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事的侄女读高三，还有七十多天就要高考了。可在这紧要关头，她的情绪出了问题，焦虑，烦躁不安，哭泣。同事带她妈妈来找我咨询。我要求先见见她本人，可她妈妈十分为难地说：“她现在别说来医院，连我们的面都不愿见。我们想请您到我家去给她看看，不知行不行？”我表示这样不妥，还是应该尽量说服她来医院看病。医院象医生的“庙”，菩萨离开了庙宇其法力就会大打折扣，因此我通常不会轻易到病人家里看病。

两天后的一个下午，两个女孩来到我的诊室。走在前面的女孩落落大方地对我说道：“我是陪她来看病的。她叫张月华，她妈妈前天来找过您。因她不愿意和她妈妈一起来，所以要我陪她来。我叫孙苗苗，我们是同学。最近一个多星期来，不知怎么搞的，她总是心神不定的，上课注意力不集中，经常哭泣，有时还发疯似的拼命喊叫，同学们怎么劝也劝不住。眼看还有两个月就要高考了，她这样的状态真让大家担心。王医生，您一定要帮帮她啊！”

“孙苗苗你好！你先别着急，让我们先把情况了解清楚好吗。”我先把这位热情的、说话像开机关枪一样的女孩稳住，然后回头问一直一言不发的张月华：“你看，大家都在为你担心，你能自己把情况说说吗？”

张月华抬起头对我礼貌性地笑了笑说：“要我说？说什么呢？不，我对您不了解。对一个陌生人我什么也说不出来！”

她说话就像是在背台词一样，拒我于千里之外。我只好换个方式试探地问道：“你来找我，你看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呢？”

“不，我不想找你，我不想找任何人。谁也帮不了我。是她们硬劝我来的，所以我就来试试。”她仍把我完全档在“门”外，但我发现这“门”并未关死，还留有一条小缝。

“试什么？”我试图从这一“门”缝中挤进去。

“你问她。我不知道。”她指着同学说，把“门”关得更紧。

“心理咨询有一个基本原则，叫做自愿原则。如果你本人不愿意，再高明的心理医生也无法帮助你。好比一个人落水了，岸上的人伸给她一根木棍，她只要伸手抓住木棍，她就有获救的希望。如果她就是不愿意伸手，那么只有靠她自己救自己了。假如她是为了某种伟大的信念而拒绝别人的救助，会赢得人们的同情和钦佩。那么是什么信念使你拒绝别人的帮助呢？”眼看硬挤不行，我只好“曲线救国”，变换着话题诱导她开口讲话。同时也向她表明，如果坚持这种拒绝的态度，我也无法帮助她。

我作了几次努力，但张月华仍不愿意和我谈她的问题。我只好对她的同学说道：“很抱歉，孙苗苗同学，我无法帮助她。”这的确是心理医生的局限，我只好知难而退。

看到谈话什么结果都没有，孙苗苗非常失望，对我哀求道：“王医生，您再跟她谈谈吧。我们把希望都寄托在您身上了，她真的是有问题……”

面对这位天真女孩充满期盼的目光，我十分无奈地说道：“你把心理医生看得太有本事了。此时我和你一样也没有办法。你们作为张月华的同学，能够这样尽力地帮助她，真令我感动。不过，我想对你说的是你们已经尽力了。张月华有自己的家，最好请张月华的父母来帮助她。你和你的同学们已经几天没有休息好了，再这样下去，你们的高考也要受影响了。”这话既是对孙苗苗说的，也是故意说给张月华听的。希望她能明白：同学们能够给她的帮助也是有限的，并会影响同学们的高考复习。

“可她不愿意回家，她信任我们。我们劝她后，她的情绪就稳定些。您是心理医生，一定比我们更了解应该怎么劝她。”孙苗苗仍不肯放弃。

我只好耐心地劝说道：“现在张月华需要父母的关怀，她的父母也需要尽照顾女儿的职责，这个谁也代替不了。如果你们硬要越俎代庖，可能反会将事情越弄越僵。”

女孩疑惑不解地看着我，想了好一会才说：“那我该怎么办呢？”

“送她回家。然后请她父母陪她一起来。”我口气坚定地说。

“好吧，劝她回家我还是能做到的，但能否劝他父母和她一起来就难说了。”女孩爽快的答应道。

这位女孩的热情感染了我，我确实感到张月华的情况需要紧急干预，但必须有监护人的参与。我请她转告张月华的父母，下班后我在办公室等他们。

张月华的父母来了。我告诉了他们下午张月华来诊的情况。

“是啊，是啊！我们着急啊！但她不愿意回家，不愿意见我们，我们也没有办法。医生，您说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听您的。”张母满脸微笑说。

“没关系，老毛病了。我回去跟她谈谈，她会听我的，没事的。”张父满不在乎地说。

张月华父母的反应出乎我的预料。母亲一股脑把矛盾甩给别人，自己完全像没事似的。父亲则把矛盾隐藏起来，不让别人插手。我还是有点不甘心，又问道：“张月华的情绪很糟，可她不愿意让父母来帮助她，你们认为这是为什么？”

