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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哲学思想(下)

已有 7499 次阅读 2007-11-27 15:50 |个人分类:中国哲学讲座

 中国哲学讲座(八

5、体仁习礼的原则——孔子的处世哲学

 

孔子所讲的“力行”,从“为仁”意义上来说,也就是根据所学而体仁习礼。孔子关于体仁习礼的见解,反映着他的处世哲学。

 

孔子处世哲学的总原则,集中反映在他的“仁者爱人”的命题上。从其倡导“能近取譬”的体仁方法来看,他所谓“爱人”,是内在地包含着“自爱”的,而且“爱人”正是从“自爱”推引出来的。按孔子的这一仁爱逻辑,爱己应是爱人的前提。懂得爱自己,才晓得爱他人;反之,不知自爱者,亦难知所谓爱人之义。故孔子的处世哲学,就其根本原则而言,可发归结为“自爱”和“爱人”两个方面。

 

自爱

关于孔子自爱的思想,又可以分作两点来讲:

 

(1)    自尊

 

所谓自尊,简言之,就是尊重自己的人格。而构成人格的最基本的要素是“志”。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以夺志也”(《子罕》)。

 

人应该如何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呢?孔子认为,关键的是要做到“行己有耻”(《子路》),就是说,做人要有廉耻之心,不能厚着脸皮黑着心,什么都做什么都干。而要做到行己有耻,首要便是要分清什么当做,什么不当做。子曰:“君子义以为上”(《阳货》)。这正是要人们每事必先问一问义之与否。“义者,宜也。”(《中庸》引孔子语)凡事宜做则做,并且见宜勇为----“见义不为,无勇也”(《为政》);不宜之事则决不能做。

 

孔子认为,要保持自己的人格尊严,不仅要做到“行己有耻”,还应做到“行己也恭”(《公冶长》)。“恭”,就是在言行举止方面庄重有礼。孔子主君时时处处都应“约之以礼”(《雍也》),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甚至于平时出门,也应“如见大宾”般的讲究礼节,“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望而畏之”(《尧曰》)。如此庄重有礼,才有威严可言,而不至于遭受侮辱,所谓“君子不重则不威”(《学而》),“恭则不侮”(《阳货》)也。可见,在孔子看来,人要讲自尊,就得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都严格要求自己,而不可以不拘小节。

 

(2)    自强

 

自强是孔子做人的基本原则之一。他反反复复地讲,“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宪问》),“君子病无能,不病人之不己知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卫灵公》),这都是说的一个意思:即君子要自强。

 

孔子自强精神,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要点:“为仁由己”(《颜渊》)----自力更生;“纳于言而敏于行”(《里仁》)----少说多做。孔子对于那种专善“巧言”即光会说漂亮话却不愿力行的人,非常反感,说:“巧言,令色,鲜仁矣。”(《学而》);“人不知,而不愠”(《学而》)----甘耐寂寞;“见贤思齐”(《里仁》)----虚心好学;“过则勿惮改”(《学而》)----有过必改。孔子认为,君子不仅应做到有过必改,有错必纠,还要“不贰过”(《雍也》)才行,就是要避免重蹈覆辙,屡犯同样的错误。

 

爱人

 

孔子讲“爱人”,是依据“礼”所规定的等级秩序来处理具体的爱的关系的,故而是“爱有差等”的。就是说,孔子绝不是按照同一标准去近一切人,而是对于在社会上和家庭里处于不同地位、具有不同身份的人,采取不相同的“爱”的形式。下面从几个主要方面来具体阐述一下孔子的“爱人”之义:

 

1)“孝”、“悌”----对父母、兄长的爱。

 

照孔门弟子有若的说法,“孝悌”是为“仁之本”(参见《学而》)。准此,孔子所谓“有人”,根本意义应是父母、爱兄长。的确,孔子教诲自己的弟子第一要义也是:“入则孝,出则悌。”(同上)不过,关于“悌”,其言之未详,而于“孝”,则多所论述。约言之,其孝义之精要者有如下几点:

 

