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好久不写富有感情的文字啦！也好久没有总结和感慨生活啦，没有表达对亲人和老师等的感恩与感谢之情啦！国庆本来打算去武汉和同学聚聚，但同学出了点变故，便也没去成。所以，就安心写《安全文化学》的书稿了。昨天，书的初稿已基本成型（当然，接下来还需要长时间的修正和完善，才可正式成稿），看到努力已久的心血终于快著成书，我自然有一种收获的喜悦，这是一种非文字工作者难以了解的体验。借此，写点文字，以记录当时的心境，要是过了这个时间点真就没那么多感慨啦，也算为书的前言和后记部分积累点素材哈，也给自己一点鼓励吧！需说明的是，下面文字前面部分大多是以“我们”的口吻写的，但后面夹杂了我的个人感受，仅是我的个人感想哈！

我们的曾经·路上·现在

生命真是注定要在“创伤”中成长吗？确实，在这个冷暖不定、灾祸莫测的世界上，伤害简直就是家常便饭。事故灾难是人类的敌人，它可摧毁人类一切。但很不幸，人类社会的发展却偏偏是一个与事故灾难休戚相伴的过程。因此，人类崛起的历程是一则与灾难事故斗争的历史故事。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纵观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事故灾难真可谓是随时出现、随处发生、如影相随。特别是进入工业社会以来，各类安全问题更是此起彼伏并呈现出新的特征和趋势。

当我们翻开一份报纸、浏览一页新闻网页或打开一个电视频道时，一时间真很难相信竟然形形色色的事故灾难几乎每天都有降临，更难知道充塞我们世界的事故灾难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在那一刻，你也许会感到十分害怕与彷徨，你也许会真切感受到生命之渺小和伤害之无情！相信，在那一刻，你会毫不犹豫地想大声告诉自己和身边的每一个人：安全真是太重要了！的确，众多事例已证明，平平安安生活一生真是太难了！正因为如此，我们会逐渐明白一个道理：我们曾如此渴望生命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大的幸福和幸运，竟是平安与健康。安全，不仅是一种生产生活保障和人之向往，更是一种幸福与人生哲学。

正是基于上述事实，但凡当我们翻阅安全科学论著或参加安全类学术与教育等活动时，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在我们眼前或耳旁擦过几句耳熟能详的“安全常言”。最为常闻的无外乎——“安全，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安全伴随人类社会始终”、“安全是生命之源、幸福之本、发展之基”与“平安和健康是人类永恒追求的至高境界”等。因此，按理讲，当谈起安全的重要性时，说“安全超越一切之上，在任何时候它都要有绝对的优先权”是绝不为过的。最值得欣慰的是，这一安全理念与认识已逐步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同和践行。

但是，你知道上述这一安全理念与认识逐步被越来越多的人树立、认同与践行的根本原因吗？毋容置疑，这主要是得益于近数年来人们对安全文化的大力建设、弘扬和研究。在这里，也给出开篇问题的答案：事故灾难难免会发生，但拥有良好的安全文化必能使生命多几份呵护，必能使生命免遭无数次因事故灾难而造成的“创伤”。

说起安全文化，固然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古今皆有，东西方皆有，人人皆有。但当提及现代意义上和学术讨论中的“安全文化”时，它不过是近30年的事。随即，我们就会想起——1986年4月28日，在苏联乌克兰发生的举世瞩目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同年，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国际核安全咨询组（INSAG）认为，核电站内长期存在的不良安全文化是导致此次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之后，“安全文化”这一术语于是兴起，“安全文化”真可谓实现了从“襁褓”到“婴儿”的过渡，其也逐渐滥觞于各种安全管理研究与事故调查报告之中。

