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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蔡登山:深圳凌道扬:一生树木亦树人

已有 1929 次阅读 2023-4-18 10:39 |个人分类:感悟人生|系统分类:人物纪事|文章来源:转载

他是中国近代著名林学家、农学家、教育家、水土保持专家。他创建了植树节,参与了孙中山《建国方略》的编写;他参与制订了中国第一部《森林法》,也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创建者之一。“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他的一生则是既树木又树人。

凌道扬(1888-1993),生于广东省新安县布吉村丰和墟(今深圳龙岗布吉街道老墟村)。据2008年编修的《布吉凌氏族谱(二编)》记载,布吉凌氏为客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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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凌道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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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凌道扬

凌道扬出生于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家庭,祖父凌启莲、父亲凌善元均是瑞士巴色会牧师,少年凌道扬“无间东西”,在四书五经之外广泛地接触西学。根据学者王希群所编《凌道扬年谱》得知,凌道扬在十岁时,因为生计困难,曾到美国檀香山的亲戚家当童工。一九零零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桥梁建设系的八叔凌善芳,归国途经檀香山,才把他带回老家布吉,同年秋天把他送进了上海圣约翰书院(一九零五年改名圣约翰大学),开始正式接受西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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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凌道扬

一九零九年,凌道扬毕业于圣约翰大学,获文学士学位。经七叔凌善安的推荐,凌道扬被清政府八旗学校聘为英语教师,次年陪同两位清室贵胄子弟赴美麻省农学院习农科,令人好奇的是,两位清室贵胄子弟在历史上都没有留下丝毫的痕迹,“陪读”的凌道扬却成名了。一九一二年凌道扬获麻省农学院农学学士学位,旋即入读耶鲁大学林学院,一九一四年获耶鲁大学林学硕士学位。他的论文题目是《论森林资源》。

凌道扬抱着“森林救国”的思想与热忱回到祖国,任职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演讲部森林科干事,在上海、江苏、浙江和江西等地,作通俗而生动的林学演讲。他致力于森林科学的研究和宣传普及工作。是年任北京政府农商部技正。又应黎元洪大总统之邀,参与《森林法》的拟定工作。十一月三日颁布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森林法》。

一九一五年凌道扬与韩安、裴义理等林学家有感于国家林业不振,“重山复岭,濯濯不毛”,上书北洋政府农商部长周自齐,提出“欧美各邦,植树有节,推行全国,成效维昭”,建议以每年的四月五日清明节为“中国植树节”,同年七月报经袁世凯批准,一九一六年“中国植树节”被载入史册而正式实施。直到一九二八年为纪念孙中山逝世三周年,南京国民政府展开植树活动,从此才把植树节改为孙中山逝世纪念日的三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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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六年,凌道扬参与南京金陵大学林科的创办,那是中国最早的林科之一,并任系主任。同年十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其首部著作《森林学大意》中文版,张謇在为其所作序言中称道:“凌君道扬,学森林而有实行之志,其所述林学大意,于世界森林状况言之甚详,且深知中国木荒之痛,其书足供有志森林者之参考。孟子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是书其求艾之径也夫?”同年十一月其英文版由Commercial Press(Shanghai)出版。

凌道扬认为林业教育是振兴林业的基础,他说:“教育为万事之母⋯⋯欲使国人注重森林,必先使之知森林之利益,与夫造林之通识。”他这本《森林学大意》作为初级农林学校的教材,先后再版八次之多,影响极为深远。一九一七年,为了更有利于林业的发展,凌道扬在南京发起创建中国第一个林业科学研究组织——中华森林会(后易名为“中华林学会”),“本着集合同志共谋中国森林学术及事业之发达为宗旨”,搭建了林学界早期开展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并被理事会推举为首任理事长和中华林学会第二、三、四届理事长。该会宗旨包括:提倡森林演讲,筹办森林杂志,提供林学咨询,建设模范林场。同年,凌道扬参与协助孙中山完成了《建国方略》一书《实业计划》农、林部分章节的写作。

