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好汉的气候条件

“不到长城非好汉”，听起来多么豪迈？可是你知道吗，长城的历史地位，是近代抗日战争时期才有的，明代长城叫边墙，明代之前的长城早已湮没不闻，所以有人拿马可波罗没有提到长城来反证马可没有到过中国，其实是十分荒谬的，因为我们知道的长城大部分都是明代修的，有着强烈的气候变化的背景。只有更好地认识到其中隐含的气候变化周期，我们才明白明代草原威胁的性质，明代朝廷不和的根由、决策长城的荒谬性和长城地位的政治性。

第一，  草原威胁的由来

有人总结出我国周边游牧民族方面的进攻原因：a,人口压力。B, 某些物资的匮乏，比如铁器和药物.C草原团结的需要。其实后两条都是第一条的结果，那么人口压力从何而来？当然是气候变化的结果。当气候逐步变暖，导致草原民族人口早衰的气候条件突然改善，于是草原人口突然暴涨，就有南下的冲动。具体说来，秦赵燕长城都是在公元前300年前后，这是一个气候转折点，从春秋时期的暖相气候向冷相气候发生转折的重要节点。罗马消防从这时开始，希腊文明的《几何原本》突然出现，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从肉食向素食转变（因为野味减少，也因为人口增加），加速了从火耕向农耕经济的转变。由于标准的气候周期总是30年暖相，30年冷相，在30年的暖相周期，足以产生足够的人口压力（草原人口暴涨），当冷相周期来临之时，草原物产暴跌，于是就需要向南方迁移了，有时暖相气候也会发生入侵的危机，这是远征后勤得到改善的结果。成吉思汗的突然爆发，就有气候变化的贡献。这是中国3000年朝代兴衰的气候背景，也是推动文明发展的气候动力。

细看下图所列的明代九边镇的营造长城始发时间，你就会发现其中的气候周期性。

明代长城最早仅仅是一些据点，比如徐达在1381年和李肇在1432年的军事屯聚点。只有1471年前后开始建设的长城，才是为了整体国防而建设的长城发端。而1477年是那时最冷的冷相气候，1510是暖相气候的高峰，接下来分别是1540和1570的气候转折点，对应这4个节点，明政府都开工了长城建设，这一方面反应了气候对江山物产的影响（有钱第一），另一方面反应了气候对草原人口的影响（威胁第一），在气候周期的波动之下，有明代长城的建设周期性。

第二，  明代边防政策的矛盾性

最近看了一本书《长城：从历史到神话》，美国汉学家ArthurWaldron（林蔚）所写，分析了长城决策的种种政治因素，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明代决策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却没有相应的朝廷机构分担，就导致没有统一的国防政策，最终大家唯一可以共同接受的国防方案，就是造长城。

由于制度性的问题，明代开国皇帝洪武废除了宰相职，造成权力分散的居民，给权力集中带来很大的困局。继承者朱棣没有感到这个风险，因为他也是马上将军，亲自上战场杀敌的狠角色。可是以下的皇帝，都没有他们的决策力，也没有集中高效的决策机构，因此缺乏统一的国防政策。

清代最著名的“疆防”和“海防”危机，在明代就曾经发生，只不过邻居的实力不强，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但是中央机构的决策能力，在这些危机中暴露无遗。明代的兵户制度，虽然是为了解决兵饷支出而提出的办法（朱元璋是个大魔头），可是发展到后来，兵饷成为全社会最大的噩梦，这是因为制度制定之时发生在冷相周期，可是对付不了暖相周期的天灾人祸，于是明朝历时276年，刚好4.5个气候周期而亡。对比之下，清代历时268年，刚好4.5个气候周期也亡了，气候周期是朝代兴衰的背后推手。

明初其实面临着一种路线选择。早期气候还算温暖，便于军事后勤，所以太祖和成祖都是尚武和远征的赞助者，通过远征建立了庞大帝国，根本不担心边患。可是经历了一次暖相气候导致气象突变产生的土木堡大败之后，颜面尽失，开始采取守势。明代中期，鄂尔多斯的战略地理位置被一个海南的小官丘训发掘，已在朝廷引发很大的争论。当时存在远征或通商的选择。远征成本高却无胜算，因为皇帝的年龄和经历都不允许远征，特别是在经历土木堡之变以后。而开门通商的看法，是讲求实际的北方人的看法，受到南方程朱理学伪君子的大力阻拦，于是各种意见折中的结果，就是大造长城。中国统一的历史，就是南方开发的历史，也是南北人才斗争的历史。