①孝以“敬”为本质特征。他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为政》)所谓“敬”,主要是指服从父母之志。此外,“敬”还含有以礼相待之义。

 

②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同上)这意思是说:除了生病以外,孝子别无其他事情可以让父母为之感到担忧的。换言之,在生活中凡事让父母放心,使其无忧无虑,这便是孝了。孔子在谈及自己的志向时曾提到“老者安之”(《公冶长》)。这或可以看作是上述孝的思想的一种推广,即其立志要让天下的老人都能无忧无虑地生活。

 

③“事父母,能竭其力”(《学而》),且“劳而不怨”(《里仁》)。

 

孝义之大要如上,其中最主要者乃是“敬”,这是孔子所倡导的对父母之爱的主要形式。至于对兄长的爱(“悌”),盖亦类此。

 

2)“信”、“忠”----对朋友的爱。

 

孔子是个“乐多贤友”的人。其“以文会友”,广交贤能之士,友朋几遍天下。所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学而》),便是其交友广远的写照。

 

他交友有个基本原则,就是“无友不如己者”(同上)。他也劝人“毋友不如己者”(《子路》)。这意味着结交朋友要有所选择,而不是随意乱搭。因此,就有必要首先了解对方,即所谓“知人”。孔子把“知人”看得非常重要。有人问“知”,他回答说:“知人。”(《颜渊》)他还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学而》)那么,如何知人呢?“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公冶长》)这是一个总的方法。具体言之,则要“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为政》)----这句话,杨伯峻先生解释为:“考查一个人所结交的朋友;观察他达到一定目的所采用的方式方法;了解他的心情,安于什么,不安于什么。”(《论语译注》第16页)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识人之方,即“观过”法:“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人)矣。”(《里仁》)----什么人犯什么错误。你观察一个人所犯的错误,便可以知道其人是个什么样的人了。

 

究竟什么样的人可做朋友,什么样的人则不可以为友呢?孔子认为,有三种人是可以与之交且有益的:一是正直的人;二是信实的人;三是见闻广博的人。反之,同如下三种人结交,就是有害而无益的了:一谄媚奉承者;二是当面恭维而背后毁谤人家者;三是夸夸其谈者。(参见《季氏》)

 

显然,孔子是主张要结交有德有识者为朋友的。那么当如何对待朋友,与之和谐相处呢?他提出了“信”的原则。他曾向弟子们谈论过自己的志向,讲了三条,其中第二条便是“朋友信之”(《公冶长》)。其弟子子夏曾论学而言及四事,其中亦有“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学而》)之目。可见,“信”确是“仁”的重要德目之一,它主要是作为处理朋友关系所应遵循的一种行为准则。

 

从语意上讲,“忠”与“信”皆含有实之义。然“忠”之为实,是在于强调心口一致,言而由衷;“信”之为实,则是在于强调言行一致——所谓“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11],正可以看作是“信”的注脚。

 

孔子为什么如此强调对朋友讲“信”呢?曰:“信则人任焉。”[12]可见,其重“信”实是在于强调朋友关系应当建立在彼此互相信任的基础上。

 

除了“信”,他还提倡对朋友讲“忠”。譬如,对朋友有意见或看法,就应“忠告而善导之”[13]。就是对朋友有某种怨恨,亦应就实说出来,而不应放在心里。对于“惹怨而友其人”[14]的做法,孔子是十分引以为耻的。

 

不过他认为,对朋友固然要讲“忠”,但也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会影响双方的关系,而自己就也不免会遭受侮辱。所以,他主张对朋友说话应当掌握分寸,“忠告而善导之,不可则止,毋自辱”[15]

 

照孔子的思想逻辑,对朋友自然是应讲真心话才合乎道义,但却并不是任何心里话都要说出来。他认为,就是对知心朋友说话,也应该是可与言则言,不可与言则不言。“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16]


3)“宽”、“恕”----对众人的爱。

 

