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记说，这是门票”

到研究所1年多，就有一次破格晋升的机会，我跃跃欲试。

那时候，能够获得科研项目的机会很少，编书、发表文章就是晋升评比的硬件。碰巧我喜欢写东西，在本科阶段就发表了6篇文章，研究生期间每年发表20篇以上。那时候不像现在，不但不需要版面费，还有稿费，我发文章很大程度是冲着稿费去的。80年代以前，每月工资才几十元，稿费再弄个几十元的很能够补贴一下。记得有一篇文章得到60元稿费，简直就是发了一笔小财。

说起晋升，我的运气也比较好。本科毕业两年后才考取研究生，毕业时就赶上77级的一起晋升了主治医师。随后职称晋升冻结，直到1992 年，不仅恢复了正常晋升，还搞起了破格，我就凭着那些赚了稿费的文章参与了破格的竞争。虽然整个过程有一点波折，但仍然如愿以偿，和所有的本科同学们一起获得了晋升，但是同学们晋升主治医师，而我却晋升的副主任医师，一下子插队到文革前毕业的老师们一起。

还是得陇望蜀的原因，我又想锦上添花，1995年就钻营破格。那时候破格与考评密切相关，研究所考评会议之前，我找到王老师希望能够评比“优秀”，并转告了院党委书记的话：“王书记说，‘优秀’才能参加破格，这是门票......”。当我忐忑不安地等待着考核结果，可等来的却是“称职”，满腹的“贪心”嘎然而止，应该是老师希望磨砺我一下。

1996年，再一次的晋升又开始了，但第2年的晋升提前了，考评结果只能以前一年度的为准，眼睁睁地看着一位老师和学兄都报了破格（我们三个是老师的左膀右臂），我却被挡在了门外。王老师（他是资深专家，在会上很能左右各位评委的意见）到会上拿起晋升名单一看，连忙问负责人事的同志：“怎么没有聂广？”当得知我条件不符时，他大声嚷嚷着离开了评比现场，一气之下就不参加评审，据说血压都高了。

事实上，我们三个人那一年都没有晋升成功，直到1997年底我们一起顺利地晋升为主任医师。1998年以后，我做了常务副所长，规定每年的考评优秀都照顾当年的晋升人员，这大约是对往事的一种耿耿于怀。

“我理解而且谅解你”

由于王老师信任，我对他几乎是无话不说，口无遮拦。记得有一次讲起王宝恩教授，我说他到年龄还不退（实际上王宝恩教授比王老师还小两岁），说着说着就见他脸上的笑容渐渐凝固了，我仍然一气呵成，不留余地。其实，我对王宝恩教授的儒雅极其钦佩（1996年在泰山的第七次全国中西医结合肝病学术会议，他让我代表王伯祥教授做“慢性肝炎的定义、分期与分级”的大会报告；1998年昆明的第八次全国中西医结合肝病学术会议，他邀请我和高连相教授到北京去审稿和商量会议日程），也没有影射王老师的意思，就是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住了，想到哪说到哪不分场合。因此，王老师说过几次：“你遇到我是幸运的，我不仅理解你，还谅解你。”别觉得他有点废话，也许有时候你即使理解一个人，但却又不能谅解他的行为，这里面有个胸怀问题。

总的来说，我与王老师的关系多数是：他知人善任，我善解人意，两个人似乎有一种天生的缘分。当然，我们也有生分的时候。

一次是1992年晋升之前，“八五”攻关课题已经启动。一天早上，王老师派我到同济医院去接李绍白教授来医院参加我们“七五”攻关课题的成果鉴定会，上车后李教授讲起“八五”攻关课题分配的不合理，“重度黄疸”分题才10万元就要拿出新药临床前的资料，怎么可能呢？我把制定指南时的经过实话实说了出来。当时是王老师要我写的草稿，后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的小陈打电话问“重度黄疸”的考核指标，我其实一点也不懂，就在电话里稀里糊涂按他的解释“比如新药临床前”就定下来了。话过之后，我很久才明白这一实话实说的严重后果：虽然老师没有明确撤销我“八五”攻关课题组秘书，但仅仅参与了一些实验研究，并没有承担具体工作。此后盛兄名正言顺地牵头“九五攻关”和担任副所长，而我口无遮拦的外向性格，使自己丧失了一次很好的机会。不过，盛兄本来就是“七五”攻关课题的秘书，选择他继续担任也是老师权衡利弊的结果。

