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实学的基本特征》（连载之四）

 

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初兴

 

由宋明实学到明清之际实学的转变，首先是价值观念的转变，这个转变大约肇始于与王守仁差不多同时的王廷相。

 

王廷相（1474—1544）晚生于王守仁仅二年，但比王守仁晚卒十六年，故只能大致说他们是生当于同时。二王在哲学思想上差异明显，主要表现在王守仁持“心本论”，而王廷相持“气本论”，但这里所要强调的是其价值观念上的差异，即他们对于功利持有不同的态度。

 

和程、朱一样，王守仁是反对讲功利的，称“尚功利，崇邪说，是谓乱经”[1]，认为“尚功利”而“日求所以富强”是“霸术”：

 

“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术猖……霸者之徒，窃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于外，以内济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而宗之，圣人之道遂以芜塞，相仿相效，日求所以富强之说……圣人之学日远日晦，而功利之习愈趣愈下。其间虽尝瞽惑于佛、老，而佛、老之说卒亦未能有以胜其功利之心；虽又尝折衷于群儒，而群儒之论终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见。盖至于今，功利之毒沦浹于人之心髓，而习以成性也几千年矣。” [2]

 

在王守仁看来，“圣人之学”所追求的是“王道”，所以应当克服“功利之心”。

 

王廷相的看法则有所不同。他说：“美色，人情之所欲也……货利，人情之所欲也……人情安得宴然而不争乎？”[3]按照这种观点，追逐货利实为“人情”所驱使，是合乎“人情”的，当然也就不能绝对地反对人们“尚功利”，应该也只能是对人所必然具有的功利之心加以正确的引导，以达致功利与义理的统一。尽管王廷相本人并未明确得出这样的结论，但这个结论显然是蕴含在其思想中了。

 

稍晚于王廷相的吴廷翰（1490？—1559）的义利观，正可以被看作是对王廷相思想的发挥。吴廷翰指出：

 

“义利原是一物，更无分别。故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物足以和义。’盖义之和处即是利，必利物而后义乃和。后人只见利是便宜的物，不知从义上来，遂不向义上求取，而义利始分，君子小人始别。然凡利不从义来者，皆非圣人之所谓利也。故曰：‘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然专言义而不知利之为义，则义反失之，而非圣人言义之本旨。《易》曰：‘利用安身。’又曰：‘利用出入。’故舍义而言利者，必有人欲陷溺之危；舍利而言义者，亦无天理自然之安。义利亦只是天理，人欲不在天下之外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日用饮食，男女居室，苟得其道，莫非天下之自然。若寻天下于人欲之外，则是异端之说，离人伦出世界而后可。然岂有此理乎！”[4]

 

吴廷翰“义利原是一物”的义利观看似不偏不倚，既反对“舍义而言利”，又反对“舍利而言义”，然而，他的这种义利观是在“舍利而言义”的宋明理学占据统治地位的历史情况下提出来的，鉴于此，便不难看出，其思想重心实是在于肯定“利”的合理性，所强调的是不可“舍利而言义”，他认为，“舍利而言义”即是“寻天下于人欲之外”，此乃“异端之说”，这是对宋明理学重义轻利思想非常尖刻的批判，标志着其价值观念开始背离宋明理学，而有朝向重视功利发展的趋势。这种趋势发展到李贽（1527—1602）更其明显了。

 

李贽曰：“仲舒不讲功谋利云云，似矣，而以明灾异下狱者，何也？夫欲明灾异，是欲计利而避害也；今既不肯计功谋利矣，而明灾异者，何也？既欲明灾异以求免于害，而又谓仁人不计利……所言自相矛盾矣！且夫天下何尝有不计功谋利之人哉？若不是真实知其有利益于我，可以成吾之大公，则乌用正义明道耶？”[5] 又曰：“夫欲正义，是利之也。若不谋利，不正可矣。吾道苟明，则吾之功毕矣。若不计功，道又何时而可明也？今曰圣学无所为，既无所为，又何以圣为乎？”[6]这里把“谋利”、“计功”和“有所为”联系在一起，这表明李贽已具重视事功的思想。

 

不过，李贽所重视的事功是偏重于个人意义的，在他看来，“富贵利达，所以厚吾天生之五官，其势然也”[7]，亦即认为个人的存在是不能不依赖于功利的，既是如此，他对事功的追求便具有安身立命的意义，按照李贽的说法，也就是为了达到“自立”、“自安”。在李贽看来，“既无以自立，则无以自安，无以自安……吾又不知何以度日，何以面于人也。” [8]但按其“为己便是为人，自得便是得人”[9]的人生观之逻辑，则未尝不可以认为李贽的重事功实具有“为己”与“为人”之双重意义，只不过在他看来首要的则是个人的“富贵利达”，这是使他人“富贵利达”的必要前提。

 

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兴起，首先是与重利、重事功的价值观念直接相关的，而这种价值观念的兴起则是与当时商品经济较高程度的发展及与此相联系的市民阶层的出现密不可分的，盖经商者无有不计功利者也，而市民阶层普遍的“尚功利”则不能不影响学者们的思想，使后者也往往将为学与功利联系到一起，而思考学问之事的功利问题。

 

