法达到像美国或者欧洲那样的土地规模，然而跟我们的近邻日本，韩国相比，我们也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根据李迅雷的估算，2009年，日本农民的人均耕地面积是中国农民人均耕地面积的4倍以上，韩国也是中国的2倍多。现在，农业土地虽然可以转让使用权，但是农民在租地上的投资积极性并不高。根据朱喜等人2011年的研究，中国农业生产的要素配置存在显著的扭曲，内陆地区（相对于东部地区而言）的农户生产的土地规模扩大可提高劳动的边际产出，对农业生产有显著的提高，如果可以再调整生产中的资本配置的扭曲，中国农业总量的生产率可以再增长20%以上。

农业户籍制度与土地绑定导致的另一个阻碍农业发展的问题是农业补贴，目前中国的农业补贴数量非常大，主要包括四项直接补贴（即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2015年，不包含地方的配套资金，仅中央财政就支出1700亿，农业的大部分补贴其实是根据农业户口上分配的土地来发放的，而非根据农民实际耕种的土地。黄季焜的研究就表明，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对粮食生产的作用“是零”，并对土地流转有负作用。黄季焜等人2009年初对6省58个村庄1064户具有全国代表性的随机抽样调查。98%的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都是根据1998年、1999年核定的面积发放的，农民种不种粮跟是否拿得到补贴没有关系。补贴反而阻碍了土地流转，“一部分农民不敢租出去，怕拿不到补贴”，还有一部分农民，则把补贴“货币化”进了租金，流转土地者要支付更高的价格。相反，如果取消农业户籍制度，那么农业的补贴就自然根据实际农业耕地面积来计算。

3，挥一挥衣袖，不带走南山的晚霞

农民工，由于出生时的户籍是农业户口，就被定义为农民。哪怕他们从没有做过一天的农民，来到城市打工，也依旧被称为农民工。事实上，第二代农民工大部分都不是农民，他们从没有在家乡从事过农业劳动，也对农业没有任何兴趣，之所以把他们称为农民，仅仅是因为他的户口上写着农业两个字。他们往往是中学毕业甚至辍学来到大城市打工，或者从小跟随在城市打工父母生活在城市中。

现行的户籍制度还是依照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使得户籍制度成为城乡差别的分水岭。昨天，2016年的9月19日,北京市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将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30个省区市出台户籍制度改革方案，普遍提出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我们希望看到地方政府可以付诸实践，早点看到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的终结。

农业户口是“一头连着土地,一头连着福利”，农业户口放开对土地的联系可以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率，放开对福利的联系可以降低城市间居民制度性的公共服务和福利不平等，总而言之。建立统一的个人社会保障卡，养老保险金全国统筹，医保费全国报销，全国低保统一补贴等，形成的新社会保障制度，才是未来社会公平，共同富裕的基础。

2009年，中国的农民工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成为《时代》周刊2009年度风云人物。作为唯一上榜的群体，《时代》周刊评价称，“在金融危机肆虐全球的时期，中国经济仍在高速发展，并逐步带领全球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首先要归功于千千万万勤劳坚忍的中国农民工”。然后他们的勤劳坚忍并不能改变他们户口本上的农业两字，更无法改变城市对他们的区别对待。7年后的2016年，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台风过后，当万家灯火在自然灾害的打击后重新点亮时，这个城市最后亮起的那盏灯，依然是为这个城市的发展，灾后恢复默默工作的农民工。其实他们并不是农民，他们虽然拥有土地，然而当他们离开这个村庄，到城市里去寻找更好的生活，只能挥一挥衣袖，什么也无法带走。

走出乡村，他们只有空空的行囊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终有一天，城市落日的余晖或许可以温暧这些异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