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伯祥老师去世了。由于疫情，我们只能从杨玲预订的腾信会议现场，观看告别仪式的整个过程。吊唁大厅庄严肃穆，主持人以沉痛的心情介绍了老师病重期间，前来看望的有关领导；老师逝世后敬献花圈、挽联，发来唁函唁电，或通过致电、微信、短信慰问，以及参加追悼的领导、同仁、同事、校友、学生和亲朋好友。告别仪式后，93岁的管老师坐在轮椅上，与参会人员一一握手，表达感激之情。老师遗体火化后，一众人等前往武汉龙泉山孝恩园香荷园紫荷苑D-1区4-3，安葬他的骨灰。

老师走了，我的心一下子空荡荡的。想起在他手下工作的9年多，那是我生命的重要驿站，也是我事业的黄金岁月，许多陈年旧事一一浮现。

“要钱要人？你说”

感激万永红学弟（他1992年赴美，现为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基因研究中心教授），得力于他的鼎力推荐，才有了我与老师的忘年之交。

1990年8月的一天，我如约来到万永红（那时刚研究生毕业留在肝病研究所）的细胞室，与王老师第一次正式会面。他从所办公室刚开完会过来，进门第一句话就是：“要钱还是要人，你说！”他风风火火的办事风格，一下子就把我征服了。那时候，我研究生（温病学专业）毕业分配到附属医院传染科已经两年，正在科室做住院总兼秘书。

接着，我说了自己的想法：（1）筹办一份杂志（那时候只有《临床肝胆病杂志》，《中华肝脏病杂志》、《肝脏》等杂志均未问世）；（2）编写一部《中医肝胆病学》的专著；（3）参与国家攻关课题的研究。

“很好，就做这些。你们杨主任的事情，我来联系，你不操心。”王老师满口答应。没几天，就收到了人事科院内调动的通知。我后来才得知，他转了2万元科研经费给杨培明主任，并交换了一位同济毕业的年轻医生到传染科上班。

那时候，脏象肝病研究所是湖北中医学院以及附属医院的重点科室，它参与国家“六五”攻关课题，主持“七五”攻关课题（后来主持“八五”、“九五”攻关课题，直到“十五”才转由上海、北京主持）。由于早期项目少，能够弄到100万经费是非常稀罕的事情，可以说名噪业内。老师要求，我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到他家里汇报工作和接受指令，而且只对他个人负责。

不久，王老师跟学院新建成的图书馆五楼要了一间明亮的办公室，定制了四个书桌和六个书柜等办公设施，并将他的同学、研究所退休主任谌怡逊老师返聘到编辑部做编务工作。我一方面联系相关专家组成编委会（王老师提供联系方式，那时候主要通过写信跟专家联系）并组稿（正式申报需要试刊），一方面跑学院科研处、省教委、省科委申请杂志创办事宜。随后，在《湖北中医杂志》编辑部的老师帮助下，《中西医结合肝病杂志》“创刊号”于1991年4月出版发行。

1991年4月，中国科协在广州举办“病毒性肝炎全国攻关课题结题会议”（参会代表500人左右），正好我们的创刊号发行，我们搬了几捆杂志并在宾馆组织召开了编委会第一次会议，当时肝病学界的大家田庚善、王宝恩、汪承柏、汪俊韬、崔振宇、巫善民、李绍白等老师都如数到会。印象深刻的是会议期间，田庚善老师忽然心血来潮，对汪承柏老师说：“汪主任，你的赤芍（治疗重肝和重度黄疸）疗效那么好，为什么我们在临床上得不到验证？”弄得汪老师颇为尴尬。这次会议期间，王老师请我和广州中医药学院的陈新和闻集普吃饭，他们两个都在准备去美国发展，问到我的打算，我指着老师直言：“接他的班！”后来才知道，其实是犯忌的事情。

随后在下半年，中国中西医结合肝病专业委员会在成都举行“全国中西医结合肝病学术会议”（可能是第三届或第四届），我也将第1-2期杂志各带了一捆，到会议上散发，同时与刘平、杨大国两位年龄相仿的兄长成为朋友。

与此同时，以肝病研究所及湖北中医学院教师为团队，我与柯新桥、周祯祥等仁兄一起，筹备《中医肝胆病学》（1300千字，王老师主编，我们三人主编助理，序言是我协助叶维法教授拟写的）的撰写，并于1992年5月正式出版。几年后，台湾一家出版社跟王老师约稿，我们又将此书扩充为2000千字的《肝胆病中医防治大全》。

人天生就得陇望蜀。在以上工作后正常运转之时，我又期望染指“八五”攻关项目“中医药防治乙型肝炎的临床与实验研究”。那时候，王老师对我可说是言听计从，1993年元月即派我到湖北医学院（现武汉大学医学院）病毒研究所进修学习3个月。接着，他又派我带队李瀚旻、季光到中国医药技术研究所引进抗HBV药效学研究的“鸭乙型肝炎动物模型”。虽然到后来并没有真正走进实验室，但季光做硕士研究生课题（乙肝六号抗鸭乙肝病毒）以及与李瀚旻一起喂北京鸭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总算完成了“八五”攻关项目部分实验研究内容，以及我所申请的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尤其值得庆幸的是，与湖医病毒所张天明所长、杨占秋副所长、伍欣星研究员成为了好朋友，并与中国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该所陈鸿珊研究员“七五”攻关项目“鸭乙型肝炎动物模型的研究”获得成功）合作，她的学生郭巨涛副研究员（1995年赴美）建议我继续做“鸭乙型肝炎肝纤维化动物模型”的研究，获得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

那些日子，我还参与了他的另外一些工作，包括创办“康特医药科技开发公司”（他任总经理，我任副总经理），协助安排王老师研究生（1991级1名，1993级3名，1994级4名）的课题研究。

“书记说，这是门票”（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