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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学说与莱布尼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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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对对德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哲学方面，尤其是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这位被视为近代德国启蒙哲学的鼻祖。
莱布尼茨学贯西东，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国哲学兴趣浓厚，被称为“狂热的中国崇拜者”。（Sinophile）20岁以后他就接触到来华传教士及其他学者撰写的有关中国的书籍和报道，诸如《中国图志》、《中国贤哲孔子》、《中国现势新志》和《中国文献评注》等，并与一些赴华耶稣会士及欧洲汉学家时常通信。根据耶稣会士的著述和材料，他在1697年主编出版了《中国近事》（Novissima Sinica）并作长篇序言，该书包括关于康熙皇帝1692年允许传教士在华传教旨令的文章外，还有数篇在华传教士的信函记闻。1699年该书再版时，又加上了他翻成拉丁文的《康熙大帝传》（Historie del’Empereur de la chine）。在他晚年，1715年又向当时法国摄政王奥尔良公爵的顾问德雷蒙写了《致德雷蒙先生的信：论中国哲学》。这封长函和《中国近事》长达23节的序言，可称为当时欧洲贤哲研究中国哲学最有价值、闪烁思想火花的著名论述。
莱布尼茨是站在整个世界的高度关注和研究中国文化。他充分肯定了中国哲学崇高的地位和价值，甚为感叹中国哲学的内在联系和深刻思想。他强调中国文化的悠久。“中国是一个大国，它在版图上不次于文明的欧洲，并且在人数上和国家的治理上远胜于文明的欧洲。在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有一个及其令人赞佩的道德，再加上有一个哲学学说或者有一个自然神论，因其古老而受到尊敬。”这种哲学学说或自然神论远在三千年前，自然也在希腊哲学之前便已建立，极有权威。他批评那些轻蔑中国哲学的人“真是狂妄之极”。在其汉学代表作《致德雷蒙先生的信：论中国哲学》中，他认为中国哲学中的“理” 更多地是指哲学意义上的逻辑起点和终极原因，相当于“其他事物的第一推动者和理由”，与西方哲学中的“神”的概念是一致的。莱布尼茨主张存在“前定的和谐”，也就是儒家所称的“天道”，认为中国的天道、天命是天在运行中确定不移的法则，要服从理性的法则就必须顺天，以达到先定的和谐。他相信实体的世界是一个整体，是精神实体的不断继续充实提高。由此他自然赞同中国的“自然神论”或“无神论”，认为中西哲学是可以协调一致的。显然作为其哲学思想核心的“单子论”及“先定和谐论”受到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同儒家学说有许多一致之处。而且中国的著名的新儒家的“先天图”启迪了莱布尼茨，促使他将自己的二进制数学发明公诸于世，奠定了以后计算机的理论基础。
难能可贵的是，莱布尼茨抛弃欧洲中心论的偏颇，以世界主义的宽广胸怀，寻求中西方文化的异同，力图论证两者的互补作用，以糅合欧洲文明与中国文明。他努力比较中西文化的各自特长：指出欧洲文化的特长在于数学的、思辨的科学，但“在实践哲学方面，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绌了”。显然这里的实践哲学是指孔子儒学指导下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他高度评价孔子的垂教对个人生活和社会秩序所起的良好影响，并对康熙皇帝勤政仁慈、英明好学赞不绝口，希望欧洲能够从中借鉴。
在论述中国文化的古老和在实践哲学优于欧洲的同时，他极力强调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意义。他在《中国近事》序言中提出，分处欧亚大陆两端的中国与西欧这两大“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文明”，能够通过接触交流，互相裨益。他借重中国文明无情鞭笞欧洲基督教文明的狂妄自大：“我们以前谁也不信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我们伦理更完善，立身处事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从东方的中国，竟使我们觉醒了。”他忠告欧洲社会：“在我看来，我们目前已处于道德沦落难以自拔之境， 我甚至认为必须请中国派遣人员，前来教导我们关于自然神学的目的和实践，正如我们派遣教士到中国去传授上帝启示的神学一样。”