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化不熟悉为熟悉？

武夷山

（1986年8月7日）

 

著名思想家肯尼思. E. 鲍尔丁在《人类之改善》（Human Betterment, Sage Publications, 1985）一书中说：

一个系统越复杂，越可能进入不熟悉的区域(unfamiliar regions)。

那么，如何化不熟悉为熟悉？部分答案在于更复杂的学习过程。如果只能从切近的个人以往经历来学习，就有限得很；如果通过想象，通过文学作品，通过对本国历史和其他社会的研究来开发事物图景（develop images of things），则开阔得多。

此外，人类能够幻想，也就是确定谁都没经历过的事物的图景。科学是可验证的幻想（fantasy）。但是，即使是不可验证的幻想，对人类生活和行为也有深刻影响。

可见，未来学有多么重要！

 

博主今注: 我认为，鲍尔丁所提倡的扩展式学习方法――通过想象，通过文学作品，通过对本国历史和其他社会的研究――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当然是非常有益的，即使对于科学与工程研究，也会有一定帮助。

互动百科对鲍尔丁的介绍如下：

 

肯尼思·艾瓦特·博尔丁-概述

    

肯尼思·艾瓦特·博尔丁

肯尼思·艾瓦特·博尔丁(Kenneth Ewart Boulding)，笃信宗教的经济学家。^[1]

肯尼思·艾瓦特·博尔丁(Kenneth Ewart Boulding)1910年出生于英国利物浦，父母都是普通的劳动者，虔诚的美

以美教派卫理公会的教徒。博尔丁出生于教徒之家，从小又上教会学校，宗教深深影响了他的一生和经济学研究。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博尔丁是优秀的。他1928年进入牛津大学，师从著名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1937年起定居美国，先后在密执安大学、科罗拉多大学等校任教。他在1949年获得“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章”，1962年被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评为美国十大教授之一，1968年当选美国经济学会会长，1979年当选为美国文理研究院院长，先后获得13个大学的名誉学位。

肯尼思·艾瓦特·博尔丁-影响及贡献

    

博尔丁自幼就是卫理公会教徒，以后又成为贵格会教徒。他不仅是一位虔诚的宗教信仰者，宗教活动的积极参与者，而且还用宗教信仰来指导他一生的经济学研究。他在经济学中独特的贡献正来自于宗教，这也使他有别于主流经济学家。

宗教作为一种信仰是一种价值观。信教者是用他们信仰的世界观来观察与分析世界的。这正是博尔丁自从进入经济学起就强调价值判断的重要性，反对实证分析方法的根源。他认为，经济人假设并不现实，人不是只会进行成本与收益分析的理性动物，而是有感情、有狂热，有爱与奉献精神的。由此出发，他对传统的厂商理论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厂商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并不一定以利润最大化为惟一目标。厂商的决策也并不以边际分析法为基础，还会考虑到自己行为的社会意义。不应该把个别厂商做出决策的原则(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作为普遍真理，厂商的决策更多取决于它所处的环境。并由此建立起一套不同于传统的厂商理论。

博尔丁和加尔布雷斯等新制度经济学家一样重视制度与组织。博尔丁与其他人的不同则在于从宗教倡导的爱心出发研究组织这种制度。他认为，组织是由有意识并有意志的个体组成的。组织产生于三种力量：为获得相互利益的交易，报复的压力和恐惧，爱心或希望与目标相结合。随着组织的扩大，恐惧日益代替了交换。这]]样，组织就会停止发展。要避免这种前景，就要用爱心来代替恐惧。爱心是人类组织发挥作用的惟一基础，也是人的一般需要。这种爱心正是博尔丁宗教信仰的中心。他主张把爱心放在社会伦理之上，以爱心来代替恐怖的竞争，代替对抗。组织应该为这种爱心的形成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这正是组织革命的方向。

博尔丁认为经济学所探讨的是商品的行为，而不是人的行为。从他的宗教信仰出发努力超越传统经济学，建立能体现宗教观念的经济学分支，例如，赠与经济学。他把赠与经济定义为出于政治目的与经济行为，或者由于受到威胁，或者出于爱心而产生的赠与行为。这种经济活动属于非市场交换行为，但在经济生活中相当重要，影响资源配置与收入分配。与此相关的是爱与恐惧经济学。出于爱的赠与行为是礼品，出于恐惧的赠与行为是贡品，其余是交换行为。经济正是由爱、恐惧与交换所决定的经济行为组成的。

肯尼思·艾瓦特·博尔丁-著作

    

博尔丁写了近40本书和1000多篇文章，1931年就在凯恩斯主编的《经济学季刊》 (Economic Journal)上发表论文。他1941年写的《经济分析》(Economic Analysis)是萨缪尔森《经济学》出版之前最畅销的教科书，曾4次重印，被150多所大学采用。1956年，他在加州帕洛阿尔托“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仅用11天就口述了一本名为《形象：生活与社会中的知识》的书。他甚至还写过十四行诗。

他的经济学著作还有

《和平经济学》 (The Economic of Peace,1945)，
《经济学的重建》 (A Reconstraution of Economics, 1950),
《组织革命》 (The Organizational Revolution,1953)，
《经济政策原理》 (Principles of Economic Policy,1958)，
《20世纪的意义》 (The Mea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1964)，
《超越经济学》 (Beyond Economics,196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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