孔子主张对大众要讲“宽”,认为这样才能得到众人的拥护,所谓“宽则得众”也。孔子所提倡的“宽”,大抵有如下几个要点:①对人不求全责备,提倡“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卫灵公》);②善于容纳或团结与自己意见不乃至于有过仇隙的人,而不是党同伐异,独断专横。(参见《公治长》);③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所谓“君子博学于文”(《雍也》);“多闻择其善而从之”(《述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而从之,不善而改之”;“见贤思齐”;“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等等,体现了这种精神。

 

孔子不仅主张以宽厚之心待人,更提倡对人讲恕道。所谓“恕”,也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这句话的实质在于强调人所不欲勿施于人。根据同一思路,孔子还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这是“恕”的一种特殊形式。孔子的恕道也可归结为 “君子成之美,不成人之恶”(《颜渊》)。

 

4)“敬”、“忠”----对上司的爱。

 

孔子于君子之道曾提出过四条原则,其中有一条是“事上也敬”(《公冶长》)。之里的“上”是指君主而言,推而广之,则也可以一般地理解为上司。孔子认为,身处下位者,对于自己的上司,所应注意者,最要紧的是一个“敬”字。此“敬”与孝顺父母意义上的“敬”意义有所不同:前者主要是指服从父母之志,按父母之志行事;后者则主要是指“执事敬”(《子路》)或“行笃敬”(《宪问》),即工作踏实认识。但孔子主张“事上也敬”,不是没有前提的,而是在政治清明的条件下他才提倡这样做。与此同时,孔子还主张“事君以忠”(《八佾》)。从孔子“言忠信,行笃敬”的话可以看出,“忠”是相对于“敬”而言的。“敬”表现为行动上踏实认真,“忠”则表现为言论上诚实无欺(至于后世所谓“忠臣”之“忠”则实兼有“敬”之义了)。

 

总之,在孔子看来,在政治清明的社会条件下,下级对上级,一是说话要诚实,不能言不由衷,口是心非;二是办事要认真,不能马马虎虎,应付了事。这是身处下位者所应遵循的两条最重要的处世法则,也是下级爱上级的最重要的表现。

 

5)“宽”、“惠”----对下属的爱。

 

孔子认为,从原则上讲,对任何人都应讲“宽”;但对于为官者来说,对自己的下属讲“宽”则尤为重要。他说:“居上不宽……吾何以观之哉?”(《八佾》)

 

根据孔子的思想,对下宽,首先意味着对己严。所谓“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便是讲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而不要迁就自己,苛求别人。对为官者来说,严格要求自己,这就更为重要,“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孔子认为,官民关系或上下级的关系,就是上行下效的关系:“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所以,为官的如欲使民为善,则只要“子欲善而民善矣”;反之,欲使民弃恶,则“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颜渊》)居上者的所作所为,不仅直接关系到层社会的风气;而且也直接关系到其政策措施能否顺畅地贯彻落实的问题----“其身正,不令而行;共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

 

其次,所谓对下宽,还意味着在用人方面不可求全责备。孔子曾指出,用人有两种路子:一为君子之道;一为小人之道----君子“使人也,器之”;小人“使人也,求备焉”(《子路》)。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前一种,即根据各人的特长和才能的大小来合理地安排和使用他们,这就叫作“器之”。反之,对所使用的人,求全责备,百般挑剔,这样,下面做事的就很不好办事了,所谓“小人难事”,正是这个原因。

 

与“宽”相关系,孔子还主张“养民以惠”(《公冶长》),就是要实行惠民政策。惠民,即给民众以实惠、好处,这既是行仁政以体现统治者的爱心,同时也是为统治者自身利益服务的,因为“惠则足以使人”(《阳货》)。在孔子看来,下层百姓总是想着实惠,希望能得到好处(“小人怀惠”)。所以,只要统治者略施恩惠,他们便会乐于听命,服从统治者的指挥和调遣。但是,孔子所谓“惠”,意思并不是叫统治者自己拿出钱物来施舍于民,而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尧曰》),“利之”在这里是于民便利的意思,即实行一种能给人民带来好处的政策,任其自谋其利。这样的“惠”,便叫做“惠而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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