张母答道：“我们给她讲了很多道理，可她就是听不进去，我们真的没有办法。除了她要什么就给她买什么之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张父说道：“小孩子不懂事，大了就会好的。”

仍然毫无进展。我只好退回到精神科医生的角色进言道：“你女儿现在的精神状态很不稳定，这不仅会影响高考复习，甚至可能出现自杀自伤这样的危险情况。”

听了我的话张母真的有些着急了，急忙问：“这可怎么办哪？”

张父仍无动于衷地说：“小孩子的话那能当真！学习压力大了，精神有点紧张，休息两天就会好的。”

看来一时半会难以让张月华的父母冷静下来，思考女儿为什么不愿意回家的问题，只好先按精神科的处理方法，给她服点抗焦虑和抗抑郁药物，帮她稳定一下情绪。他们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多数情况下，病人和家属不愿意接受“精神病”这个现实，对明显的精神失常也认为只是心理问题，要求做心理治疗，而不愿意看精神科医生。而张月华的父母似乎更愿意接受药物的干预，似乎在他们的心里更愿意接受女儿患了“精神病”的事实，也不愿意去认真思考女儿不愿意回家背后的原因。

三天后，张母来了。

“她服了药后情绪稳定些，但闹着要去上学。我想问一下，她能上学吗？”

“我没说过她不能上学呀！我想这事最好和张月华一起商量决定，我们背着张月华做任何决定都会引起她的反感。”

心理医生不是上帝，不能代替来访者作任何决定。不然，最后可能会落得个好心办坏事，自讨没趣的下场。

“她吵着要回学校，跟我们发脾气，您说我们该怎么办呢？”张母执着地问。

“我想这事不和张月华商量，是解决不了的。”我一点也不让步。并开始意识到，张月华不愿意回家可能和父母的这种行为方式有关，父母总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女儿。

张母终于带着女儿再次来诊。我问她爸爸怎么没来，张母解释道：“他很忙，所以没有叫他来。”

“没必要叫他来，他根本就不了解我，来了也白搭。”张月华赌气地回答。停了一会她又说道：“我已经给父母添了很多的麻烦，真的不想再连累他们了。”前后两句话仿佛从两个人的嘴里说出，前一句像任性撒娇的小女孩，后一句像成熟知礼成年人。

交谈中我感到她们母女俩根本无法交流，谁都听不见对方在说什么，我就象在两个不同的空间分别与两个人在对话。女儿告诉我：父母完全不理解她，就知道给她买东西，而从来不关心她心里在想什么。母亲告诉我：复习考试太紧张，担心女儿对现在的状况适应不了，无论如何，身体是最要紧的。如果不能让母女俩的谈话集中到一个焦点上，无法有效地讨论任何问题。于是我对张月华说道：“现在正是高考前的冲刺时期，大家的心理压力一定很大。这时候我们最需要亲人的理解和支持。你说是吗？”

张月华没回答，只是瞪大眼睛看着我。于是我进一步说道：“在这非常时刻，应该积极地利用一切有利因素帮自己闯过这一关。比如，父母的关心就是……”

“不行，没用！”没等我把话说完，张月华就打断我说：“跟他们根本就无法沟通。他们开口就是‘你要什么我们给你买，别的事你不要瞎操心’，根本不管我心里在想什么。”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有时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对两代人来说更是如此。你认为父母没有真正关心你。而你父母可能很想关心你，只是不知道如何来关心你。让我们来试一试告诉他们应该怎样做才能帮助你好吗？”

“现在？”

“对，现在。”

张月华犹豫地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坐在身边的母亲，欲言又止。我点头以示鼓励。张月华鼓足勇气，像背台词一样对母亲说道：“妈妈，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我知道您们总是为我着想，为我好，什么事情都不告诉我，只是拿买东西来搪塞我。其实，我需要您们对我说真话，把您们真实的处世感受告诉我，这也许是一笔最好的财富。您们对顾客很客气，那是为了做生意，但不要把您们平时对付顾客的那种虚伪的方式来对我……”

张月华越说越激动。张月华的母亲努力表现出认真倾听的样子，但身体“语言”却明显在表示拒绝。我们三人呈三角形围坐着。张母的脸和身体都对着我，完全没看张月华，面部始终保持着她那特有的微笑表情，还不时地用目光向我示意，好像在说：“瞧，多幼稚！”

张月华终于受不了了，突然跳了起来，冲到墙角边哭边大声叫道：“我面对妈妈就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像演戏一样，太虚伪。跟她说话还不如对着墙说话痛快。”

张月华的举动并不使我感到意外，换了我大概也会受不了。张母见此状，两手一摊，给我一个眼示：她就是这样，是不是神经有毛病了？我装着什么也没看见，继续全神贯注地听张月华诉说。她面对墙壁又说了很多，渐渐情绪平静了许多。我鼓掌表示祝贺，使她们母女都感到十分困惑。张月华问：“我是不是很可笑？”