若要深究安全文化概念提出的原因，著者认为，这是因为：从发生学的角度看，近一世纪以来，诸多事故的出现既有其客观的一面，但绝大多数事故更多的由人因所致，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和远至约40年前（1979年）的三里岛核辐射事件（起因于一线操作人员的维护与检查不当）。正如一些学者所言，事故灾难已不全然是“上帝玩骰子”的后果。而要解决人因问题，一些专家与学者等便逐渐意识到，人文导向与技术导向解决安全问题应是同等重要的。由此，使文化与安全交融，提出了人文导向预防事故的“人因工程”——安全文化建设与研究。显然，安全文化概念的提出，在“人因”问题的认识上，具有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使预防事故所采取的“人因工程”内涵在深刻性上有了新的突破。

当然，从安全文化角度看，安全文化概念的提出，实际上是由“‘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单纯靠安全工程技术的‘安全治标’模式”向“从根本上树立‘安全治本’模式”的安全理念的巨大转变。现在看来，讨论安全文化的话题或进行安全文化强安已成为一种“时髦”。究其原因，这主要是因为：自1986年起，历经近30年的发展，安全文化理念已被一些大企业、管理机构、政府管理部门以及其他有影响的组织，直至普通大众所承认和提倡；安全文化理念已被广泛运用至重大事故的致因调查和分析中，组织糟糕的安全文化一直被认为是事故发生的重要致因；安全文化的巨大效用已被国内外众多组织的实践所屡次证实……也正因为如此，安全文化的建构是保障安全的终极策略已基本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和实践界的共识。

目前，世界众多国家和地区都重视安全文化的研究和建设，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对安全文化的研究和建设更是逐步由政界、学界深入至全社会。安全文化研究也不再局限于安全科技工程学界，诸多学科领域均已开始涉猎和关注。从领域范围来看，它更是渗透地极其广泛，可谓是无孔不入。因此，可毫不夸张地讲，鉴于“安全文化热”的兴起，在安全科学领域，安全文化不再是一股涓涓细流，它早就已经形成了大江的磅礴之势。当众多国家和地区都将安全少灾寄希望于安全文化的建设和研究时，这本应是大好事，但也使大多真正研究安全文化者倍感责任之重，压力之大，反倒一时不知该如何谈论和研究安全文化？——这就叫做“安全时势”比人强，它也是一种安全文化现象。

著名思想家与哲学家卢梭曾言：“人类的各种知识中最有用而最不完备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学者麦士卡梯（Meshkati）认为：“人的因素以及组织因素在大型技术系统中发挥着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诸多研究表明：“绝大多数事故均是由于人因所致”。正是受上述观点和结论启发，著者从一开始接触安全科学研究起，就坚信解决人因问题之根本的安全文化研究不仅有可为，且必大有可为。至此，著者便全身心投入安全文化研究与探索。

诚然，著者同样难免会面临上述提及的安全文化研究困惑。但很庆幸的是，当著者发现中国2009年新修订的国家标准《学科分类及代码》（GB/T 13745-2009）正式列入“安全文化学”条目时，仿佛一时找到了解决上述疑惑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安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需要理论的规范和引领，完全可以尝试把“安全文化”当作一门科学或学问来研究，即开展安全文化学学科体系理论研究。从学术角度讲，从“安全文化”到“安全文化学”绝非仅为一字之差，而是安全文化研究实现了一次质的飞跃。形象讲，“安全文化学”应是安全文化大洪流中的大动脉，是安全文化交响曲中的名乐章！

开展安全文化学学科体系构建与基础理论研究并非易事。带着这份“冲动”和“好奇”，便开启了著者一段漫长而无所旁顾的“捣鼓”和“折腾”。在这一大段时间里，著者对安全文化学这门学科的体系建构和学科理论一直进行未有间断的思考。也许是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的原因，中国人一直不太擅长构建学理性的学科体系理论，原因可能是逻辑思维和思辨能力大都比较欠缺，我们更看重的是对具体事物的判断、探讨和评价。起初，著者也一时觉得无从下手。但庆幸的是，随着知识的积累、灵感的酝酿和思想的碰撞，著者终于找到了安全文化学学科建设的发轫，找到了带动安全文化学这门学科逐渐走向成熟和向前发展的左右轮——安全文化学学科体系构建与安全文化学基础理论研究。至此，著者的思路与目标变得逐渐清晰起来，便日积月累完成了这一拙著。

