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余秋雨--阅读的挑战

　　常逛书店，但像万圣书园、西单图书大厦这样过于丰盛的书店却不常去。坐井观天能把视线内的天看得仔细，一旦跳出井来，把目光投向那个无边无际的存在，眼神不够使了，于是惶恐，有压迫感。可是老坐井里也不是个事，看着一片蓝蓝的天，就要做天外天这个蓝蓝的梦。近来想出个好办法，在路过的时候顺便造访，用网格化的方式，每次只逛某个区域。一个月前，在西单图书大厦，浏览了文学类的书，选中几本书，包括余秋雨的《北大授课》和《中国文脉》。

　　阅读对于我，意义主要不在消遣，也不在谋生，而是挑战，通过阅读，发现自己的偏狭、无知，随即庆幸又给自己支离破碎的知识体系打了几块补丁。

　　读余秋雨的书，挑战却提前到了阅读前。对他本人，他的作品，有太多的批评，让人嘀咕：有必要读他的书吗？读他的书，是不是表现出自己见识太低呢？

　　对余秋雨个人的批评，主要是针对他在文革中的行为。他曾是当时上海红极一时的写作班子中的成员，余秋雨的本家余杰的《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据此言辞激烈地批评他。本人不太喜欢余杰的极端，但我喜欢的易中天、沙叶新等人对他的品行也颇有微词，2008年，汶川地震，余秋雨有“含泪劝告请愿灾民”，一文，要求请愿的遇难子女的家长识大体、明大理，意思是，别在救灾中添乱，各级政府会妥善解决建筑质量追责等问题的。可问题是：当代社会，公民不该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主张吗？我们还要沿袭让官家为民作主、一切指望明君、清官的老路吗？少了来自民间的压力，行政部门能自然而然地纠正自己的过失吗？

　　可是，就算余秋雨品行中不完美，就不该阅读他的作品吗？读过几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奈保尔的书，作为出生于加勒比海、成名于英国的印度裔作家，他的作品有独特的视角、独特的关怀，生动的叙述中弥漫着哀伤、无奈，很耐读。可是他却被称作恶棍，因为他自私、小气，嫖妓、种族歧视、折磨妻子、奴役情妇。有必要因为他的不端品行而拒绝读他的书吗？胡兰成曾在汪伪政府任职，却写得一手好文章，余光中称赞说“胡兰成于中国文字，锻炼极见功夫，句法开阖吞吐，转折回旋，都轻松自如，游刃有余，一点不费气力，‘清嘉’而又‘婉媚’”，读他的书，欣赏文字、感受中国文化，也不等于认同他当年的政治立场嘛。经历过文革的人，有必要反思当年，可是，扪心自问，如果自己早出生几年，经历了那个年代，能表现得更好吗？我没这个自信，不能保证自己既能看得明白，又有足够勇气。而且，当年以余秋雨的名义发的文章，并不完全反映他本人的想法。

　　不读余秋雨的另一个理由，是他的作品有硬伤，这硬伤主要还不是常识性错误，而是因辞害义的表达方式。以大历史为依托写文化散文，需要较强的驾驭能力，有失实之处可以理解。可余秋雨过于追求表达的清晰、语言的生动、情感的优雅，却让事情本身失了真。正如李书磊批评的“他下笔总是把背景和多种的成份删减得非常简单，把故事熔铸得很纯粹，纯粹得可以一无障碍地表达他强烈的抒情意向。而强烈的抒情意向往往也都十分弱，遇到哪怕是些微非抒情杂质都会顷刻瓦解，所以作者必须毫不犹豫将这些杂质排除”。不过，这只是说余秋雨的文化散文表达的主张有偏颇，但并非不可取。他的作品比文化学者的生动，比文学家的更富内涵，已经很不错了。阅读是个性化的，与个人的能力相关，自己喜欢，读就是了。