“不，我为你感到高兴。这些话以前对你母亲说过吗？”

“没有。”

“你把藏在心底的话都说了出来，有什么感觉？”

“感到心里平静了一些。”张月华边答边回到自己的座位。

我转向张母问道：“听了女儿的话，您有什么感受？”

张母笑而不答。我暗示道：“她内心这么痛苦，您心里感到难受吗？”

“那当然难受。”张母随口答道。

“可我看见您一直在笑！”我开始进攻了。我也希望撕下她那张始终保持着微笑的面具脸。这一招果然奏效，张母立刻收起了她的笑容，也不再对我递眼色。于是我趁热打铁：“试想您如果对一个人动情地诉说自己内心的痛苦，而这人却一直无动于衷，这时您会怎么想？”张母被我问得脸上有点挂不住了，表情变得凝重起来。于是我转向张月华问道：“还想继续说吗？”

张月华又开始了诉说，这次好像有了一些进展，两人能面对面地对话了。可时间不长，又变成了张月华一个人的独白。只见她像长辈训小孩似的滔滔不绝地数落她的母亲，而张母却低着头，一声不吭。我听了一会，忍不住出面终止了这种母女角色完全颠倒的谈话。我对张月华说：“让我们听听你母亲的想法好吗？”

张月华点头表示同意，并问母亲：“您理解我的意思吗？”

“理解。”张母不以为然地回答。

“那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张月华进一步逼问。

“你是说不要我们再给你买东西了……”

未等张母说完，张月华就又跳了起来，大声吼叫道：“我就知道对您们说话等于白搭。您们根本就听不懂我在说什么。我不愿意跟您们说话。你们让我感到恶心，您们太虚伪。”

张母把头低得更下了。尽管我认为非这样不能触动张母，但这种扫尽母亲威信的方法毕竟负面效应太大，于是我开始把矛头转移。我说：“看得出来你现在的心情好多了。今天的谈话让我们切切实实地感受了一次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困难性。但经验表明，这样的对话往往只能让我们理解交流困难性的一半……”我故意停下来卖个关子。

“是吗？”张月华睁大眼睛好奇地看着我。

由于给了张月华一次痛痛快快发泄的机会，她对我的信任度明显提高。我试探着指出她的问题：“你充分体验了你与母亲交流的困难，我猜想你母亲可能存在和你一样的体验。比如当你母亲说话时，你不是把头扭过去，就是把头低得下下的，常常不等她把话说完就发起火来。”

“是吗？我怎么没感觉到？”

“你想体验一下吗？你来扮演你妈妈，我来学你刚才的样子，体验一下会有什么感觉。”

接着我们开始了角色替换表演。表演进行得很成功，使张月华看到了自己存在着与母亲一样的问题。

治疗结束前我总结道：“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困难。今天我们只是看到了问题的存在，要想解决它，还需要做很大的努力。要说有什么诀窍的话，那就是学会听别人说话。”

最后，张母同意张月华明天就去上学，张月华也表示周末要回家多和妈妈谈谈心。她俩满意地离开了治疗室。

三个月后，张月华和母亲一同来看我。她告诉我她已被某重点大学录取，过几天就要开学了。这次来一是想表示感谢，二是想问一下以后她们需要注意些什么。

我又一次被推到了“上帝”的位置上。我对张月华说：“祝贺你！你不仅成功地度过了高考前的那段非常时期，考上了这么好的学校，更可喜的是你愿意回家了。我很想知道这个弯你是怎样转过来的？”

“我今年已满18岁了，可父母总是把我当小孩对待，什么事都瞒着我。最让我受不了的是他们总是骗我。比如明明他们做生意亏了，还硬要骗我说赚了；有一次我回家时，在门外面还听见他们在吵架摔东西，一进门他们就马上装得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妈妈还装模作样地对爸爸说：‘你这人做事就是这么粗手粗脚的。’爸爸也跟她一唱一和地说：‘不小心碰掉的，我来把这些玻璃渣扫掉。’让我感到我不是这个家里的人一样。”说到这里，张月华显得有些激动。

“现在他们还是这样吗？”我问。

“现在好些，不过我现在已经不那么在意这些了。”张月华说。

“自从上次您跟我们谈话以后，我回去跟她爸爸商量过，月华确实长大了，我们不能再把她当小孩看待了。只是有些习惯可能一下子还改不过来。”张母插话道。

张月华一家开始改变了，尽管还有不尽人意之处，但我相信，有了这个良好的开端，他们一家会相互理解、沟通得越来越好。

随着年龄长大，孩子要求成长独立的愿望会越来越强烈。但在许多父母的眼里，自己的孩子好像永远长不大，永远不能把已经长大的孩子当成大人看，仍是一唬二骗三耍威，尽管都是出于对孩子的爱，可结果总是事与愿违。这样的孩子长大后不是胆小懦弱，缺乏独立性，就是离经叛道，视父母如仇人。要想这样的故事不再重演，父母必须和孩子一起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