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外学者几乎都希望建立一个符合或更加符合人性的社会，并为之而作积极的理论上的探讨和实践上的探索。

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人性？是“无恻隐之心，非人也”的道德性？或“亲不亲，阶级分”的阶级性？或“人法地，地法天...道法自然”的自然性？或“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自私自为性？或“人是政治动物”的政治性？或“我思故我在”的理性？或“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社会性？......

问题还在于：一个社会是不是符合人性，以什么为尺度？也许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说得对：“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个“人”就其作为衡量和评判一个社会是否符合人性的尺度而言，无疑应该被理解为人类中一个一个的个体之人，即“我”。相应地，“人是万物的尺度”也可以被理解为“我是万物的尺度”，从而关于一个社会是否符合人性的问题，就可以被归结为一个社会是否符合“我”的要求的问题，亦即人性可以被归结为“我的要求”。于是，对人性的探求，就得诉诸对“我”和“我的要求”的反省。

在“我”和“我的要求”的关系中，“我”只能像笛卡尔那样从“我思，故我在”方面去界定“我”，把“我”定义为“在思”的“思在”——理性存在，因为感性存在是无所谓“我的要求”的，只有理性存在才能意识到“我”与“非我”的区别，从而在“我”与“非我”的关系中意识到“我的要求”，即向外在于“我”的“非我”提出“我的要求”；反之，感性存在和知性存在都提不出“我的要求”，因为感性存在只能在受到外来的“非我”的刺激的情况下仅仅感觉到“非我”的存在，而且在这种感觉中，“非我”并不是与“我”有关系的存在，而只是一个混沌的存在，因为仅凭感觉是无法从“我”与“非我”未分的混沌世界中明确区分“我”与“非我”的关系的；知性存在虽然能明确区分“我”与“非我”的关系，但是它在“我”与“非我”的关系中只是作为“知性的我”而存在着，这种“我”是没有情感和意志的，而且唯其不带有任何情感和意志，他才能达到对“我”与“非我”的关系的认知，即获得关于“我”与“非我”的关系的客观知识——与客观知识相对应，知性存在只是事实存在，而非价值存在。

意识到并且提出“我的要求”的理性的存在，作为既区别于感性存在又区别于知性存在的特殊存在，是具有知性的情感存在和意志存在，即不仅是事实存在，而且是价值存在。所谓“我是万物的尺度”的所谓“我”，是“我思，故我在”的“我”，但却不是作为事实存在的“知性之我”，而是作为价值存在从而能提出“我的要求”的“理性之我”。“理性之我”的“理性”就是所谓“人文理性”，与之相对应，“知性之我”的“知性”就是所谓“科学理性”——确切地说，“科学理性”应该叫“科学知性”。

因此，关于人性的知识，其实就是关于“理性之我”及其“理性”的知识，亦即关于作为价值存在的“我”即作为价值主体的人及其价值的知识。人学——关于人性的学问，其实就是研究人的理性（与感性和知性相联系）的心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