　　再读余秋雨--儒生向远方去

　　《北大授课-中华文化四十七讲》是余秋雨在北大讲课的实录，曾以《问学余秋雨》为名出版过。

　　这本以中华文化为题的书，大部分篇幅讲的是秦汉以前。在讨论文化时，时不时地转到对文化人评论上。他呼吁尊重文化人：“国民素质的提高,应该表现在对于精神等级的承认、梳理和守护,表现在大家对于高层思考者的尊重、保护和礼让。”。余秋雨把西方知识分子分为两类，一类是康德所说的“敢于在一切公共场合运用理性”的人；另一类源自法国，认为知识分子是能够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批判的人”，余秋雨欣赏前者，它比后者更与主流合拍，与中国君子的特点类似，比较中庸而不造成悲剧性。

　　余秋雨认可文人相轻。他分析说，余秋雨分析说：文人间往往相互攻击。“中国的上层社会统制严密、地盘不大，因此精英分子大多表面斯文，实际排他，时时准备着互相攻击”，相比之下，“下层社会辽阔松散，无权可争，因此普通民众大多自食其力，又能在天灾人祸中守望相助。”

　　好的文人不仅会被其他文人轻看，也未必被民众接受，“天下最优秀的农民，不一定有最好的收获。天下最优秀的工匠，不一定都能够让人们满意。”。所以余秋雨讲，作为真君子，不能迁就民众，而是要“以一种高水平的方式走得很远，再回头看看一路上被接受的程度，这也等于考察了百姓”，“在人民的接受度和我们的理想之间，就是真君子的立身之所。”

　　文人那缺少慰藉，百姓那缺少理解，那就只好“生活在别处”了。从整体上把自己抽离出来，放逐到陌生之地，面对另一个世界。造就另一个天地，另一个自我。这个自我甚至与原来的自我也距离很远，有可能产生冲突，极少和解。

　　近年来，余秋雨在国内外频频做文明之旅，“面对千恣百态的生态和心灵，学会感受、学会思考、学会表述”，这也算是种生活在别处吧。

　　论语讲，有朋自远方来，余秋雨推崇，儒者向远方去。

　　再读余秋雨--文化之旅

　　《北大授课》的主要篇幅还是讲中国文化。余秋雨对文化传统做了如下点评。

　　老子的学说过于彻底了，对现实社会来说，是一种理论假设。他用减法的哲学把中国人的思维引向简约、质朴。庄子更是凭借奇妙的想像力，意蕴丰富的寓言，得到了诗化的自由。

　　孔子创造了一个可亲可爱的思维方式，以家庭伦理为基础进行社会结构的重建，由此，政治变成了自然伦理，而君子则作为这种社会的支撑，实践、引领和监督好的人格。中庸之道加上君子之道，是儒家的灵魂所在，也是中华文化的灵魂所在。

　　墨家代表社会底层，中国民间许多公认的品质并不完全来自儒家，似乎更与墨家有关。比如重诺言、行侠、仗义、朴素、牺牲精神等。墨子的兼爱、非攻就是博爱与和平，它更多反映底底民众想法。墨家的毛病出在极端化和权力化这两个方面。

　　对屈原，余秋雨强调他生活在别处的心态。在政坛，没有明确政治主张的小人容易得到更多的盟友。屈原具有理想化的洁癖，所以心态上缺少弹性，但政治中难寻高贵和纯洁，孤独、悲愤下，投江也就不难理解了。苦难造就了屈原，但余秋雨在此也提醒，过度坎坷会毁坏一个人的人格。

　　对佛教传入中国，余秋雨总结出四条理由：第一，别的学说虽然也会涉及人生，却不会集中地关注人生。只有佛教，全部聚焦于人的生、老、病、死，研讨如何摆脱人生苦难。第二，佛教经典很多，教义很深，但基本立论却干净利落，鞭辟入里，不像其他学说那样绕来绕去说不透彻。第三，佛教因戒律明确，为人们显示了参与规则。第四，佛教有一个严整而可以辨识的弘法团队，他们有序、集中、大体统一、代不绝人，成了佛教教义的人格示范。

　　余秋雨推崇盛唐，他赞扬道：盛唐，是一种摆脱一元论精神控制后的心灵自由，是马背上英雄主义的创造性 欢乐，是具有极高审美水准的艺术聚会，更是世界多元文化的平等交融、安全保存。 凡此种种，并不完全出于朝廷的政策，而是出于一种全民心态，就是“集体无意识”， 源于深刻意义上的“文化”。

　　读这本书，能激活思维，打开思路，但对了解中国文化，只起了接引的作用，不够厚重。