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莱妮∙利诺斯（EleniLinos）和戴维∙杨（DavidM.Young）是同一所著名的研究型大学的教授，都从事医疗领域的创新发展研究。

杨博士，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外科教授，带领其团队研发了一种能警示病人潜在致命感染的电子绷带。该项目得到了联邦计划数百万美元的资助，研究成果有望进入市场为其研究所谋利。

利诺斯博士，医学助理教授，正从事一项行为干预的试验：通过网络广告这一媒介让年轻女孩们相信日光浴会对她们造成致命危害。与杨博士相比，她的研究几乎不存在市场价值，同样也不会研发出实际的产品，仅依靠微薄的收入和外界的捐赠来维持研究。虽然回报甚微，但对她来说更多的是一种成就感。

两位教授的不同境遇反映了大学研究中与日俱增的分歧。一方面，资金短缺的大学，由于受到政府与公众或私人资助项目的资助，千方百计地通过研究获利。据最新的大学技术管理者协会的年度数据显示:初创公司数量在2014年增长了12%，其中17%获得了商业许可证，在新产品研发数量上激增34%，而联邦政府对研究的资助下降了5%。

另一方面，如果研究申请不涉及产品、专利和利润，研究记录会更难以量化。许多大学的研究探讨了如何解决冲突，但并没有改变美国好战的问题。有些高校则研究了那些看似棘手的社会问题，例如无处不在的暴力行为、心理压力、环境污染和教育质量的下滑。总之，大学的科学家们已经证明了他们善于把研究成果转化成产品，但对于研究人员和资助者来说，他们是否同样致力于转化科研成果造福社会？

美国顶尖的研究型大学总是将自身描述为致力于“创新、奖学金和解决方案”。然而，从创新发展为解决方案时，就会发现研究人员所面临的日益凸显的局限性。“面对现实吧!人的很多行为都会受到金钱的驱使，这一切由不得你。”美国大学协会副会长托宾·史密斯（TobinL. Smith）说。

毫无疑问，钱很重要。根据最新的国家科学基金会所提供的数据显示：生物科学、医药科学、工程学这三大领域的学术研发支出约占2014年总支出的三分之二，共计640亿美元。从事政策研究的社会科学的支出仅有约22亿美元，心理学研究支出11亿美元。但是纵观学术界，不难发现钱并不是制约大学研究人员成果转化的唯一屏障，通常他们也会由于其个人因素或专业或政治方面的规则和世俗影响而做出妥协。

一些研究人员认为他们的工作是在实验室里完成，许多大学的奖励和晋升也仍然主要是基于发文量，而不是公众素养。公众和私人投资者很少会全面而科学地思考哪些研究项目对普罗大众来说最有价值，而且不对研究的方方面面进行限制，例如研究的领域或者所研究疾病的类型。

一方面，就像杨博士的电子“智能绷带”，学术界似乎越来越乐于帮助那些获得联邦政府400亿美元资助的大学研究。在美国每年约有250万人患上褥疮，治疗费用将近110亿美元，而使用电子绷带可对其进行有效预防。

另一方面，像利诺斯博士反对日光浴的呼吁在美国学术界似乎不被那么看好，尽管每年有40万新增皮肤癌病例确诊是由日光浴引起。

这忽视了大学研究的真谛，波士顿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兼院长桑德罗∙加利亚（Sandro Galea）强调说，“我们不再关注研究所带来的利益，而是关注我们为何做研究。”

不少研究人员对这一观点深表赞同。艾里∙伯尔曼（Eli Berman），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经济学教授，曾自费不远万里去到华盛顿，与主管战争、叛乱和人口贩卖的官员交涉，希望他们在全球冲突与合作方面的研究成果能被采纳。

尤帕尔·霍拉基尔（UtpalDholakia），琼斯大学商学院教授，所开展的如何测量人的自控能力方面的研究对于评估公共政策的影响力大有裨益。但他表示，与探寻实施研究的途径相比大学公布他的研究成果让他倍感压力。

玛丽·弗拉纳根（MaryFlanagan），达特茅斯学院数字人文学教授，开发了一系列的派对游戏，这种游戏可以巧妙地把关于社会歧视与刻板印象的课程整合到其中。但她发现大学技术转让处对于助其推广研究成果并不感兴趣。

戴维∙古斯托（Davidh.Gusto），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政治与全球研究的教授，从事纳米科学的社会影响方面的研究。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SU）或许算得上全美最激进的以成果为导向的高等学府，但古斯托教授发现在其激励机制背后仍存在嘉奖发文量而不是对于某一公众领域做出贡献的潜规则。

