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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与清朝官员的交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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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叶氏兄弟的交往
叶氏兄弟者，兄方恒，弟方蔼，顾炎武在南时，曾屡为叶方恒所陷。故按人之常情来说，顾与叶之间原是一种冤家对头关系，怎么后来他们竟又成了朋友了呢？
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在《顾炎武年谱》中已有所交代，认为其二人之所以会从冤家变成朋友，首要原因在于叶氏其人品性的变化——从开始在乡里仗势欺人，到后来为官时有惠于民；其次是由于顾炎武为人的大度，加之归庄从中积极调解也起到了重要作用。[1]这里尚需补充说明的是，顾、叶之间还存在着某种亲缘关系。据李光地《榕村续语录》载，叶方蔼与徐乾学是“至亲”[2]。这层关系对于顾、叶之间关系的改善，是有不容忽视的积极意义的。
诚然，一般说来，叶、徐之间的所谓“至亲”关系，在顾、叶之间未必就会起到多大的亲和作用。顾炎武与顾维之间都是再从兄弟关系，其血缘关系不可谓不近，还不是照样内讧不断？！但是，叶、徐之间又不只是一般的“至亲”关系。叶方蔼和徐元文既是同年（顺治十六年廷试，徐是状元，叶是探花），又为同官（二人被正式起用后均以编修入翰林）——此后，徐元文于康熙九年由秘书院侍读迁祭酒，充经筵，十三年进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十八特诏监修《明史》[3]。叶方蔼则于康熙十二年充日讲起居注官，迁左庶子、侍读学士。十七年晋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直南书房，充《鉴古辑览》、《皇舆表》总裁。十八年充会试副考官，教习庶吉士，总裁《明史》，寻迁礼部右侍郎。十七年，晋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直南书房，充《鉴古辑览》、《皇舆表》总裁[4]。而徐乾学自康熙九年以一甲三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至十四年擢赞善，后以赞善充《明史》总裁官，并累迁侍讲学士，晋詹事[5]。不必再说徐彦和的关系，仅就二徐与叶氏而言，他们在官场上的利害关系有多紧密，乃是显而易见，不言而喻的。加以缘血上的联系，如此双重关系，在顾炎武与三徐的关系都很密切的条件下，当然无疑会对叶、顾之间的关系起到异乎寻常的作用。
如前所述，康熙年间，顾炎武在北京活动时，曾多次住在徐乾学及元文家中。他与作为徐氏“至亲”的叶方蔼素未谋面，是绝对不可能的；也不至于会因曾经有过那么一种冤仇关系，导致其虽然不时见面却“至老死而不相往来”。事实上，如上文提到，康熙十七年广征博学鸿儒时，荐举顾炎武的，正是叶方蔼与韩菼。仅此一端，即说明过去的那种冤仇关系并未成为顾、叶之间交往的障碍，而且证明其关系还是相当不错的——至少从叶氏这方面来看，他对顾的态度是友善的，且其深悉顾的学问之博洽而颇为敬服，所以才竭力荐举之。当然，他俩之间究竟具体是怎样进行交往的，目前尚不清楚。
相比之下，顾炎武与为官后的叶方恒之间的具体交往情况，倒是多少有案可稽的。据归庄《与顾宁人》书云：“顾兄之去坟墓十余矣，初因避仇，势非得已，岁月既久，怨仇已释；且今年仇家已尽室赴任，更无所虑……兄今欲归，其谁御之？”[6]这里所谓“今年”，是指康熙八年[7]；“仇家”，是指叶方恒；“尽室赴任”，是指叶氏已举家迁往其官署[8]；“岁月既久，怨仇已释”，则是指随着时间的推移，十余年过去了，顾、叶之间的旧仇夙怨早已化解[9]。这表明，至迟到康熙八年，顾、叶之间已不再存在交往上的障碍。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归庄在其信中注明此信乃“立斋太史北上，草此附候”。这意味着徐元文显然也会在顾、叶之间做一些调解的工作。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徐氏在其中确实是起了作用的[10]。故此后不多年，叶方恒便主动向顾炎武发出一同“山游”的邀请（时间可能是在康熙十二年春，顾当时在北京）。顾炎武获此邀请函以后，曾作答书云：