因此，莱布尼茨深信借鉴中国文化对于促进欧洲文化的完善和发展十分有用，并在敦促和加强中欧文化和科技交流方面身体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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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布尼茨学贯西东，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国哲学兴趣浓厚，被称为“狂热的中国崇拜者”。（Sinophile）20岁以后他就接触到来华传教士及其他学者撰写的有关中国的书籍和报道，诸如《中国图志》、《中国贤哲孔子》、《中国现势新志》和《中国文献评注》等，并与一些赴华耶稣会士及欧洲汉学家时常通信。根据耶稣会士的著述和材料，他在1697年主编出版了《中国近事》（Novissima Sinica）并作长篇序言，该书包括关于康熙皇帝1692年允许传教士在华传教旨令的文章外，还有数篇在华传教士的信函记闻。1699年该书再版时，又加上了他翻成拉丁文的《康熙大帝传》（Historie del’Empereur de la chine）。在他晚年，1715年又向当时法国摄政王奥尔良公爵的顾问德雷蒙写了《致德雷蒙先生的信：论中国哲学》。这封长函和《中国近事》长达23节的序言，可称为当时欧洲贤哲研究中国哲学最有价值、闪烁思想火花的著名论述。
莱布尼茨是站在整个世界的高度关注和研究中国文化。他充分肯定了中国哲学崇高的地位和价值，甚为感叹中国哲学的内在联系和深刻思想。他强调中国文化的悠久。“中国是一个大国，它在版图上不次于文明的欧洲，并且在人数上和国家的治理上远胜于文明的欧洲。在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有一个及其令人赞佩的道德，再加上有一个哲学学说或者有一个自然神论，因其古老而受到尊敬。”这种哲学学说或自然神论远在三千年前，自然也在希腊哲学之前便已建立，极有权威。他批评那些轻蔑中国哲学的人“真是狂妄之极”。在其汉学代表作《致德雷蒙先生的信：论中国哲学》中，他认为中国哲学中的“理” 更多地是指哲学意义上的逻辑起点和终极原因，相当于“其他事物的第一推动者和理由”，与西方哲学中的“神”的概念是一致的。莱布尼茨主张存在“前定的和谐”，也就是儒家所称的“天道”，认为中国的天道、天命是天在运行中确定不移的法则，要服从理性的法则就必须顺天，以达到先定的和谐。他相信实体的世界是一个整体，是精神实体的不断继续充实提高。由此他自然赞同中国的“自然神论”或“无神论”，认为中西哲学是可以协调一致的。显然作为其哲学思想核心的“单子论”及“先定和谐论”受到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同儒家学说有许多一致之处。而且中国的著名的新儒家的“先天图”启迪了莱布尼茨，促使他将自己的二进制数学发明公诸于世，奠定了以后计算机的理论基础。
难能可贵的是，莱布尼茨抛弃欧洲中心论的偏颇，以世界主义的宽广胸怀，寻求中西方文化的异同，力图论证两者的互补作用，以糅合欧洲文明与中国文明。他努力比较中西文化的各自特长：指出欧洲文化的特长在于数学的、思辨的科学，但“在实践哲学方面，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绌了”。显然这里的实践哲学是指孔子儒学指导下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他高度评价孔子的垂教对个人生活和社会秩序所起的良好影响，并对康熙皇帝勤政仁慈、英明好学赞不绝口，希望欧洲能够从中借鉴。
在论述中国文化的古老和在实践哲学优于欧洲的同时，他极力强调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意义。他在《中国近事》序言中提出，分处欧亚大陆两端的中国与西欧这两大“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文明”，能够通过接触交流，互相裨益。他借重中国文明无情鞭笞欧洲基督教文明的狂妄自大：“我们以前谁也不信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我们伦理更完善，立身处事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从东方的中国，竟使我们觉醒了。”他忠告欧洲社会：“在我看来，我们目前已处于道德沦落难以自拔之境， 我甚至认为必须请中国派遣人员，前来教导我们关于自然神学的目的和实践，正如我们派遣教士到中国去传授上帝启示的神学一样。”因此，莱布尼茨深信借鉴中国文化对于促进欧洲文化的完善和发展十分有用，并在敦促和加强中欧文化和科技交流方面身体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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