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昨写了《中国不是没有可能成为科学超级大国》一文，其中提到：“平实而论，中国科学界在技术创新上是有优势的，中国在航天领域能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水平，这充分表明了中国科学家具有自主的技术创新能力，并且这种能力完全不逊于西方科学家。”

 

但是，有网友cui先生就上述观点发表评论说：“错误！1969年美国就实现了人登月,而中国实现载人登月仍旧是个不知何时才能实现的梦想,我们几十年后都不知能否达到美国1969年的水平,怎么能说中国在航天领域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水平呢? 严重抗议...”

 

 我回复cui先生：“呵呵，我不是说了‘达到或接近’嘛，某些方面‘达到’，总体上‘接近’，这大致还是符合事实的啊。”

 

  cui先生复加评论：“美国已经计划在2030年将6名宇航员送往火星，从地球到火星飞行时间就要6-8个月，而中国人2030年连月球都上不去，如果你认为技术相差近百年也是相近或达到我无话可说。”

 

我再复cui先生：“谢谢您！这子下我似乎有点儿明白了，能悟出点什么了：怪不得要如此大张旗鼓地宣传呢，看来这主要不是真的在技术上取得了石破天惊的进步，而是一方面政治上需要鼓鼓大家的劲，另一方面也是欲以中国航天之‘一白’饰掩中国科技之‘三丑’，是不是这样呢？果如此，则就难怪我的文章真的会如张先生所说那样也许触到了中国科学界的‘痛处’了，看来是真的触到其‘痛处’了？我毕竟对中国自然科学内情不知其详，只是凭老子‘既知其母，以知其子’的理路，从中国思维文化之母（传统演绎思维方式），以观中国思维文化之子（现代技术创新活动），不难推断出中国科学理论创新几乎无从谈起，但技术创新应该还可以的。但如您这样说来，即使技术创新也大大落后于美国差不多近百年。这样看来，张学文老师说我议论的问题是一个重大问题，还真是了解内情的行家的话呢。看来我的哲学思维所做的逻辑推断，以及据此推断而产生的忧虑，还是与现实情况偶合的呢。 ”

 

张学文老师在我的上述文章下点评道：“我认为这是重要话题。”我回复曰：“张老师：我也认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话题，但看来这话题很难谈得下去，因为领导们素来喜欢讲优点和成就，不喜欢讲缺失和不足——这其实是他们缺乏自信和自感内虚的表现。强者从来不怕讲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孔子就是如此强者的典型！不知什么时候中国的领导们会变得如此缺乏自信和内虚了，弄得整个国家的国民也是如此——普遍的崇洋媚外，普遍的自暴自弃——网易调查：多数年轻人都觉得下辈子不愿再当中国人！这种局面，令人堪忧！ ”

 

 写完上述回复，我更有所思，复回味张学文老师《敏感的大问题》中所说的一段话：“我只能说自己倾向于认可周老师的这个论断。而我感到这与我们科学界的社会环境有关。即科学界上层对科学原始创新存在着压制。政治家号召创新，哲学家告诉我们思想方法，但是这些都与科学领域的具体工作者隔着一层，这就使科学领域的创新难立足。在这种局面下，你请比钱学森更大的海龟回来，也解决不了问题。科学界需要改造科学领域的社会生态土壤。”对张老师这段话，jxz1963 先生评论道：“这句话说到了点子上了！‘科学界需要改造科学领域的社会生态土壤。’”我认真体会了这两位老师所说“科学界需要改造科学领域的社会生态土壤”的话，意识到：从张老师讲这话的语境来看，其“社会生态”一语，应是指“政治家”、“哲学家”、“科学家”和“科学界上层”之间差异协同的和谐关系。所谓“需要改造”，显然意味着认为目前中国的这种社会生态关系是不和谐的，即有差异而欠协同。似乎张先生倾向于认为，其问题的关键是在于“科学界上层”，即“科学界上层”对于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有所作为，并且其作为与否，对能否解决这个问题起到决定性作用。

 

在我看来，按照中国目前的国情，中国科学管理体制一如教育管理体制，都还是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这种管理体制下的组织行为原则，还是“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科学界上层当然也得遵循这个原则办事才行，否则，他们就休想当领导了。由此来看，张先生和jxz1963 先生主张的所谓“改造科学领域的社会生态土壤”，实应合理的理解为改造科学管理体制。对此，我曾发博文《政府当无为而治国家科研事业》（发表于2008-9-8 ），提出了如下观点：

