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杨绛和钱钟书在北平。

死生事大，然人皆有死，皆有大限在前。人一出生，死案已立，整个一生无非是死刑之缓期执行罢了。若仅如此想，确无本体论之需要，人生无非是延颈待毙之过程而已。谁愿意这样看人生呢？其实大家都不这样想。尽管就生物规律来看，人生确是延颈待毙之过程，但大家都不取生物学观点，都还是要把人生当人生来过，遂有对本体论之需要，即，不舍弃终极关怀。

终极关怀可以引人入佛门，入宗教，也可引人入作本体论之思。熊十力先生的入本体论之思(心学船山学自记)；梁漱溟先生21岁曾两度自杀，终极关怀（“人生问题”）伴随他一生；李叔同达到“华枝春满，天心月圆”的“圆觉”之境。

人无不珍视那仅属于自己的人生，仿佛它有无限重要的独特意义，因而冀其不朽。然细细思量，念及我出生之前，那漫漫无始之过去中并无我的存在，设想在我死后的世界，亦复一种无穷无尽的岁月流逝，前后两个方向都是无限延伸，相对一看，我的存在，只是那一刹那而已。

海德格尔说，人是"被抛"(Gewofenheit)到世间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能感受到佛家的"缘"，无非缘起缘灭而已。科学可以武装我们的头脑，让我们的脑袋不怕死，但是心却是怕死的。"了生死"是大事，不管你位在哪里，年纪几何。缘来时，珍惜"缘"；缘走时，挥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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