全美200所巨型大学都设有技术转让处，以保障那些具有市场价值的重大研究发现取得报偿，但是古斯托教授表示“没有市场却意义重大的研究也不在少数”。

如今，高校及其研究人员依靠财政来证明其决策合理性的压力与日俱增。这就导致他们对于那些不能与收益，赠款或具有知名学术价值的出版物相挂钩的方案视而不见。艾伦∙德宁（AlanDurning），Sightline Institute（一所位于西雅图的非营利性研究中心，从事政策执行策略相关研究）的执行董事。在他看来，大学和投资者可以通过嘉奖致力于社会问题研究且颇有建树的科学家来应对不断扩大的市场压力。在其研究中心，他们更加强调一种以学科为中心的层次结构，以此激励研究人员走向专业化，而不是采用“综合解决问题”的方法，这在很多实际情境中更加可行，同时他表示“这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

尽管一些大学领导者认可这一点，但他们经常对于谁来打破这种基于学科的狭隘指标莫衷一是。在去年的学术会议上，弗吉尼亚大学校长特雷萨∙苏利文（Teresa A.Sullivan）和密歇根大学校长马克∙西里赛尔（Mark S.Schlissel)，这两所知名研究型大学的校长都表示他们对于改变现有的教职人员奖励制度，加强跨学院处理问题的能力非常有限。

“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组织文化与习惯。”苏利文校长表示。“大学校长的权力并不如你所想的那么大。”西里赛尔校长补充道。没有领导层的推动，研究人员想要改变也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有些高校，例如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目前就在尝试以基于成果的成就记录进行嘉奖，最大限度地将教授们置于多学科的研究机构中而不是局限于自己学院的狭小天地。但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从事工程与道德方面研究的教授布莱登·艾伦比（Braden R. Allenby）表示，这佯做仍是有很大的风险，特别是大部分的高校所注重的依然是发文量。

阿克伦大学心理学教授罗纳德·黎凡特（RonaldF. Levant）似乎对此再熟悉不过。作为前美国心理协会主席，黎凡特教授从事男性群体对于传统男性化标准下的依从性以及以何种方式激起广泛的社会问题方面的研究。

一个特别让人大失所望的例子:工薪阶层的男性宁愿挨饿，也不会去选择像照顾老人、孩子，做饭这样通常与女性角色联系在一起的差事，而是一直追逐像炼钢工人和卡车司机这样具有男性气魄的工作。

黎凡特教授表示，在接下来的研究中，他希望能有自身学术领域以外的合作伙伴共同开发一些公民教育活动以帮助贫苦大众接受教育，让工薪阶层摆脱对于“传统男性定义的束缚。”

“我不知道最终结果会怎样”，黎凡特教授说，“但我很想去尝试。”接着又补充道，“我不奢望在我的研究机构中的每个人都能接受，毕竟那些工作不是男性的天职。”

如果要追究责任，首当其冲便是国会。大学和资助者本想更加积极地面对诸多社会问题背后的行为因素，但许多学科带头人表示当前的政治氛围让他们望而却步。尤其要指出，美国众议院的领导阶层曾发起过一场专门反对社会科学的运动。更广泛一点来说，决定研究基金走向的议员们往往倾向于回应为病患伸张权益者们的呼声，这些人更加关心的自然是医疗而不是全社会范围内的疾病预防。

私人基金会也有同样的问题。与国会议员们一样，基金会经常将资金投入到那些强调治疗胜于预防的患者利益倡导团体中，而且财力雄厚的基金会这样做也被认为是理所应当。

世界上最大的私人基金会：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其发言人克里斯托弗·威廉姆斯（Christopher Williams）表示，资金优先考虑用于会产生最大成效的地方，但创建者的个人意向也在资助项目的选择上举足轻重。另一家强调研究的大型基金会：戈登和贝蒂摩尔基金会（Gordon and Betty Moore Foundation），由英特尔公司的共创者戈登∙摩尔（Gordon E. Moore）建立，该基金会四个优先资助领域包括自然科学、资源保护、病患护理和海湾地区。“我们必须有所侧重，在实施中我们也是这么做的”该基金会自然科学项目总监罗伯特·科什纳（Robert P. Kirshner）说。

这种资助模式也会产生问题:政府机构和基金会资助有实际效用的研究，但同时也忽视了很多具有潜在价值的重要研究。但是，全美最大的学术与产业合作促进科学研究基金会Research!America董事玛丽∙伍利（Mary Woolley）表示，大学及其资助者连同私人捐助者能够一起起草计划来应对那些连国会都不予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这有点过于理想化了。以她领导Research!America了25年的经验来看，“问题在于让那些财力雄厚且有耐心的人信服”。