 

在科研管理上，政府应当实行“无为而治”的管理方式，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即政府在不支配和管制科研人员具体的工作和行为，更不做越俎代庖的事的前提下，应当“抓大放小”。“抓大”是管全局之事，管根本大事——这是“有所为”。当今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科研的全局之事莫过于中国科学共同体与世界先进科学共同体的“对接”。至于中国科研的根本大事则莫过于“人事”——如何能吸引和吸纳国际一流学者来中国，以及如何召回原本打算留在发达国家从事科研的那些真正优秀的科技人才和如何留住国内的优秀人才，并且使所有这些优秀人才和顶尖人才全心全意为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贡献其聪明才智，这才是政府所需要加以认真而深入细致的考虑和谋划的问题，在这方面，制定并严格执行相关的政策与法规是十分重要的。

 

“放小”是不拘泥、不纠缠于局部之事和枝节小事——这是“有所不为”。这就是意味着，政府应该充分尊重和信任科研人员，放手让科研人员自己去找科研课题和进行独立思考。除了需要且必须由政府组织力量来进行集体攻关的重大工程类项目以外，政府科研管理机构决不给科研人员指手划脚，要求科研人员研究这研究那的，更不给科研人员的思考做出具体规范，要求科研人员只能这么思考而不能那样思考。

 

对国家科研事业实行“无为而治”的根本保证，就是有一个全心全意为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服务的政府，亦即老子所说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为心”的“圣人（公仆）政府”。

 

前不久，我又写了《行政办学是中国教育“乱之首”》（发表于2009-2-9），提出了“当今中国的教改，必须从改革教育管理体制入手，废止行政办学这种有为管理体制，建立无为管理体制”的主张，认为“现行教改的根本任务在于办学自主权的落实”，指出：“只要全国的学校还是按国家教育部到省教育厅再到县市的教育局这种集权行政管理模式来管理中国教育，学校必不具有自主权；而没有办学自主权的学校，是无论如何都办不好学的。”我的这些看法，同样适用于科学管理领域。我国现行的科学管理体制最大的缺陷，也就是张老师所谓的科学界上层（即科学共同体的主管）缺乏必要的科学管理自主权。因其缺乏自主权，科学共同体的主管人员就难以按照科学发展本身的规律来进行管理。道理很明显，现行管理体制下，科学共同体的主管人员必须服从其上级（政治家）的行政命令，按照其上级（政治家）的政治意志来管理科学共同体。而政治家与科学家的思维方式是不同的：

 

政治家都是自发地倾向于急功近利的务实主义者，有远见的政治家必定知道“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的道理，所以必然是着眼现实的政治与经济，从政治需要特别是经济需要出发来思考一切问题，这使得他们处理任何问题都不能不抱有强烈的功利主义态度，因此，由政治家来直接管理科学与教育，他们就势必要把科学与教育同政治与经济捆绑在一起，把科学与教育直接当作实现国家现实的政治目的与经济目的的工具。

 

科学家则不然。科学家最大的特点，就是尊重客观规律，按照科学所揭示的客观规律来办事。这就使得科学家在科学管理上自发地倾向于非功利主义，大凡懂得科学管理原理的科学管理家，必定要按照科学管理规则和科学本身的发展规律来管理科学，这种规则和规律相对于现实的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来说，具有明显的恒定性，而后二者却是经常变动的。这意味着，科学管理必然要求摆脱现实的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的束缚，不受政治家的直接控制。

 

由此看来，只要科学管理直接受政治家控制，科学管理就势必背离科学管理规则和科学本身的发展规律，而必要按照政治规则和经济规律来管理科学，如此又怎能管理好科学呢？！我在给张学文老师的一篇回复中曾说：“建国以来，在科学技术上，中国只是急功近利地为了经济建设的飞跃发展而搞些科学应用研究。我相信，只要把科学研究与经济建设捆绑在一起，从而科学研究失去其相对独立性，就不可能取得理论性原创成果。”（《关于“官科”与“民科”问题的几篇回复》）上述论证为我的这种信念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综上所述，我的观点就是：政治家不应直接掌控科学和教育，直接管理科学和教育。直接管理科学和教育的，应是科学管理家和教育管理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科学和教育相对独立于政治。这种相对独立性，体现在管理体制上，就是科学管理家和教育管理家具有管理科学共同体和教育共同体的充分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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