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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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所寂静的房子，不是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用笔建造出来的。它真实地坐落于广东高明的一个小村子，西梁村。
　　八月酷暑，行走在高明的村落之中。龙岗山下，绿树成阴，我偶遇梁发的故居。典型的岭南民居风格的这房子，坐东向西，水磨青砖墙体。挤在一群民居中间，逼逼仄仄，其貌不扬。一间堂屋、一间书房、一间卧房、一间厨房，面积不大，小巧精当，妥妥贴贴。
　　它的主人是梁发，中国第一位传教士、中国报业之父。他在这所房子里出生、成长、结婚、生子，他67年的生命中有一半是在此度过。这所房子，经历了喧嚣和隐藏的历史，也曾为混乱的声音所淹没，可贵的是它曾经充盈着暖暖的爱。
　　混乱的社会背景下，一座老宅子，无法保持它的安祥。
　　这所原建于清代，毁于民国年间，现照原样复建的房子里似乎还回荡着母性的声音，“月光光，照地堂，年三十晚，尽欢堂……”袅袅绕梁。
　　
　　多年前，我记住了《中国新闻通史》中的梁发；此外，我还记住了他，是因为在广州，我居住地的附近有一个叫凤凰岗的地方，不知是否当年有凤与凰栖息，但历史上在那儿有一个墓，是梁发的。后来墓被岭南大学（现中山大学的一个学院）首任华人校长钟荣光迁至怀士园内，钟荣光生前曾有遗愿，要求死后葬于梁发坟墓之旁，与之结伴为邻，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岭大双坟”，根据《梁发传》记载，“岭大双坟”位于草坪中央，四周有石栏，南面是怀士堂，北面是珠江。如今，怀士堂成了一个小礼堂，小礼堂的北面确实是一片宽阔的草坪，但是已经没有丝毫坟墓的痕迹。
　　此时，我在高明，这站得高望得远的地方，这梁发的故乡，再一次记住了梁发。
　　在《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中，专门有一词条“《察世俗每月统计传》，19世纪西方传教士出版的第一个中文刊物，历史上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1985年创刊于马六甲。英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和米怜创办，梁发作为传教士米怜的重要助手在马六甲参与创办并身兼刻版和撰稿人二职。”于是，梁发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位报人。
　　梁发由于当年传播基督教而受到清廷追捕和驱逐，儿子又为鸦片战争的英方担任翻译，所以他一直背负着“洋奴”的指责。历史上，惟一对他著书立传的英国传教士麦沾恩。他借助曾在广州传教之便，搜集梁发材料，写了一本《梁发传》，并于1930年在广州出版。他写此书是因为这位在国外有着赫赫名声的中国第一位传教士的身世鲜为人知。
　　历史，常常在伸手覆手之间将一个人的命运玩弄于指间。历史，亦如一张硕大无边的棋局，将无数人的生命任意摆放在某一个角落。一不留神，便被岁月蒙上灰尘，湮没于历史的荒冢古道。在历史落幕的一百多年间，在高明，有谁会记得有一位堪称历史功臣的生命曾遗落其间？没有人会记得，当林则徐在虎门升起猎猎硝烟风旗的时候，在这之前，早有人将鸦片丢弃在中国人性解放的黄榜上。“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当后人声情并茂地吟咏林则徐的经典格言时，他们却怎么也没有想到，一个关键的人物被他们从意识里除名了。这个人就是——梁发。
　　白云苍狗，时代风云际会。在这酷暑之时，游走于昔人的故所，一种幽然的历史凄楚感却扑面而来，令人在这炎炎之日沉湎于历史的种种纠结和感人之处。所幸，今日，梁发，一个在中国被埋藏了200余年的名人，已被列为“岭南109位先贤”之一了。于此非常之时，遥想当年长者遗风、缅怀历史往事，也就显得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梁发，生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卒于咸丰五年（1855），原名梁公发，世称梁阿发，简称梁发。清嘉庆五年(1800),梁发11岁，进村私塾读书，15岁辍学，只受过4年的私塾教育。1810年，梁发在高明同乡于广州开办的雕版印刷厂工作，四年时间，他成为一名技艺精湛的印刷工，还练就了一手好字和通畅的文笔。这些都为他以后传教和成为一位报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经广州十三行“东印度公司”华人蔡卢兴推荐，认识马礼逊，这成为他人生的大转折。梁发为马礼逊雕印《四福音合参》、《使徒外传》及保罗书信手稿，接触的是耳目一新的基督教思想，开始受到熏染。然而，促成梁发对这一宗教思想形成一种信仰的应该是马礼逊的助手米怜。他使梁发戒除一切陋习如聚朋豪饮及赌搏等，得到了一种向上的引领。