1993年我破格晋升后的一天，中医工程室的邵企红师姐（其实比我小）找我商量对调。那时候在附属医院上班的职工有两种编制，她属于学院编制，我们夫妻属于附属医院编制，她鼓动说我换成学院编制会更有前途一些。我当时并不清楚两种编制的长短就爽快答应了。后来忽然发现，王老师好长一段时间都不想搭理我。原来，邵找他要求对调被否决后在外面讲：“那是的，放走了聂广他就不好控制。”当时，研究所内部分歧较大，工程室的毛树松老师也有看法，说王老师眼里只有编辑部。不过，因为我和大家联系不多，一段时间之后也就过去了。

真正感受“走麦城”滋味是1995年前后。盛兄正式任命为副所长以后，“八五”攻关课题的任务紧锣密鼓，两员大将倾力相佐，我从“受宠”中被冷落了下来。有一次，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来检查工作，章如虹副院长通知我参加接待。我刚刚到达会议室，王老师一见就板着脸：“你怎么来了，谁通知的？”我告知是章院长后，他硬是逼着我去接待深圳来的记者，而且好几天都不想理我。那时候，我的情绪随着他的态度而波动，看着他的脸色而变化，有时候晴空万里，有时候乌云密布，有时候雨后天晴，有时候苦闷难当。当年的一篇日记，描述了那时的心情：

这是生命的一个低谷期。我所在的单位领导因为种种原因，什么事都把我“凉”到一边，而我是个充满“激情”的人，总想把人生弄得满满实实。但是，胳臂扭不过大腿，我只好赋闲在家。

正好，上小学儿子从外面买了一些蚕在家里养着，一下子成了我的新工作。虽说小时侯也养过蚕，那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心态：一种是天生的好奇心驱使，一种是无可奈何的消遣。正是这种消遣，我不仅抵制了无可奈何，而且反思了生存的意蕴。

昨天一大早，我又给它们换上了新鲜的桑叶。奇怪，怎么还有那么多蚕在昏睡，难道它们生病了吗？因为每天此时是蚕吃桑叶的最佳时期。我忽然惶惶然起来，马上寻找各方面的失误，可仍然如沐雾中。直到下午，我才解开了这道谜，原来它们正处于蜕皮期。

这是生命的一个里程。蚕在蜕变中得到了成长，在自我突破中得到了发展。然而，这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蚕在全力摄取桑叶，它变得丰满、粗壮，甚至发亮了。我们逐渐看到紧绷的表皮开始束缚蚕自身的成长，它不得不选择一个艰辛的蜕皮期。蚕开始昏昏沉沉地睡，而且睡得越来越沉，越来越深，最后干脆翻转了身子，如死了一般。我细心地触抚它，“啊，它还能动！”然后，蚕又深睡过去。也许蜕皮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它需要养精蓄锐；也许蜕皮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需要耐心地等待。旧皮在它身上束缚得那么紧，它毕竟是自身的一个部分，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也许一天多，也许整两天，蚕不吃不动，表现出蜕变前的沉寂，大动之先必有大静。

终于，蜕皮的时刻来到了。它开始蠕动，摇摆着身体的每一个肢节，先上后下，一点点、一点点蜕下那紧束的外衣。它拼命地挣扎，它用力地往前爬，它的身子抖动着，由慢而快。虽然过程并不太久（大约1分钟），然而为了等待这一刻，它要沉睡一两天，相当于它生命的1/15（蚕一生要蜕皮4次）。看来，任何事物要实现自身的升华，必定有一个漫长的蕴酿期，一切有待水到渠成。自然皆有定数，急是没有用的。显而易见，蚕在沉睡的时候，一层崭新的皮肤正在它的表皮内悄悄地生长，同时旧皮的剥脱也在悄悄地进行。蚕刚蜕出的身子变细了，变长了，脚也修长修长的，发皱的皮显示出新阶段成长的巨大潜力。当旧皮从尾巴上蜕出，嘴上的外壳也在抖动中脱了下来，它高高地扬着头立在那儿，似乎向人们展示它的新生。在经历了一场生命的蜕变后，蚕确实累了，它需要恢复疲劳。只是短短的休憩后，它又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

也许，我和蚕一样，正处在蜕皮前的沉睡期。

其实，我当时过于敏感，显然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事隔多年之后，王老师突然问我：你为什么不恨我？我一时语塞，既没有想到他会这样提问，更没有清晰的答案。从长期被忽视的今天看来，这个答案是存在的：因为今生再也没有遇到像他那样赏识我的人。

“我想当副所长”（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