一九一八年,凌道扬与晚清报业家、政治家陈言之女陈英梅(1890-1938)结婚。陈英梅生于香港,一九零六年赴美留学,一九一三年毕业于美国韦尔斯利学院获体育学士学位,一九一四年回到上海,担任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体育干事及该会附设体育师范学校副校长,开启中国近代女子体育教育先河。一九二一年三月,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份林业科学刊物《森林》创刊(后易名《林学》),由北洋政府总统黎元洪题写刊名,凌道扬在该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但由于经费困难、军阀混战、政局动荡,该刊物只维持一年零九个月,共出版七期,在一九二二年九月出版到第二卷第三期后被迫停刊。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凌道扬被正式任命为胶澳商埠督办公署林务局局长。凌道扬偕发妻陈英梅及长子凌宏璋、长女凌佩芬在青岛工作和生活了六年。其间,陈英梅任青岛私立文德女子中学体育教师,凌道扬夫妇在青岛生育了次女凌佩馨、次子凌宏琛。凌家在青岛的生活十分惬意,凌道扬在福山支路租地建有寓所。凌道扬本人在《自传》中说:“青岛时期是我生命中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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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道扬(左)与康有为

凌家迁居青岛不久,一九二三年六月二十七日,同为广东老乡的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按:广东省南海县人)来到青岛,受到时任胶澳商埠督办熊炳琦接待。康有为最初暂居于旅馆中,后因旅馆价格高昂,于同年七月经熊炳琦安排,以低价租下德国总督副官旧宅居住。康有为在家书中称“青岛此屋之佳,吾生所未有”,又在寄给友人的信件中称:“吾今得宅,即德人初得青岛时之旧提督楼。屋虽卑小,而园甚大。望海碧波,仅距百步。”康有为后来买下该住宅,但契约尚未订妥时,高恩洪接任胶澳商埠督办,康有为多交一万余元才得以成交。康有为迁入新居时适逢恭亲王溥伟自青岛迁居大连,便将溥伟赠予的家具置于新居内,又将一九二二年他六十寿辰时清逊帝溥仪送给他的一面上书“天游堂”的寿匾悬挂于宅内,将新居命名为“天游园”。康有为诗云:“截海为塘山作堤,茂林峻岭树如荠。庄严旧日节楼在,今落吾家可隐栖”,就是指此青岛新居。

康有为的新居位于凌家对面的今福山支路五号,与凌道扬成了邻居。康、凌两家都说广东话,一下子就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两家很快就成了亲密无间的好朋友。据康有为回忆,“管公园”的邻居、同乡凌道扬,去年就开始“为我布置林木花卉”,如今“天游园”里林木葳蕤,花朵盛开,“管公园者”的小女儿马上就要过周岁了⋯⋯一九二四年七月二十四日,凌道扬的二千金佩馨过周岁那天,父母照例要为她举行“抓周”礼。为孩子取名“佩馨”的康爷爷也来了,他把一枚戒指放到床前陈设的案上,案上已经摆满了文房四宝、算盘、钱币、首饰、花朵、胭脂、吃食、玩具等,母亲抱来佩馨,令其端坐,任其挑选。佩馨坐下来,小手一挥,抓起了康爷爷刚刚放在案上的那枚戒指!

一九二八年,济南“五三惨案”发生,《青岛时报》陷入漩涡,凌道扬带着妻子陈英梅和凌佩馨兄弟姐妹四人,匆匆逃离青岛,陈英梅的奁盒里放着康有为送给佩馨的戒指。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大举侵华,佩馨一家迁往广州。广州大轰炸期间,母亲把康爷爷送给佩馨的戒指和其他珍贵的东西一起,存放在香港一家银行的保险柜里。然而,遗憾的是,凌佩馨再也没有找到那枚珍贵的戒指。虽是如此,此事却一直是凌、康两家后人难以忘怀的美好记忆。

