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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呀！科学里的弱势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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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与弦的战斗”没有引起多少兴趣，有点儿意外。细想一下，也不奇怪了。如今的科学新闻有多少与科学问题有关呢？
不知什么时候，科学争论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争斗，科学研究的过程成了“抢钱”和“分钱”的程序。然而，当我们回顾科学的历史，可曾见过哪个大发现是花钱买来的？如今科学家手中的钱比30年前多了几百倍（？），发现什么了吗？昨天的札记抄过一个物理学家的话，现在忍不住还要重复一遍：“当人们还想不出怎样把事情做得更好时，他们只是把事情往大处做。”——现在的大项目那么多，是不是一样的病态呢？而且，有些“大”东西不过是把无聊的句子重复了一遍又一遍，仿佛把祥林嫂的话记录下来就可以做一篇大好的文章。当然，这样的事情不仅发生在我们周围，也流行在整个地球村。（LHC是不是呢？霍金还指望它给他带来诺贝尔的桂冠呢。）
两年前，一个国际研究小组用超级计算机验证了标准模型30年前的预言，但没发现任何新的东西。爱丁堡大学Richard Kenway教授说：“尽管标准模型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因为必要的计算尚不够精确，还有一两个角落没得到确切的实验证明。我们照亮了其中一点，但令人泄气的是，什么也没看见。”
30年了，什么也没看见。这也是李（Lee Smolin）老师在《物理学的困惑》里困惑的问题。有人统计，做超弦的人比做圈引力的多50倍，所以做圈引力的实在是一个很弱势的小圈子。弦理论的故事，几乎也是一出道德剧了，对“什么是科学，科学如何运作”，有很多启迪。不管弦论和圈引力的命运如何，这一点也许都将是未来科学史感兴趣的课题。
科学圈子里的弱势小人物很多，作为小圈子里的代表，李老师是站在年轻人一边的。他回顾自己做研究生时从超引力逃出来（第6章），讲了一段“金玉良言”，核心精神就是“独立”：
当我回顾30年来我所熟悉的那些人们的科学生涯时，越发感到科学生涯的抉择依赖于人的个性。有些人乐于跨越下一步，把一切都献给它，从而为飞速发展的领域做出重要贡献。另一些人可没那么急躁。有些人容易犯糊涂，所以做什么都要反复思量，这要费很长的时间。你大概以为我们比这些人高明，可别忘了爱因斯坦也是属于他们的。根据我的经验，真正令人震撼的新思想方法往往来自这样的人群。还有一些人——我属于这第三类——只顾走自己的路，他们特立独行，只是因为不愿意像有的人那样为了站在赢家的一边而加入某个领域。所以，当我与别人的作为相左时，也不再感到烦恼，因为我发现一个人的性情几乎完全决定了他做什么样的科学。幸运的是，科学需要来自不同类型的人物的贡献。我逐渐认识到，那些能把科学做好的人是因为他们选择了适合自己的问题。
独立，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无政府主义”哲学家费耶阿本德（P. Feyerabend）告诫年轻人，“就做你想做的，不要管别的事情。在我的经历中，从来没有花过五分钟做我不想做的事情。”费老的卓尔不群正好在李老师的心头引起了共鸣。他从费老那儿学到了“反对方法”。他借了一面“无政府”的大旗来反对弦理论的“垄断”。站在弱势的立场上，李老师为年轻人说了很多好话。他批评弦理论聚集了那么多人，垄断了那么多资源，却伤害了年轻人，扼杀了新思想和新发现。
在李老师看来，物理学家可以分两类，seers vs. craftspeople ——也就是思想家与匠人。虽然做常规科学的人也有思想，但科学更需要与常规“格格不入”的思想，能引领未来的思想（所以叫“预言”）。他提出几个主流外的“预言家”的典范——如躲到乡间独自思考的巴伯，身为教授而志在江湖的芬克尔斯坦，在意大利游荡的霍金的小师弟瓦伦提尼……所有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的经历，那就是“目前健在的最能干、最富想象的数学家”格罗藤迪克（Alexader Grothendieck）说的：
他们必须重新发现自身的那种与生俱来的（和我一样的）能力：忍受孤独。
忍受孤独，是独立的起码代价。如果总想凑热闹，就别指望独立。只有个人的精神独立了，才可能有创造性的思想。李老师很欣赏一个年轻人的“修正的相对论”（DSR），他本人还从它引出了一个有趣的“虹宇宙”的图景。毕竟科学总是需要不同的声音，特别在“万马齐喑”的时候。最近，密执安大学Scott E. Page写了一本书，谈思想的多样性能产生更具创造性的团队、公司、学派和社会（“The Difference: How the Power of Diversity Creates Better Groups, Firms, Schools and Societies”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这一点。但我们难免和李老师一样奇怪：科学的管理者们为什么不那么做呢？
《淮南子•人间训》讲过一个故事（后来冯梦龙把它编在《智囊》的第一篇）：孔子的马偷吃了农夫的庄稼，农夫就把马关起来了。子贡跑去求情，低声下气，人家还不理他。夫子批评他说：“夫以人之所不能听说人，譬以大牢享野兽，以《九韶》乐飞鸟也……”李老师的话，对那些科研管理人员和决策者来说，大概就是鸟儿耳朵里的韶乐。其实，管理者们也有自己的逻辑和道理，而且也在像做弦理论一样做“科学的科学”。不过，他们学得最好的还是欧几里得几何，特别擅长以公理的方法来抹平事情。他们似乎发现，最科学的“科学管理”，就是尽可能地“统一标准”，当一切的不公平都以法规的形式定下来后，就没有不公平了。李老师们在博士后经历的磨难，我们的同学从幼儿园就开始经历了。
最近，英国高等教育基金会（HEFCE）决定从2009年起用一种“度量体系”来取代同行评议制度，即以研究成果（论文）的引用数作为评判标准。这也是我们正在玩儿的游戏，李老师同情的那些叛逆者要更倒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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