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年92岁的沈文倬先生辞世了。至此原杭州大学中文系上世纪堪称大家名家的一批学者，都已先后作古。夏承焘、姜亮夫、王驾吾、胡士莹、孙席珍、任铭善，这几位先生出生于上世纪初期，是早在3、40年代已经有所建树的学术名家，那时候被称作是杭大中文系的六大教授，放到今天估计都是所谓学术大师一级的人物了。我读书的时候适逢中国新时代方兴，其时王驾吾先生为系主任，姜亮夫先生则是杭州大学语言文学研究室主任。更年轻一些出生在20年代前后的沈文倬先生、蒋礼鸿先生、徐朔方（步奎）先生、王维贤先生等老师，似乎还不能归入那“六大”行列的，而年岁更晚一些的郭在贻、吴熊和、蔡义江、王元骧（林祥）等先生，大概还都算是中青年教师吧。
“六大”里面任铭善先生在我读书时候已经故世，其他年事已高（都是年约80）也基本上不上课了。系里曾经安排姜亮夫、王驾吾、孙席珍几位先生给我们开讲座，而姜先生高寿一直到90年代还在指导研究生。所以我这一代还多少能记得起那一辈学术大家的风范。至于沈文倬先生、蒋礼鸿先生、徐步奎先生等，则不是开设基础课便是开设选修课。记得沈文倬先生开的选修课（或者是专题讲座？）是“三礼研究”。我也去听了，前些年还保存着老先生上课油印的讲义，后来几次搬家不知踪迹。记忆里沈先生是一位谨严的学者，讲话从容略有结舌。说实话老先生那深厚的学问，我从第一次上课就听不懂，后来因为对那个古老的“三礼”敬而远之，也一直没有懂得一丁点过。但是这并不妨碍当年在上课时候，仍然对老先生恭恭敬敬。我们都知道沈先生研究的是绝学，他本人也是国宝级的人物。有几件事情是我当年印象颇深的。记得我刚读研究生时候，导师陆坚教授那时候担任杭州大学教务长，跟我谈起做学问事情，谈到了许多名师大家，也谈到了沈文倬先生。其中说到1983年沈先生评教授，他的文章送出去评审，竟然没有人能看得懂。“看不懂只好承认他学问深”，这句话令我印象很深。原杭州大学老校长深沈善洪教授，是一位研究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卓有建树的专家，我深深尊敬他但多年来内心也深深感觉愧对于这位战略型的校长，早年他也曾经以他那种特有的学者口吻感叹道：“沈先生的学识深不可测！深不可测！”记得后来我曾经和沈先生的弟子，也是我的朋友吴土法博士谈到沈先生的学问，说起沈先生的文章估计也只有顾颉刚这样的人物可以懂得了，可见那真是一种和者盖寡的高深绝学。还有一次是吴土法在《语文导报》做编辑时候，某天晚上约我一起去看北京来的何新，何新那时候刚出版了《诸神的起源》，还写了不少文章十分引人注目，比现在知名度要高很多。此君性情豪迈，颇为狂狷，不知怎么说起来“你们杭州大学的沈文倬，那可真了不起”，顿有肃然之意。我毕业留校几年后，分配的房子在杭大新村，就在学校的对面，沈先生也住在这里。从小区到学校的路上，偶然会看见先生，每每看见我总是毕恭毕敬，而先生的面容上总是带着长者宽厚的微笑。
多少年过去了，如今想起来很有趣。记得当年沈文倬先生的论文大都发表在《文史》上面，通常都是比较长篇的论文，最可笑的是我等竟然连有些论文题目上的字也认不全。这样再回想那时候他讲的学问，字都不认识更遑论学术了。越是如此越觉得高山仰止，这种高山仰止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前辈大师的敬畏和对学术的崇敬。我突然想到我们现在的考评制度，沈先生一生并没有多少著述，他虽然早在50年代末就曾于上海主持编写《中国丛书综录》，但其学术地位却是80年代之后发表的一系列论文而确立的，据说他80多岁后来也出过一二本书。如果从数量上来说，显然无法满足现在的考评条件，他也没有过什么纵向横向课题，没有什么项目经费，几十年来也绝少参加什么学术会议，不要说没有留学博士的头衔，就是连国内大学文凭也没有，要放到现在估计只能被边缘化或者被精简掉。沈先生以毕生精力皓首穷经，一部著作写作40余年，这在今天这个急功近利的时代都是无法想象的。幸好他那时候际遇的不是一个以冰冷的数字和机械模式考评人文学者的制度，幸好他那时候的校长和教务长知道他虽然著述很少，但是学问却实在是了得，所以还是十分敬重能使他成为国家人事部批准的终身教授。我们整天呼喊什么大师啊，看来大师的出现很大意义上来自于对学术和大师的敬畏。也许这就是我为什么听不懂却依然崇敬的原因。
（补白：文章甫就，见说新任教育部长是多年来唯一的一位人文学科出身的教育部长，惟愿新部长在弘扬高校文化建树人文精神方面有所推动，现在大家呼唤大师，不论是什么学科的大师，如果没有深厚的人文气质则永远不可能成为大师。）
精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