凌道扬在青岛的贡献,当然不只是康有为所说的“管公园”而已。凌道扬执掌青岛农林事务后,在原德治日理的基础上,全面规划了青岛林业管理与发展之路。上海《申报》曾报道赞美:“青岛督办统治之下,比较未退步者,要算农林事务所。日在整理开拓之中,所有保护林业规则及分区等均已重新更订。”凌道扬对青岛农林事业的最大贡献是丰富和发展了面向公众开放的公园模式,为青岛规划生成了城市风光旅游胜地和疗养业。此外在一九二四年九月,凌道扬还与高秉坊买下英文报纸《青岛晨报》的资产,创办了《青岛时报》。这份青岛近现代具有代表性的报章,分中文和英文两个版,中文日报称《青岛时报》,英文版称《青岛泰晤士报》,由凌道扬胞弟凌达扬任主笔。再者,在青岛的六年中凌道扬完成了三部著作,占他一生十部著述的十分之三,分别是《中国水灾根本救治法》《青岛农业状况》和《中国农业之经济观》。

一九二八年八月,凌道扬全家离开青岛到北平,担任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森林系教授兼系主任。次年任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森林系教授兼主任,凌道扬发起重建中华森林会,并改称“中华林学会”。同年出版《林学》杂志,但是受国家内忧外患形势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林学》杂志从创刊到一九四四年停刊,共出版十一期。

一九三三年六月,中央研究院派竺可桢、沈宗翰、凌道扬代表中国赴加拿大参加泛太平洋科学会议第五届会议,凌道扬当选林业组主任。学者周雷鸣教授认为此行意义重大,他说:“凌道扬以丰富的林学知识和实践经验,当选为太平洋科学会议林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调查太平洋沿岸国家森林资源这一经历表明,二十世纪三零年代,中国科学已取得了显著进步,一些学科的发展及取得的成就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同。这不仅扭转了早先中国科学研究多由外人越俎代庖的尴尬局面,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中国科学的国际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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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道扬在深圳的故居

一九三六年九月,凌道扬任广东省农林局局长。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七日,凌道扬夫人陈英梅在广东农业试验室附近被日军投下的炸弹炸成重伤,紧急送往香港医院抢救不治身亡。一九四零年,凌道扬续娶崔亚兰(1907-1997),崔亚兰为湖北武昌人,金陵女子大学教育学士,金陵女子大学体育系教授,主要教授体育教学法、体操、韵律活动、垒球等课程。

凌道扬于战火纷飞的一九三九年奉调黄河水利委员会、林垦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黄河上游水土保持实验和西北建设工作,与他的学生任承统合著《水土保持纲要》《西北水土保持事业之设计与实施》论著、论文,他率先提出“水土保持”这一概念,成为中国水土保持的先驱。而这一名词也不胫而走,连美国的《保土杂志》后来也易名为《水土保持杂志》。凌道扬一直希望国民政府能够推出一部《水土保持法》,推动水土保持实验工作,但在那个内忧外患的年代,这一想法只能算作空花泡影。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凌道扬任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顾问兼黄河泛滥区农林水利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办理黄河泛滥区善后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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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马料水火车站 (1950年代)前排握拐杖者为凌道扬

一九四七年,凌道扬担任联合国粮食救济总署广东分署署长,深受设在华盛顿的联合国善后总署的高度肯定,邀其到美国访问考察并任职。一九四八年,凌道扬由联合国粮食救济总署退休,定居香港,任香港教育委员会委员,参与创建崇基学院并于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零年出任该校第二任院长。一九五三年,崇基虽获政府批出马料水十英亩地作永久校址,但仍未足够学院发展之用。凌道扬院长上任后,积极与祖居此地的温氏族人沟通。一九五七年,凌院长代村民向辅政司陈情,请求当局批准他们觅地搬迁,并陪同村民一同到粉岭相地。在凌院长的努力下,温氏族人陆陆续续举家连同祖坟迁往粉岭,在该处建立了马料水新村。村民特别将村中一条路命名为“道扬路”,以兹纪念。而崇基亦得以在原址扩充校园设施,让莘莘学子在此求学。