值得一提的是，在研究中期，著者无疑读到了中国著名史学家常金仓先生的绝笔之作的“序言”中的一句话：“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进步并不是在原来的老路上又走了多远，而是换一个思路使这门学问比先前更有效”，使我们深受启发，并坚定了我们的研究取向和定位，因为安全文化学的诞生又何尝不是安全文化研究的一条新路？老先生的这句话，也成了我们后期进行安全文化学学科体系构建与安全文化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纲领之一。

安全文化学作为研究安全精神养料，探索积极安全人性，追求卓越安全价值，把握安全哲学理性，揭示安全管控之道，阐释安全教育取向，塑造理性安全认识，修炼安全良习美德，凝重安全责任担当，展示安全知识技能，体现安全事业之美的艺术，理应成为安全专业人才，乃至所有专业学生培养的必修课。鉴于此，在写作初期，著者把本书同时定位为一本专著和教材来撰写，也曾提出了“夯基础，传精髓，展全貌，教方法，激思维，拓视阈，拔高度，接实际，顺思路，提问题，解迷窍，促发展”36字的撰写要领。但在书稿有了雏形时，著者发现，由于内容的繁杂及一些理论的未成熟，作为教材实在有点欠妥。因此，先把它主要定位为一本专著来撰写，当然，也可尝试把它作为一本安全文化学教材来选用。

总之，无论上述何种写作定位，其特点并非有太大差异。本书力求主要突出以下8个特点：

第一，系统性强。本书是一本系统地阐释安全文化学学科体系与基础理论的著作，它从安全文化概念开始，对安全文化学的形成发展，以及相关的研究、方法、原理、学科分支、外延等都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和展示，是目前学术界最关心、也是目前学术界较为全面的安全文化学理论的展示。

第二，理论性强。本书的中心内容是安全文化学学科体系构建与学科基础理论研究。因此，对安全文化学的学科基本问题、主要学科分支、外延及基础性原理都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探讨和论述，做到问题有出处，说明有理由，讨论有结果。

第三，基础性强。本书作旨在阐明安全文化学的研究与发展的根基，即基础性问题、学科体系架构、学科基础性原理及研究方法论。因此，它具有极强的基础性。

第四，针对性强。本书对于当前的世界各国，特别是中国的安全文化大建设、快发展与广研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一方面，从理论角度理清安全文化学的基础性问题、学科体系架构与学科基础性原理；另一方面，则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读者掌握研究认识与建设安全文化，以及开展安全文化研究的方法论。

第五，学科性强。本书一开始就立足于学科建设高度，来开展安全文化相关研究和探讨。故其核心内容之一是安全文化学学科体系的构建的探讨。因此，它所涉及的诸多问题均具有较强的学科性。

第六，前沿性强。作为以安全文化学学科体系构建与学科基础理论研究为主导的一本著作，必须在诸多前人的安全文化学研究的丰硕成果和有益探索基础上，吸纳最新、最前沿的研究成果，并进行可行的创新性研究。

第七，实践性强。本书主要是基于已有的大量安全文化学研究与实践成果，采用文献分析法与总结归纳法等研究方法，研究而成的一本著作。因此，本书的理论知识也同样可指导现实中具体的安全文化实践。

第八，严谨性强。为增强本著作的科学性与准确性，本著作主要是融著者近年来已发表和未发表的30多篇安全文化学理论研究论文和成果，以及著者长时间撰写的几十篇系列安全文化方面的博文而形成的。从这一角度讲，它具有较强的严谨性。