只是像李贽这样特别注重“为己”、“自得”而声称“我以自私自利之心，为自私自利之学，直取自己快当” [10]的学者，其所倡导的“自私自利之学”恐怕是不宜被当作“实学”来看待的，也许只能从其重视学问之事的功利的角度视其为对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兴起具有一定的刺激作用罢了。

 

从价值观念的层次上，明清之际实学思潮可以被理解为是其时市民阶层重利、重事功的观念对学术界影响、渗透的结果。然而，这种影响、渗透之所以会产生出这样的结果却是另有其条件的，这个条件便是明清之际的社会动荡及由此引起的民生危机和民族危机和由这些危机最终酿成的国家政权的兴亡交替。

 

这就是说，明清之际实学思潮应当被合理地理解为是当时市民价值观念的扩散和社会内部种种矛盾双重作用的结果。这个结果至隆庆（1567—1572）前后已初步显示出来，吕坤和陈第便是当时实学的主要代表。

 

吕坤（1536—1618）生当于嘉靖、万历年间，他的主要著作《呻吟语》则成书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这是其三十多年的心血凝成，这期间，明王朝乱形已萌，吕坤敏锐地觉察到：“而今只一个苟字支吾世界，万事安得不废驰？”[11]“而今不要掀揭天地、惊骇世俗，也须拆洗乾坤、一新光景！” [12]其书自序云：“呻吟，病声也。呻吟语，病时疾痛语也。”实际上这是暗指其书是在明朝天下有“病”之时写下的。

 

事实上，就在其书写成后的第四年即万历二十五年，吕坤曾上疏明神宗，恳陈天下安危，劝其励精图治，以挽救国家危局，只是明神宗并未重视吕坤的意见，而吕坤也因此愤然“称疾乞休”。

 

吕坤的“谋国忧民” [13]之心，促使他自觉应当有所作为，他相信“人定真足胜天” [14]，“定天下之大难者，此人也” [15]，因此，他认为，只要天下之人的作用都能够得到充分合理的发挥，消除天下忧患决不是什么难事。在他看来，真正难的是古来儒者鲜有肯为国家百姓建功立业者，其间虽不乏“有忧世之实心”者以及“有济世之实才”者，却多只是“聚谈纸上，微言不关国家治忽；争走尘中，众辙不知黎庶死生，即品格有清浊，均于宇宙无补也” [16]。

 

尤其令吕坤“疾痛”的是，“后世穷理之人信彼驳此，服此辟彼，百世后汗牛充栋，都是这桩说话，不知于国家之存亡、万姓之生死、身心之邪正见在得济否？”[17]鉴于此，吕坤强调：“天下万事万物皆要求个实用。” [18]按照这个要求，儒者最要紧的是要使所学“见诸行事”以“济世安民”：“自古圣贤孜孜汲汲，惕励忧勤，只是以济世安民为己任” [19]。

 

吕坤更认为，济世安民者，不但要实行其事，更要施为有术，若“见诸行事而施为无术，反以偾事，此等只可居谈论之科耳” [20]。吕坤关于“术”的一个重要思想即是认为谋事过程中应当仔细权衡利害得失：

 

“君子动大事而无一害，其举之也，必矣。然天下无十利之事，不得已而权其分数之多寡，利七而害三则吾全其利而防其害。又较其事势之轻重，亦有九害而一利者为之，所利重而所害轻也，所利急而所害缓也，所利难得而所害可救也，所利久远而所害一时也。” [21]

 

由此可见，吕坤的实学思想具有明显的计利害、重事功的特征，而不是一般的强调行其所知。同时，吕坤重视事功又不同于李贽：李贽主要是出于“自立”、“自安”的考虑，吕坤则是从“国家之存亡、万姓之生死、身心之邪正”的角度来考虑事功问题的。

 

与吕坤同时的陈第（1541—1617）也十分强调“事为”的重要，他指出：“夫兢业在心，所以兢业在事。……今儒者之言曰：兢业，心体也，学者保此心体而已，事为之末，不足致意。中歧内外而为二，判心事而为两，故往往骛于虚名，而无当于实用，岂圣人之学乎？”[22]

 

陈第重“事为”、重“实用”的实学思想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他强调“致用”必须以“识时务”、“达世务”为前提：“识时务者在俊杰，若不达世务，终难致用”[23]。这表明了陈第的实学之重点是在于“识”，其实学的本质在于从“实用”出发，根据“实用”的要求来确定“识”的对象，进而将“时务”和“世务”纳入“识”的范围。这样一来，其实学与宋明理学家所提倡的所谓实学就有了根本性的区别：宋明实学是以形而上的“理”为对象的，其虽自称为“实理”，其实是先验的“虚理”；陈第实学则是以形而下的“时务”和“世务”为对象的，它相对前者而言是“实事”。

 

然则，陈第实学不只是实用之学，更是实事求是之学。其实学精神体现在其音韵学上就是重视实证和实据：“陈第考定古音，每一字下明确列出‘本证’与‘旁证’两项……他每考定一个古音，都要寻求一二十个证据……为了考出一个‘服’字的古音，陈第就列举了24条证据，从而证明了‘服’古音‘逼’。”[24]

 

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实际开创者当推吕坤和陈第二人——吕氏实学以重实事（功）为主要特征，陈氏实学以重实证（据）为主要特征——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基本特征在这里已初步显现出来，其后，这一思潮的发展不过是这两个方面的特性在其具体内涵和外延上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其基本特征则未尝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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