弟亦谓老年翁欲以一邑之化，推诸海寓，其用心远矣。谨当奉扬仁风，播之四国。夏初可至历下，惮暑未便山游，更以异日可耳。肃此附谢，不宣。[11]
从“老年翁欲以一邑之化，推诸海寓”和“夏初可至历下”的话来看，叶氏当时应该是济南府下属的某个县的县令，尚未做到运河同知推佥事；但是，他已经取得了“一邑之化”的显著政绩，且正雄心勃勃，“欲以一邑之化，推诸海寓”。对叶氏的这种政治抱负，顾炎武以“其用心远矣”表示了谨慎而含蓄的肯定，并勉励对方“当奉扬仁风，播之四国”，使人读来感到多少有那么一点儿揶揄的意味内在。
事隔数月，即康熙十二年秋，叶方恒有事至济南，并特意备了份“紬葛”（丝麻织品）之礼，想来会一会顾炎武，因为顾在上封信中讲到他“夏初可至历下”。而且，看来双方事先有预约，约定要在济南见面的，否则，叶氏恐怕就不会备礼而来了。事实上，顾在八月份就从章丘来到了济南通志局，参与《山东续志》的编纂。然而，他并未去和叶氏会面。但尽管如此，叶还是托人将礼品送到了顾的手中。顾因此觉得对方对自己颇有“敬佩雅爱”之意，所以作书答谢，首先表示自己“才入署中，未便外出”（这其实是向对方说明他所以未能去见对方的理由）；接着说，“年兄至此不得一晤，真交臂失之矣”（这实际上是进一步强调自己未能去见对方实出于无奈，故后面进一步申述自己“为《音学五书》将成之际，早夜无一闲晷”作为未能去见对方进一步的理由）；最后表示，日后“对使拜登，尚容面谢”，并问“贵治有旧家卖书者否？如有千百卷之书，可佐名山之藏者，则当携赀以来矣”。[12]
从上述两封信的内容来看，在顾、叶之间的交往中，叶始终是采取了积极主动的姿态，相比之下，顾氏反而显得有些消极被动，似乎他内心多少还有些疙瘩，不太愿意主动和对方直接接触、往来。前书说“惮暑未便山游”，后书又说“才入署中，未便外出”，在笔者看来，这些话实际上都是托辞。而前书所谓“更以异日可耳”，后书所谓“对使拜登，尚容面谢”，也都是应付之虚辞耳。至于“贵治有旧家卖书者否”云云，更不过是无话找话说罢了，并无实在内容。想必叶氏是会心领神会到对方的意思的，所以后来再也不见其有往来的任何迹象。
总之，虽然顾、叶之间后来总还算是交上了朋友，但是，他们这种朋友关系乃是一种相当微妙的、若即若离的、似乎仅仅是由于外部原因才得以勉强维持的朋友关系。
与梁清标的交往
梁清标，字玉立，号蕉林，河北正定人。崇祯十六年进士，授庶吉士。顺治元年，补原官。康熙十一年，迁户部尚书。二十年，拜保和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著有《蕉林集》。其兄清宽、从兄清远亦相继为吏部侍郎。
尽管梁清标是属于典型的“仕二姓”的清朝官员，但从顾炎武致李因笃的一封信中所述“此番入都，不妨拜客，即为母陈情，则望门稽首，亦不为屈……梁公（清标）有心人，若不得见，可上书深切恳之”[13]的情况看，他显然和梁有过交往，否则他凭何说梁是个“有心人”呢！这“有心人”的意思，从其《与梁大司农书》中“关中布衣
据实说，顾炎武只是对热衷求仕的人极有反感和厌恶之意[15]，因为照其内心真实的看法，当“遭国变”之际，若“生子不能读书”则“宁为商贾百工技艺食力之流，而不可求仕”，一如“生女不得嫁名门旧族，宁为卖菜佣妇，而不可为目挑心招，不择老少之伦”[16]。
“不可求仕”是顾炎武内心世界对于当时现实世界的一个总体看法。按照这个看法，非唯仕二姓不可，就是仕一姓亦不可。故如果说顾炎武对仕二姓者是充满了厌恶感的话，则其内心深处对仕一姓者亦是充满了厌恶感的。换言之，他对仕二姓者未尝有特别的的厌恶感。这应该正是其在现实生活中广泛结交清朝官员的一个心理基础。很难想象，没有这样的心理基础，他在清朝官员中会有如此广博的交往。
顾炎武在现实生活中广交清朝官员的实际行动足以证明，他并没有因为自己有“不可求仕”的思想，就在现实生活中对一切仕者以及求仕者都持一种鄙夷的、不屑一顾的态度，从而洁身自好地断绝同这些人的一切往来。他绝没有这样做，绝没有随心所欲地把自己的思想都付诸行动（包括言论）。换言之，他并不认为思想与行动应该绝对统一。在他看来，思想和行动是两码事，不是什么思想都可以和应当付诸实际行动的。