　　因为清朝政府对米怜的禁止居住，梁发跟随米怜到了南洋马六甲。两人惺惺相惜，梁发协助米怜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份中文报纸《察世俗每月统计传》，1818年又在马六甲创立第一间中英文学校——英华书院，因为梁发熟读四书五经，成为学校的中文教师。在马六甲期间，梁发还为米怜雕印了中文版耶稣传《救世者言行真史记》。1818年11月3日米怜以基督教的仪式给梁发施洗，从此梁发成为真正的基督信徒。之后，梁发回到家乡，与黎氏结婚，次年为妻子施洗，黎氏成为第一个受洗的中国妇女。因为散发福音小册子，梁发被捕入狱，后因为马礼逊的出面干预才得以释放。随后他又回到了马六甲。
　　　 起初，梁发协助米怜在马六甲创办的是《察世俗每月统计传》中文版，后来增加英文版、马来文版，梁发在排版过程中，接触并掌握了西方标点符号的运用。梁发又把这些标点符号运用到中文期刊中，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革新和创造。《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停刊后，他还参与出版了《特选撮要每月统计传》、《天下新闻》、《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十多年后，梁发因派书传教受挫而漂泊到马六甲后，他又为在这里传教的牧师麦都恩创办的中文期刊《特选撮要每月纪传》供稿，并与之一同编排。也正是因为梁发在开拓中国报业的重要贡献，他以“中国报业之父”的身份被载入中国新闻史册。
　　1822年米怜去世后，梁发又回到中国，带着他在马六甲写成的布道书《救世录撮要略记》去广州十三行拜见马礼逊，马礼逊非常欣赏他的认知和通俗易懂的语言，决定印刷出版200本。这部书被认为是中国人所作所印的第一本布道书。此后，他在马礼逊身边从事传教工作。1823年，回到马六甲的他帮助出版了马礼逊和米怜翻译的首部完整版中文圣经（《新旧约全书》）。同年，马礼逊为梁发3岁的长子梁建德施洗，且在澳门，马礼逊回英国探亲前，亲手按立梁发为宣教士，梁发从此成为一位华人神职人员，领差会工薪达30余年。
　　与此同时，梁发也开始撰写书籍和小册子，向人介绍基督教信仰。最为著名的当属1832年出版的《劝世良言》，此书共九本，内容有信仰教理、圣经注释、宣道讲章、护教辨道等章节，洋洋洒洒10万字。这书是专门写给那些到广州参加科举考试的秀才们看的，这秀才之中，就有洪秀全。
　　1836年，洪秀全再次到广州应试名落孙山时，邂逅了一位传教士在传布福音，得到几本一套的小书，题为《劝世良言》。这部著作对洪秀全的未来起到决定性作用。洪秀全更是按照《劝世良言》，自行“以水灌顶”，作为洗礼的决志，承认自己是耶稣的门徒。此后，洪秀全创办“拜上帝会”，在今广州花都乡间聚集信徒，1851年建立太平天国。《劝世良言》也许在无意识之间就成为一本影响近代中国的著作，梁发富有中国色彩的神学思想也由此传播开来。
　　研究太平天国革命的中外学术界人士都非常重视梁发当年的《劝世良言》对洪秀全萌生创建拜上帝会的思想，以及后来太平天国运动的唤醒作用。
　　洪秀全，在中国近代史上重重地写下了一笔，但这一笔中没有出现梁发这个名字。
　　 在19世纪的中国，外来传教士本质上的错综复杂，使得人们对与之常交往的梁发众说纷纭，历史评价难以定夺。但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后人们是否应该以历史唯物观来对其的历史价值予以考证？中国从封建社会迈向近代化的趋势迎合了外国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兴医办学办报纸，引进先进文化技术。但是侵略者的立场意在建立殖民地统治，压榨中国民众，纯粹唯利是图，变本加厉，所进行的强盗性的蹂躏与掠夺。这一切是不争的事实。
　　在这种背景下，后人研究梁发，不应局限于他从事的宗教神学方面，而应看到他给中国带来的是基督教文化，促进了中西方文化交流，兴医办学办报纸，促进了文明进程。中国的近代史能够不写上梁发的名字，但不能不写上梁发所著的《劝世良言》，在发展溶化于大世界的今天，更不会忘记梁发所开拓的放眼看世界的思维模式。
　　那个年代，做基督徒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当时清廷禁教，皇帝颁诏禁止中国人信仰基督教，并且严禁印刷和分发基督教书籍。1834年，在清政府的严格监控下，梁发的信教传教，印刷基督教书册等都要冒极大危险的。而当时中国人又“人心傲倨”不愿信教使得梁发的布道极为艰难。