一九五七年,美国麻省大学校董会授予凌道扬荣誉法学博士学位,表彰他“作为教育家、学者、科学家,他学贯中西,通过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批驳了‘东方和西方永不相会’的观念”“作为爱国者、政治家和人道主义者,为母校带来了孜孜以求的巨大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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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铁路站旁凌道扬所题崇基学院校联(1959)

早在一九五六年,凌道扬与钱穆、姚传法等组织中文专上学校协会,呼吁在香港成立中文大学。一九五九年,港英政府成立香港中文大学筹备会,凌道扬任筹备会主席,积极参与筹备创建香港中文大学。一九六零年出任香港联合书院院长,直至一九六三年。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七日香港中文大学正式成立,它是在崇基学院、新亚书院和联合书院的基础上创立的。凌道扬辞去联合书院院长职务,但继续葆有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和联合书院校董的荣誉称号。今天的香港中文大学校园,追溯渊源,始于五零年代,时为崇基学院院长的凌道扬,向政府申请崇基校园旁的山地植树造林,无意中奠定了后来成立的中文大学的校园地基。凌道扬与港中大的关系,未必为人所熟知,但他所题的一副对联,大家都会见过——

崇高惟博爱 本天地立心 无间东西 沟通学术

基础在育才 当海山胜境 有怀胞与 陶铸人群

这副耸立在崇基学院大埔道校门和大学铁路站旁的崇基校联,每日见证着络绎不绝的车辆和行人。

一九八零年,凌道扬移居美国加州。一九八一年,凌道扬夫妇回国省亲,在南京师范大学迎宾楼参加金陵女子大学南京校友会。一九九三年八月二日,凌道扬病逝于美国加州,享年一百零五岁。

凌道扬一生著述甚丰,著作有《森林学大意》《森林要览》《中国水灾根本救治法》《青岛农业状况》《中国农业之经济观》《建设中之林业问题》《建设全国林业建议书》《华北造林浅说》《森林的利益》《视察西北救济工作报告及建议》等十部,另有论文及报告七十余篇。凌道扬主张“森林救国”,提出了“林业兴废,关系政治盛衰,民生荣枯,国力消长”的森林国家观。提出了振兴林业,必须先振兴林政,必须坚持依法治林,加强森林资源管理的林政思想。他首次提出把林学从农学中独立出来,形成了“坚持林业通俗教育与学校教育并举”的林业教育思想。率先提出“水土保持”概念,形成了“林垦、水利工程并举合作”的水土保持思想,在中国近代林业史、林业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厚的一笔。

作为一代杰出的教育家,凌道扬先后执教于金陵大学、青岛大学、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国立中央大学等多所高等院校,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林业科学人才。赴港后,他还参与筹备创建香港中文大学,教育树人,终其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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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道扬雕像揭幕仪式(石华 摄)

二零一七年七月在深圳布吉街道凌道扬故居举办“中国林业科学先驱——凌道扬图片展”,同时故居也在修缮后向社会开放。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八日,中国林学会在深圳举办凌道扬诞辰一百三十周年暨学术思想研讨会。此外,为了纪念凌道扬对林学事业和香港中文大学的发展做出的历史性贡献,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区)在校园内建设了一片2400平方米的纪念林,以及由中国著名雕塑家潘鹤、潘放父子共同创作,徐扬生校长敬题的凌道扬雕像,寓意凌道扬爱国爱林的精神和桃李满天下的声誉。他是不该被遗忘的人物。

(本文写作参考王希群所编《凌道扬年谱》,特此致谢!)

■作者简介

蔡登山:台湾著名文史作家,曾任电影公司营销部总经理及出版社副总编辑,沉迷于电影及现代文学史料之间,达三十余年。1993年起筹拍《作家身影》系列纪录片,任制片人及编剧,四年间完成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朱自清、老舍、冰心、沈从文、巴金、曹禺、萧乾、张爱玲诸人之传记影像。

著有《人间四月天》《传奇未完——张爱玲》《鲁迅爱过的人》《张爱玲色戒》《何处寻你——胡适的恋人及友人》《梅兰芳与孟小冬》《民国的身影》《声色晚清》《一生两世》《多少往事堪重数》《情义与隙末》等数十本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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