一门新学科及其理论体系的萌芽、成长与成熟，一般都要经过探索期、仿效期、怀疑期、转换期、涵融期，最终由涓涓细流汇成江河大观。安全文化学作为一门崭新的学科，作为一门极为年轻的学科，毋庸讳言，说实话，本书定名为《安全文化学导论》，著者是心中无底的。这是因为：一方面，迄今为止，在我所检索到的安全文化论著中，尚未有以“学”命名的；另一方面，著者自知见闻未广，才疏学浅，能力水平极为有限，何况是一个刚学步做研究的“初生牛犊”，对安全文化学的研究最好也不过尚处于上述所说的“探索期”。也正是凭借“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才胆敢打算把拙著完成并出版。

抛开本书内容不说，读者也定会有点好奇本书2位著者的关系，他们的名字为什么会联结在一起？如果你曾读过本书所纳入的安全文化学研究论文的话，那你就已经很清楚的知道了，他们是师生关系。每当有本书所纳入的安全文化学新作要发表的时候，几乎都会同时出现本书2位著者的名字，这是何等幸运！更幸运的是，通过一次次的请教、交流与合作（至今我们仅邮件往来，已多达340余封，差点赶上了本书的页数），我们之间铸就了那份浓浓的师生情，那份不知不觉的“默契”。虽从法定时间算起，我们成为师生仅有1年多点的时光，但我们相识已多达3年之久。我始终想不到到底用什么词来贴切表达我们间的师生关系，最后，我觉得引用老师博文和给我邮件中的话来形容和表达，是再好不过了——“尽管我们年纪相差34岁，他90后，我50后，但我是他的老师又是他的朋友”（博文链接）、“哈哈，你也很坚持，我们算是难得的配对了”。

《安全文化学导论》初稿现已基本完成（行将付梓），呈现在我脸颊的并非仅是笑容，更是两行长长的热泪：一行是对亲人的感恩之泪，一行是对恩师的感激之泪。这是因为，形成我对安全文化学研究的冲动与专注，源于我的亲人潜移默化安全文化意识的影响和恩师理性思辨精神的引领，源于他们给我的无限的爱。正是亲人从小就告诉我的“出门小心”与“安全第一”，直至现在每次离家或电话里常嘱咐的“一定注意安全”与“照顾好自己”等关爱话语，这便是最典型的家庭安全文化与情感安全文化；正是恩师长期的指导、鼓励、支持与关心（若谈付出，恩师对本书的付出更多，本书的完成绝离不开他的一次次点拨、修正、指引、鼓励和支持，但为了以行动表示对他对我的鼓励和支持，至于著作和论文的署名排名，他总是坚持自己为第二作者，还曾专门撰写博文勉励我，这让我甚是感动与钦佩，也使我时刻铭记他的爱）。总之，亲人和恩师都把最好的留给了我，我想这便是最伟大的爱吧！在此，向他们道声谢谢，您辛苦了！幸好，安全文化知识也教会我如何去爱他们。

在此，我也不妨谈谈在撰写拙著过程中的个人感受、思考和成长。很有缘，我与“安全文化”几乎是同龄的（据考证，安全文化概念正式是在1991年被界定的），我们可谓是一同成长。常言道：“十年磨一剑”。我想，这句话表达的真实含义也许是投入做一件事的有效时间，而并非必须要达“十年”之久吧，更何况十月之久就可孕育一个新的生命呢！虽然我真正投入安全文化学研究真的时间还很短，仅有1年多时间。但是，在这段时间里，几乎每天（包括大多节假日）从早到晚都在思考它，钻研它，对其投入的有效时间也不算少了。这段时间，使我感触最深的有以下4点：

第一，“大道至简”。这段时间里我真的很“简单”。道家名言“大道至简”告诉我们：简到极致，便是大智；简到极致，便是大美。在这段时间里，我确实算是一个极其单一的人。记得，我跟黄浪师兄不止一次地谈起，现在我们的生活、思绪和兴趣真的是太单一了。但是，也许正是这份简单，才促使自己较快地完成了本书。

