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一期的《南风窗》（2009年第13期）杂志，推出了独家策划系列报道“九大学校长访谈——大学怎么办？”，采访了中国科技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和台湾大学9所名校的掌门人。

访谈的导语写得出神入化，寥寥数语，把对受访者的最深印象和核心观点跃然纸上。如对中国科大校长侯建国的描述，“他身体前倾，乐于倾听，而不是仰靠沙发，表现出对对话者的尊重。”对南京大学校长陈骏的描述，“在爬满常青藤的北大楼校长办公室，执掌帅印3年的陈骏接受本刊记者采访，首次袒露他的治校方略‘这还在我心里想着，还没来得及和我的同事交流。’说罢，他哈哈大笑。”

9所名校的掌门人情怀各异。中国科大校长侯建国自信而谦逊。他对科大的成就和前景充满自信，对大学治理中内部权力布局有着清醒的认识，从他身上可见科大人的理性和务实。同时他对正在进行的教育规划充满期待。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充满理想主义、富有决断力和执行力，他把复旦推行数年的“通识教育”改革置于大学应高扬理想主义的旗帜的语境，他对中国大学冲刺“世界一流大学”带有审慎的期待，他希望复旦能成为一所真正意义的“中国的大学”，而不是东方的哈佛。

中国人大校长纪宝成富有战略高度，如同他在三年前国务院总理召集的那场校长座谈会时的发言一样，他的访谈内容着眼宏观，“高等教育大众化”、“高校办学自主权”、“教育产业化”、“大学生就业难”等等，是他关注的重点。这位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出身的大学校长，在解答“政府和大学的关系”、“大学行政化”等问题时，常语出惊人，但不乏矛盾。

分子生物物理与结构生物学家、南开大学校长饶子和具有教育家的情怀。他把南开的创始人张伯芩，称为“张伯芩公”以示尊重；他认为高考是普通老百姓、穷人和没有权势的人走向社会取得出路的最重要、最后的机会；他认为“教育家办大学是高等教育的本质，是其未来的方向”。饶子和的访谈，让人读着贴心，感觉实在。

南京大学校长陈骏对自己所执掌的这所百年名校的发展，有着精心的设计，他已编制好了南京大学冲刺世界一流大学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对2009年秋季即将推行的本科生教学改革如数家珍，透过“三三制”原则，我们看到，在高等教育迈入大众化阶段的历史背景下，南京大学在尊重学生自主选择、培养学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以及促进多元化发展方面的清晰思考。

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对山大的发展也有着理想化的思考，比如，参照美国加州大学系统，建设山东大学系统——在理论上这是完全可行的，在大学内部的制度设计上也不存在障碍，但是宏观的政策容许这么做吗？他把山大定位为“中国最有德行的大学”，这是文化层面且不可量化的定位，显然在纷繁的大学排行榜中“德性”无法找到明确的量化指标，即便如此，在一个整体浮躁和向钱看的时代能旗帜鲜明的标榜大学的德性值得赞誉。

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是校长队伍中的新闻人物，“高尔夫球论”曾把这位富有思辨才华和责任感的校长推到舆论的风头浪尖并倍受指责。其实，高尔夫球论最好的展现了朱崇实对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中国大学体系分层治理的思考，“1%的大学应该有更高的目标和追求”，培育精英型人才、建设研究型大学便是1%大学的使命。当鱼龙混杂和学术舞弊如今成为各级各类大学的普遍现象时，我们会对朱崇实大学应分层治理的思考致以敬意。

香港科技大学校长朱经武为我们展现了多元文化交汇背景下大学制度创新的思考。他为内地纷纷推进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并不乐观，“这个愿望很好，但不是很实际”；他认为内地大学数十亿的债务理应由政府埋单，因为大学不是盈利性组织，“贷款”办公立大学在逻辑上不成立；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为国家造就人才，要达到这个目标，可以有很多不同方式——在部门本位主义盛行的内地，这一表述虽为常识，但很有价值（四年前我曾写过一篇介绍香港科大的文章，见http://www2.seu.edu.cn/~xcb/ddb/1000/news0601.htm）。

台湾大学校长李嗣涔的访谈让人体会到较深的文化积淀，“品牌代表着高校良好的办学质量，代表着某种成功的文化气质，预示学生今后的社会地位，昭示着高校的悠久历史，是高校多年积累的一种优质教育资源，也是事关自身长远发展的一种软实力。”

“如果说其他领域改革的核心是利益分配，那么教育改革的核心价值是希望与梦想。”《南风窗》本组专题的策划者说。

今天的大学，能否给这个国家和时代确立梦想，为人们设置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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