然而，顾炎武又未尝将其思想与行动割裂开来，完全知行分离。他既有“不可求仕”的思想，也确实在行动上做到了不求仕，更绝没有仕二姓。就此而言，他是知行统一的。其统一的思想情感基础是在于他对嗣母的孝——其所以不仕二姓，就是出于其孝。但是，别人是否仕二姓，却并不一定涉及到孝之与否的问题，所以，顾炎武对别人是否仕二姓，自然是不怎么在乎了，也因为如此，他才会说出“鄙人情事与他人不同”[17]、“故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18]这样的话来。
[1]详见拙著：《顾炎武年谱》48•14条。案：王冀民先生于此事的见解大致上与笔者之见不谋而合。详见其所谓《顾亭林诗笺释》卷二《赠路光禄太平》诗笺。又：归庄在其中所起的调解作用不可小视。庄与炎武为莫逆交，庄曾自称其二人是“同里同学，同心同乡”、“渊路赠处，管鲍相恤”（见《归庄集》卷五《与顾宁人书》）；而归庄与叶氏关系又极好，归庄刻其曾祖归有光文集时，曾得各方“捐囊协助”，而叶方蔼在“同邑荐绅”中是首创者，当方蔼顺治十六年成进士而至康熙元年起用进京时，归庄曾作《送叶子吉太史北上序》赠行（参见赵经达：《归玄恭先生年谱》“永历十六年”条），可见其关系之亲密。正因为如此，归庄在顺治十八年所作《与顾宁人书》中才会说：“兄之仇雠，行且入都，故乡之人，妒极生怜，前事万不足虑。”（《归庄集》卷五）在叶氏方面，仅看在归庄的情份上，他们也当不会再使顾炎武为难，何况叶氏已登高第，顾氏则亡命异乡，境遇何其之悬呢！而在顾氏方面，既然挚友如此相劝，自然也不宜再计较旧冤。更何况，正如王冀民先生所说：“人事推移，略异畴昔，况逾十载，皤皤俱老，怨毒之于人其有终乎！”（《顾亭林诗笺释》，p.326）
[2]参见李光地：《榕村续语录》卷十五《本朝时事》，p.753。案：陈祖武、朱彤所著《旷世大儒——顾炎武》有云：“顾、叶二家，早年本有亲戚关系。昆山另一大姓徐家，皆为顾、叶姻亲，炎武妹夫徐开法有一妹，即嫁叶方恒为妻。”（见该书p.72）然未知其所据何在。
[3]据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六《徐立斋相国事略》。
[4]据《国朝先正事略》卷六《叶文敏公事略》。
[5]据《国朝先正事略》卷九《徐乾庵尚书事略》。
[6] 《归庄集》卷五《与顾宁人》。
[7]是据归庄书中内容而得知。其书有云：“戊申春夏之交，闻兄以山左荐绅相仇之事连及，时适有海陵之行，无从问得确耗。秋间还……未几而得所寄书及六诗……六诗已和得奉览……年来笔耕，仅能糊口，虽不闻户，亦难远游，惟去岁为先太仆遗集事，与季侍御相商，一渡长江耳。”据赵经达《归玄恭先生年谱》载，归书中所述海陵之行和渡长江与季侍御相商刻归有光遗集事，均在康熙七年，而谓之“去岁”，是足证其书作于康熙八年无疑也。
[8]叶在顺治十五年成进士，官至运河同知推佥事，分守济宁四年。
[9]归庄在顺治十八年所作《与顾宁人书》中即已指出：“兄之仇雠，行且入都，故乡之人，妒极生怜，前事万不足虑。”（《归庄集》卷五）
[10]顾炎武在《答叶嵋初》（《蒋山佣残稿》卷一）书中就提到：“舍甥征启一通附览”。此“舍甥”多半是指徐元文，或者也可能指徐乾学。其“征启”的内容固然和顾、叶间的关系并不直接相干，但徐氏以此托顾炎武转交叶氏，这一事体本身就暗示着徐氏有故意促进或加强顾、叶之间的联系的意思，至少也说明，徐在顾、叶之间确实扮演了中介角色，从而对其二人关系的改善发挥了旁人所难以发挥的亲和力作用。
[11]《蒋山佣残稿》卷二《与叶嵋初》。
[12] 《蒋山佣残稿》卷二《答叶嵋初》。
[13] 《蒋山佣残稿》卷三《又（与李子德）》。
[14] 《蒋山佣残稿》卷三。
[15]例如，顾炎武曾对潘耒说道：“昔有陈亮工者，与吾同居荒村，坚守毛发，历四五年，莫不怜其志节。及玉峰坐馆连年，遂忘其先人之训，作书来蓟，干禄之愿，几于热中。”（《亭林余集•与潘次耕札》）就明显反映出顾炎武对热衷于追求“干禄”的强烈反感与厌恶。
[16]详见《亭林余集•常熟陈君墓志铭》。
[17] 《亭林文集》卷四《答次耕书》。
[18] 《亭林文集》卷三《与叶訒庵书》；《蒋山佣残稿》卷二《与同邑叶訒庵书》。
史海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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