第三，  决策长城的荒谬性

明代政治，最大的问题是南北人才不和带来的重大隐患。说起明代的朝廷政治，最麻烦的就是内斗问题，为什么会内斗？就是南方经济发展起来之后，产生了大量的人才，这些南方人才到北方朝廷之后，讲面子（程朱理学），谈道德，好打仗，喜空谈，脱离北方民族的实际观，给中央政府的决策过程带来很大的困扰。明代的边患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中央政策逼出来的，北方民族人口激增需要各种货物，中央政府却关上大门，不是邀请他们过来抢掠吗？南方倭寇之乱，也是错误的封海政策给逼出来的。

那么，明代朝廷为何产生南北人才的差异？这又是气候变化的结果。香港医学史梁教授其姿很早就注意到，中国历史上有4次人口突然下降，是没有战争，没有饥荒造成的，很可能是传染病流行的贡献。而我拿气候周期一对比，就发现这4次集中的瘟疫发生，都是在暖相，也就是说，如果气候变暖，南方的开发就会受阻，因为大面积的“瘴疠”，让南方移民中的男人丧失劳动能力，男女比例过低（比如当代的越南），还会产生很多后遗症，如痴呆。所以，中国人口的瓶颈是暖相气候带来的瘴疠（或温病），这一点在1640年前后的天花流行中最为显著（只不过一代人的时间，战争饥荒和瘟疫让中国人口退回到汉代水平）。从公元一世纪到十世纪，中国人口一直维持在6000万左右，就是南方瘴疠对北方移民的阻击作用。

那么为什么明代人口开始显著增加？15世纪开始，中国的气温逐步下降，南方人口显著增加，表现在朝廷里，就是南方的乡党政治开始抬头。不问对错，只看同乡的党争政治，一直持续到崇祯末年。准确说来，是1421年荷兰发生了一次大火，导致了荷兰的技术领先了欧洲3个世纪；而同年北京故宫发生的一次大火，则彻底结束了郑和下西洋的开放国策，中国开始闭关自守，造长城自娱。不幸的是，这一次的全球变冷对于中国开发南方湿热的环境是十分有利的局面，一旦困扰南方移民的儿童疟疾问题突然减轻之后，儿童死亡率突然下降，整体智商突然增加，于是南方人才在中国社会的地位就逐步提高了。中国徽州的虎患，最早发生在1443年前后，就是这一轮气候危机带来人口的压力，人口的入侵压缩了老虎的生存空间，当气候再次发生变化，老虎就开始反抗，大面积的老虎吃人现象，是老虎族群对气候变化的响应，也是南方人口压力的间接表现。

限制困扰中国人的程朱理学（或称新儒学思想），本来就诞生在徽州这个人口密集，高温潮湿的地方，其地方性特征被放大到全国之后，产生的制约作用就相当可观了。今天我们认为中国科学落后的重要原因是新儒家思想，关键在于地方文化对于全国政治的影响，就是导致唯心主义流行，不能探索自然的哲学背景。

第四，  长城地位的政治性

我国对长城地位的尊崇，是从抗日战争开始的，我最近才知道，“不到长城非好汉”是毛泽东胡诌出来的，不是明代的看法，明代的看法是边墙，根本没有民族象征的含义。因为当时满洲已失，长城成了对抗日本的主要关口，无论是喜峰口大战，还是各种长城保卫战，都推崇长城的守卫地位，可是带来一个历史学上的悖论，即俄国学者提出，中国之所以重视长城，因为长城是中国的天然北界，长城以北不是中国的，这是令人尴尬的结果。长城是我国某一朝政府无能决策的结果，怎么能够说是疆域呢？

打造长城背后的意识是，我只关心眼前的危险，以后的危险是一座城墙解决不了的。所以打造长城和古代的宵禁政策一样，都是着眼于眼前的风险，是应对危机的短时解决办法。以后疆域是变化的，人口是流动的，长城怎么会永远解决的边疆问题呢？“网上长城”的性质，与明代长城的地位是一样的，只能解决眼前的稳定性问题，不能解决长远的制度性问题，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