哈佛大学前自然科学与天体物理学教授科什纳表示，用科学的标准来衡量社会目标与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这种想法会产生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了跨领域的可行性比较，人类与自然界的价值赋予以及预测可变的未来。不过，有必要尝试为社会问题进行分级以保持高校研究不脱离正轨，印第安纳大学研究副理事与新Grand Challenges项目经理弗雷德·凯特（Fred H.Cate）说。

GrandChallenges项目的理念框架是，利用大学中一些潜在的广泛应用来解决重大科学问题。例如，印第安纳大学已经承诺将在五年内至少投资3亿美元在五个项目上，这些项目将由凯特教授的团队在今年年底选出。“这更加帮助我们以经验化的方式来决定所研究问题的重要性，而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在大学研究团体中得到解决”凯特教授说。

一些议员对此持肯定态度。“如果科学界认同通过同行评议这一过程能够确定哪些研究对联邦政府或纳税人来说最有价值，国会不得不将此纳入考虑的范围，”议会科学委员会发言人扎卡里·库尔茨（Zachary Kurz）在一份书面置评中表示。

政府完全有能力推动自然科学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最好的例子就是于2011由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划拨6.6亿美元成立的国家转化科学促进中心，该中心着力用于促进药物研发。

但是，反观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除了药物研发方面的成果转化以外，并没有做其他方面的努力。“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运作的许多其他领域，我认为也在平稳发展，”NIH负责人劳伦斯·塔巴克 （Lawrence A. Tabak）表示。

另外一个案例就是InnovationCorps，一个类似于集训营的项目，主要是对高校中的科学家进行企业方面的培训，该项目在2011年受到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此后资助者名单增加了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和其他联邦政府赞助的研究机构。该项目着力进行产品研发方面的介入指导——其中I-Corps类课程曾帮助像杨博士团队研发的电子绷带进入市场。

奥巴马当局对这种此一直持鼓励的态度。美国政府对于名为“nudging”的公共政策战略尤其感兴趣，该战略是由芝加哥大学的专家理查德·泰勒（RichardH. Thaler）和哈佛大学专家卡斯·桑斯坦（Cass R.Sunstein）所提出。该战略融合了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等领域的观点，致力于营造出一种诱导人做出更有利的选择的情境。

对此，新行为科学与政策协会在今年夏天召开了首次例会，与会的200多名研究人员和从业人员探讨了政府提出的激励式的干预是否有价值。此外，纽约大学公共服务学教授保罗∙莱特（PaulC. Light）表示，仅仅依靠激励政策，可能对解决重大社会问题还不够，“nudging“战略的意图不在解决重大政策问题，经济学家多年来一直试图探寻出不治而治的有效途径，但最终也只是徒劳无功。

同时，政治对于有价值的转化研究来说始终是主要的障碍。当一项问题的研究发展到公众的高度，许多研究人员就得考虑是否超出了政治的界限。

然而，如果政治存在不该逾越的界限，那么对于这条界限在哪很难达成一致。有些研究人员，可能就是出于政治因素而不得不放弃研究，或许新一代的科学家们能够重新界定这条界限。

《纽约时报》的去年1月份的头版报道便是利诺斯博士的研究，但她很快意识到，专业领域的耕耘并不能引起年轻女孩们对于日光浴所带来的危害的足够重视。

“我很沮丧!”利诺斯博士说。“我一直在写文章，发表论文，向知名期刊投稿，然后感觉这一切对解决实际问题并没有多大的帮助。”这也是在提醒她，研究必须更加深入生活。

在硅谷的同事曾告诉她，谷歌一直以来为学者和非营利组织提供免费的广告空间，或许能够帮助她把信息更加便捷地传递给目标人群。为此她创建了一个谷歌账号，每当用户搜索与日光浴的内容便伴随出现带有警示性的广告，对此进行试验。几周的时间里，数据显示：广告共出现235000次，超过2000用户点击量，事实证明商业广告这种模式还是可行的。

利诺斯博士表示，试验还处于初级阶段，而且缺少外界的资金支持。下一步的计划，她将拓展资金的来源渠道，通过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合作，聘请广告营销专家，从而最终实现多社交媒体平台的推广。虽然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并不一定会接受合作，但她仍会试试看。

年轻研究者们的这种精神或许能够给当前的大学研究带来一股春风，使得研究重新回到关注现实，解决实际问题的正轨上。就像美国大学协会（AAU）史密斯先生所说，“发表论文不是他们的追求，他们更想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Jeremy编译 Sources: The Chronicle of HigherEducation,

参考资料:http://chronicle.com/article/Is-University-Research-Miss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