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作为中原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山西历史上多灾多难，人口迁移频繁，大的迁移事件有洪洞大槐树作证。翻阅历史典籍，发现其间联系，追索历史渊源，弘扬文化，不忘初心。

明代嘉靖山西的历史地理背景

翻检尘封的历史典籍，大概可以窥测其中人口迁移和文化传播的历史原由。明世宗朱厚熜，在位45年，年号嘉靖，山西位于明朝的北部边境，当时受蒙古族侵扰，加上内乱，森林砍伐，草原开垦，生态环境破坏，旱涝等自然灾害多发，连年饥荒，沉重的徭役，民不聊生，故而远走他乡。

第一，外族侵扰是山西移民的主要原因。

根据（清）王轩等纂修的《山西通志》等有关资料，从明朝洪武二年“诏山西都尉于雁门关、太和岭并武、朔诸山谷间，凡七十三隘，俱设戍兵”，但到明朝中后期，长期边备积弱，蒙古部落屡屡进犯，掠夺粮食、牲畜和人口。笔者统计，嘉靖45年间，蒙古部落共进犯山西59次，平均每年进犯1.3次多；而其中有10次犯偏头关、宁武关和雁门关以南地区，分别是嘉靖十七年、十九年、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二十八年、三十二年、三十三年、三十九年、四十三年。若以记载中发生南侵的26年计，平均每2.6年进犯内三关以南一次。其中进犯太原（当时的行政中心）就有5次，侵入最南的一次是嘉靖二十一年，进犯到晋东南长子、潞安、襄垣（今长子、长治和襄垣，古今地名根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下同）等地。其进犯频率之高，令人难以置信。有的较为详细记载了进犯造成的伤害和路线，如嘉靖二十年，“遂入太原”，“转入榆次，大掠十日，破郭村堡，焚掠人畜无数”。嘉靖二十一年，“南入太原”，“刀矢銛利，望之若霜雪。士民惶恐内徙。”“转入太原屠戮四万余人，大掠十日，南掠平遥”，“凡掠十卫三十八州县，杀戮男女二十余万，焚公私庐舍八万余区”。

   从历史文献看，进犯山西的蒙古部落，除了俺答（也叫谙达）以外，还有吉囊（亦作济农）、青把都、阿布哈、青台吉，俺答家族更是老子和儿子、女婿一齐上阵。因为“到明嘉靖初，蒙古草原各部分化城三支大的部落，以吉囊为首的部落驻牧于内蒙古河套地区，靠近陕北；以俺答为首的部落驻牧于今内蒙古中部地区，与山西北部毗邻，并不断地向山西、河北进犯；以老把都为首的部落驻牧于今内蒙古东部，靠近河北北部。”（李贞娥，2005）

第二，生态环境破坏，灾害频发，导致大饥荒是人民逃往他乡的另一个原因。

当时，山西生态环境破坏相当严重。明朝“九边皆设屯田，而西北为最”，山西大同、宁武、偏关、雁门关及其周边，宋元时为牧区，明代开始“国家九边之地，肥沃可种者，悉为屯田”，九边屯种耕垦的土地当中，有荒芜的农田，而更多的是毁掉山林、草地后开垦成为耕地。天然植被破坏以后，土壤很快便失去耕种价值，由夏、秋季集中降雨和冬、春大风引起的水土流失，使土壤肥力迅速下降，自然灾害频繁，引发饥荒。

光绪《山西通志》中记载，45年中有16年“饥”或“大饥”，严重的如嘉靖十二年“……大饥，道殣（饿死）相望”；三十一年“大饥，人相食”。各次发生饥荒的区域也有差异，连一向以产粮著称的晋南盆地也发生大饥荒。按照时间顺序叙述如下，嘉靖二年“汾西饥”；四年“大同三卫（今左云、右玉一带）饥”；八年“万泉（今万荣境内）、稷山、闻喜、夏县皆饥”；“九年正月，振（救济）山西饥”，“ 万泉、闻喜、稷山、荣河（今万荣境内）、乡宁饥”；十一年“十二月，振山西饥”；“解州、平陆、襄陵（临汾市南）、荣河、定襄大祲（迷信的人称不祥之气），民饥”；十二年“交城、文水、徐沟（今清徐县徐沟）、太谷、宁乡（今中阳）、汾阳、永宁（今离石）大饥，道殣相望”；十三年“石州（今离石）大饥”，“沁州（沁县）、沁源、洪洞、临汾、霍州、永和、汾西大饥”；十九年“保德饥”；二十年“阳和（今阳高）、应州（应县）饥”；二十三年“广灵饥”；三十一年“振大同饥”，“朔州饥”；三十二年“潞城、壶关饥”；三十三年“广灵饥”；三十九年“振三关（今宁武、偏头、雁门关）饥”，“太原府属大旱，及辽（今榆社、左权、和顺一带）、沁（今沁源、沁县、武乡一带）、宁乡（今中阳）、永宁，皆饥”；四十年“振山西饥”，“阳曲、榆次、太原、祁（今祁县）、崞（今代县与原平之间崞阳一带）、代州（今代县）、五台、赵城、洪洞、灵石、永和大饥”；“四十一年，大饥”。

兵荒马乱，灾害频繁，环境破坏，大范围饥荒发生，民众必然外出逃荒。根据研究，早在宣德三年（1428年），山西饥民流徙南阳者就不下10余万人。正统三年（1438年），山西繁峙原有民2166户，逃亡者高达一半以上。此后，山西民逃流之势，愈来愈难以遏制。从全国范围来看，明代北方的流民以山西为多，而且山西流民潮发生时间早，人数也比较多（李心纯，1998）。

从文献记载晋民逃荒的地域看，不仅有流向西南鄂、川等地的，也有走向当时人口相对稀疏，我国东南沿海苏、皖地区。在江苏扬州有明、清时期山西盐商活动的足迹，淮安有晋商留下的遗迹，江苏宿迁龙河镇的董王高跷，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被带到江苏来的。

江苏宿迁的“董王高跷”来自山西

江苏宿迁市龙河镇有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相传来自山西、具有500年历史的“董王高跷”。 

龙河镇位于苏皖交界，“鸡鸣闻四县，一步跨两省”，历史上曾是人员频繁往来之地。在明朝嘉靖年间董王二姓两家民间艺人自山西逃荒到宿迁境内，至龙河边安家（现在龙河镇有董王村），将山西老家的高跷技艺带到宿迁，经过代代传承，并有新的发展，形成了现在的“董王高跷”。

董王高跷分“文踩”和“武踩”，表演者根据表演内容和故事情节，或翻筋斗，或作蜻蜓点水状，或开打，称之“武踩”；技艺一般者只随表演队伍舞至蹈之，称之为“文踩”。队伍前面的是两名红衣女子，女子后面是几名锣鼓手，他们有节奏地敲锣打鼓，后面是八九名排成一排的高跷表演者，他们踩90厘米的高跷，装扮成西游记中的人物形象，做着各种动作，引得赶集的人纷纷驻足。董王高跷已经走出江苏，在上海等地表演。

比较山西运城地区与龙河高跷两地高跷，其踩法有诸多相似之处。明朝嘉靖年间，山西高跷艺人远走苏北的宿迁，有民间传说，也有文献证据。

2012年2月23日初稿 

                         2012年3月23日二次修改

                         2013年1月第三次修改

                         2020 年9月第四次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