第二，“宁静致远”。这段时间里我真的很“安静”。记得曾读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为什么我们缺少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文章内容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众人纷纷点赞。多给自己留点“安静的时间”确实不易！我们经常想着“热闹”，但最终发现，带来成长的却大多是属于自己的“安静”。

第三，“兴趣盎然”。这段时间里我真的很专注安全文化学研究。我坚信兴趣是科学研究活动的动力和精髓，我不敢说我的研究没有为名利而所为，但我敢说，它更多的是基于兴趣的探索（包括我当年深造时毅然选择师从吴老师的决定，一大部分原因也是源于兴趣）。正是这种不受太多名利所累的自由探索，我才觉得研究它其实还蛮有意思，也蛮有价值。正因为如此，我也无须太多被动的“坚持”，也愿意在假日期间（去年的国庆长假，我们不约而同地在讨论校对我们的第一本书的书稿；今年的国庆长假我们在讨论撰写我们的第三本书）探索安全文化，也愿意写几十篇博文来传播安全文化。

第四，“人有感情”。这段时间里我真的很热爱安全科学研究。无论对人、事或物，人终究是感情动物。接触久了，我真是对安全专业、安全科学与安全事业产生了感情，犹清晰记得，我学士学位毕业论文致谢部分的题目是“爱她（即安全）是幸福的”（博文链接）。真是这份感情，才使我探索它肯花心思和时间。

总之，这段时间使我明白，当一个人把专业和兴趣作为一种幸福时，虔诚就来自心底。

当然，本书的完成，绝离不开安全文化研究前辈的丰收研究成果和有益探索，离不开众人（特别是各位相关出版人员、老师、同师门的同学、其他同学及一些安全同仁）的帮助，离不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51534008）与中南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2016zzts458，2016zzts099）的资助，在此一并表示深深感谢。

看到努力已久的心血终于著成书，著者自然有一种收获的喜悦，这是一种非文字工作者难以了解的体验。因此，著者在本书初稿成型之初，就迫不及待地一口气写出了心中酝酿已久的话语，以表达当时的心境。需说明一下的是，本书尽管凝结了我们常年思考的结晶，绝非拼凑之作。但由于是首部以“安全文化学”命名的著作（《安全文化学导论》的问世，将填补一个空白），以及时间仓促，资料占有不全，有些问题尚未组织充分讨论，特别是著者心得、水平与精力的有限，书中难免存在诸多纰漏、不妥和错误。本书作为安全文化学方面的抛砖引玉之作，在尚未见到成书之时，我们就已做好了接受批评、在将来再版时进行修改和完善和准备，恳请广大同仁和读者批评和指正。

总之，整个成书过程，著者曾犹豫仿徨过，也曾探索徘徊过。今天，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就是我们的结晶。至于能否达到标准，相信学术和读者会对它作出判断，借用前人的一句话“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在此，著者想告诉读者：安全文化学可以给智者以开启理解安全文化的钥匙，但却无法为常人提供解释所有安全文化存在的标准答案。任何学问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那么安全文化学是否也能更科学、更加卓有成效，这还有待人们进行更全面、更具体、更深入的研究，期待更多的人投入安全文化学研究，并产生更多优秀的安全文化研究成果。

营造一个安全、少灾、无害、和谐的社会，要靠大众安全文化素质的提高；随着社会文明和人类活动领域的拓展，安全文化必然成为保护人民身心安全与健康、保障社会稳定、促进安全文明生产的精神支持和动力。最后，著者希望本书对全人类，特别是中华民族的安全福祉，能够略尽绵薄之力。当然，我们也非常期待有一天能著成一部更丰富、遗憾更少的《安全文化学详论》或《安全文化学教材》。

王秉

2016年10月5日于中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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