　　为了躲避追捕，梁发曾数次逃亡，最后他带着儿子梁建德逃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在这段流亡南洋的生活中，梁发看到不少华人吸食鸦片的惨状无法忍受，写成《鸦片速改文》，印成单张派送，宣传戒吸鸦片，指出鸦片的危害，还呼吁在华的外国朋友写信回国，劝说国人勿再参与鸦片贸易，杜绝毒品根源。面对自己经历和看到的一切，梁发沉静地在书信中写道：“我知道传扬我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人必然要经受逼迫，尽管我不能与保罗和约伯相比，但我却愿意效法先圣，让我的内心常存平安”。
　　1839年，来广州禁烟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因身体不适岭南气候，到梁发工作的博济医院看病。梁发在做翻译的同时，与林则徐聊到了禁烟，并把自己两年前写的《鸦片速改文》呈给林则徐。林则徐喜出望外，并采纳了文中禁烟的建议。后来，梁发把曾给英国人当翻译的长子梁进德推荐给林则徐当翻译。梁进德此时的工作非常重要，不仅每天要为林则徐翻译澳门、印尼、马来西亚出版的英文报纸和商务信函，还翻译一些世界地理、科技文化资料，让林则徐对国外的国情有了更多的了解。《四洲志》、《海国图志》就是梁进德受林则徐之命翻译国外书籍、资料编著而成的。梁发多次被林则徐召见而成为幕僚，他们父子利用一切能想到的社会关系，为林的禁烟献计献策，出钱出力，希望偌大中国不要为鸦片所戕害。
　　我们清晰地知道，梁发理应是中国禁烟倡议第一人。
　　　　在英国人大兵压境，准备发动鸦片战争前，笃信基督教的梁发依然恪守“国家兴亡，匹夫有则”的古训，不忍见双方干戈相向。于是到十三行找到马礼逊的儿子——时任英吉利国驻广州领事的马儒翰。当时，梁发还是清廷缉拿的在逃“要犯”，冒着生命危险，他和儿子梁进德向马儒翰苦苦谏言，希望他能尽一切努力说服英军统帅义律不要发动这场战争。他曾对马儒翰说，如果英政府派遣军队到中国来，杀害中国人，那么中国人此后再也不会接纳圣经和英国传教士了。但他们面对的是帝国的强大的利益，最终是未能阻止这场战争爆发。
　　林则徐禁烟，世人皆知，可其中，仍然没有梁发和他的儿子梁建德的名字。
　　梁建德对世事失望了，他失望的还有心中的上帝。
　　鸦片战争后，1843年英华书院随伦敦会宣教中心迁移新殖民地香港。梁发父子也迁居香港。时梁进德任英华书院校长理雅各助手。他在鸦片战争中尤其目睹外国某些传教士直接参与战争蹂躏中国人的罪恶。这个第一位受洗礼的中国婴孩从此开始怀疑基督教，进而，梁进德开始彻底脱离基督教。以后梁进德协助总税司设立中国海关，受任潮洲分卡秘书长及代理卡长直至1863年去世。
　　 梁发，他一定没有想到他的思想和行为直接影响了如此多的人，洪秀全、林则徐、魏源、容闳等。此外，这个名单是可以加上孙中山、詹天佑等人的。也许，我们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他的作为直接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书写。
　　我也因此沉郁，梁发，一个对中国近代史有着如此影响的人物，一个推动了中国近代的文明进程的人士，一个有着爱国心的知识分子，为何会落得一个鲜有人知的场面？即使在故乡，也是知者甚少。据西梁村的一个86岁的梁姓老人说，因为怕受到牵连，当年，村里都不希望梁家人回乡，甚至，只要他一回来，就有人报官，他们一家人只好漂泊在外。十几年中，他辗转马六甲和港澳，在这些地方坚持办期刊，影响民众。
　　斯人已殁，风范犹存。陶渊明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峨”。当我们还在为某个人的际遇唏嘘不已之时，历史已经湮没于滚滚的尘埃之中。对于历史的沉疴，凭谁也无法改观，江河东流亦是历史必然。只是，当我们站在历史的某个节点，站在过去与未来之中的今天，扶手往昔之时，是否能还原一个真实的生命脉络？
　　还是在高明。此时，我眼前看到的一坐教堂的废墟，这是1828年梁发和赵天青开设的第一所基督教的私塾，既是小孩子读书的学校，也是早期的新式教堂。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梁发是否是英雄，这有待历史的公论。时间能证明一切，但人们要经得住时间的考验才行。
　　好在，好的时代能让一座宅子焕发生机。
　　如今，高明，这思想解放的“高明”之地，准备兴建梁发纪念馆，让他的后人、传人们可以到西梁村“寻根”。让名声行走在欧美大地上的梁发魂归故里。
　　时逢盛世，“要光就有了光。”
　　正如，基督教布道书有句名言：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
　　寂静的房子。种子发芽，开出馥郁的玫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